博古掀了掀鼻梁上的玳瑁眼镜，瞅瞅黄超，又偏着脑袋瞅瞅张国焘：“有这等事？红军的枪支弹药如同生命一样的宝贵，怎么能随随便便调换呢？一定要追查！”
张国焘说：“这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战士宁可不吃宝贵的牛肉，而用来换子弹，这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首长的安全，为了去战胜敌人？我已说过，可以拨一部分部队给一方面军，枪支弹药也可以支援一些。这些在未兑现之前，战士们未经请示，在下面做这样的交易，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邦宪老弟不必太认真了。”
博古顿时感到身上已被无形的子弹打穿了若干个窟窿，同时他觉得他和他的警卫员，不，整个一方面军，在这位财大气粗的“帅主”眼里，简直就是一群乞丐，正举着破罐烂碗向他凄哀告怜——在那张笑容满面的脸上和那些甜言蜜语的背后，博古饱尝了羞辱的滋味。他把脸调正过来，两眼望定门外那条青石路面蹶蹶地走了。
张国焘惬意地笑了，如同赢得了一场小小的战役。
到目前，除了毛泽东以外，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们几乎都来拜访过他了。或许他想，毛泽东只有到了一定的时候，才会来同他交谈。
吃早饭时，他举筷子击了一下碗边，便仿佛听出了一种玄妙的韵致。他对黄超说：“部队要开拔了，我们也该走了，出于礼节和情谊，你说我这个军委副主席应不应该邀请一下新组成的左路军负责人，来这里小聚一下？”
黄超马上附和道：“主席想得很周到，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应该邀请他们一下。”
于是，张国焘要黄超向彭德怀、聂荣臻下了前来吃午饭的邀请。
彭德怀、聂荣臻应邀来到张国焘的住处。
张国焘非常热情地同二人握手：“彭总指挥，你的大名我可是早有所闻，如雷灌耳！今天得见，分外高兴。哈哈，聂政委，我们可是老朋友了，南昌暴动时你在起义军第十一军当党代表，转移潮汕后，我潜回上海，你转赴香港，一晃就是8年！想不到今日在此相聚，真是有缘啊！”
彭德怀憨憨地笑，似乎还没有找到十分贴切的话要说。
聂荣臻以稔熟的四川口音搭讪道：“张主席，南昌暴动时，你是中央特派员，十一军本来想请你去讲讲话，只因战事突发，军情紧急，我们也只匆匆一面便分手了。”
“是啊！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张国焘一边感叹着一边请二人入座。“你们一、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西征以来，立了大功喽！你们很辛苦，今天略备小酌，以示慰劳。”
一桌筵席搞得颇为丰盛，除了当地的烧烤羊肉、红烧牛排外，还有几道炒菜，荤的素的满满摆了一桌面。主食有青稞面、米饭和白面馒头。
当热腾腾的白面馒头端上来时，聂荣臻小声与彭德怀打趣道：“老彭，咱们的老‘肚’恐怕有好几个月没填过白馍馍了，呆会儿咱们每人至少要干掉它两个！”
彭德怀笑着点点头。
酒是土陶瓶装的五粮液。陪客的黄超十二万分热情地打开瓶盖给各位斟酒，浓郁甘淳的酒香立刻溢满了全屋。
聂荣臻拿起酒瓶端详一番：“嗬！这可是我们四川地地道道的名酒啊！听说从明代万历年间就开始生产，至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了。张主席，你这是从哪里搞来的？”
张国焘只是笑笑，话留给黄超代替说了：“说来也巧，这是我们在江油县两河口打土豪搞到的，今天拿出来特意招待二位将军。”
彭德怀向聂荣臻打了个对视，抿了抿嘴，想说什么却还是没说。
张国焘端起酒杯：“二位将军请！来敝处薄酒一杯，不成敬意，聊备小酌，算是洗尘。”
彭德怀只是象征性地将嘴唇挨了一下酒杯，开言道：“琼浆佳肴，如此丰盛，张主席实在太客气了，我们是一家子人嘛！”
聂荣臻实实在在呷了一口酒，然后笑道：“张主席如此盛情，弄得我们不知该是吃还是该是喝好了。”
张国焘放下酒杯，亲自给二人碗里夹菜：“你们一定要吃好喝好，难得一聚，借此也随便聊聊。年初，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时，四方面军正在宁强地区与敌鏖战。中央来电说，要我们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亟待会合。我们当时也不知你们的确切位置，只有通过敌人的情报和老百姓的传说，来推测中央红军所在的大概区域。”
彭德怀诚挚地说：“当时主要是军事路线出了毛病，中央红军才被迫突围西征。军事指挥的错误，部队深受其害？所以不得不在遵义开会解决。”
聂荣臻说：“两军会师，我们看到四方面军队伍强大，装备很好，特别为我们准备了那么多慰劳品，这可真要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张主席呀！”
张国焘连连摆手道：“两支部队，亲如兄弟，同甘苦共患难嘛！我来抚边，看到一方面军的弟兄甚为疲劳，一眼便知历尽了千辛万苦。错误路线造成的惨痛损失，孰知所诉，真令人锥心泣血！哦，现在队伍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对此二位有何高见？”
彭德怀说：“这是会议已定之策，根据形势判断，只有北进，才可能摆脱目前的困境。如果成都三打两打即可得手，那我们又何苦非要北上呢？”
聂荣臻说：“成都素有天府之国的称誉，眼下蒋介石正把它当作一块肥肉来引诱我们哩！”
张国焘见二人力主北上，也就打消了某个念头，话锋一转道：“在会师宴会上，恩来同志说，一方面军减员很大，我说可以从四方面军拨一部分兵力补充。今天请二位小酌，也就是为这个意思。”
彭德怀向聂荣臻回了个眼神，然后憨憨一笑：“有道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张主席给多少兵力？”
张国焘说：“先拨给你们两个团怎么样？以后有困难还来找我。”
……
吃罢午餐，彭德怀、聂荣臻从张国焘住处出来回驻地。
二人沉默地走了一段路，聂荣臻问彭德怀：“老彭，你说张‘帅主’为什么要请我们二人吃饭？”
彭德怀笑笑：“看得起我们呗。”
聂荣臻摇摇头：“这里面有文章啊……”
彭德怀说：“人家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聂荣臻风趣地说：“别说拨两个团，就是两个师我也要。”
说罢，二人哈哈而笑。
4.寻找合点，毛泽东与张国焘潇洒散步
6月28日，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这一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两军主力分左、中、右3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于红军向北作战，胜利进入甘南。
6月30日，张国焘动身返回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同时中央派出的慰问团也启程去四方面军进行慰问。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前来与张国焘握手话别，场面尤为热烈。在步出河口镇时，张国焘一直和毛泽东肩并肩地走着，其他送行的人渐渐放慢了脚步，同前面走着的两个高大的身影拉开些距离。
毛泽东面孔略显烟容，张国焘也是如此。彼此亲切交谈，看上去是那样的情投意合，十分融洽，仿佛忘了话别，而是在一起潇洒散步。
毛泽东：“国焘兄，论起你我相识，少说也有十六七个年头了吧……”
张国焘：“那是在北京，五四运动前夕。”
毛泽东：“那时我在北大图书馆当雇员，而国焘兄是北大的高材生啊！又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北京学联总干事。”
张国焘：“惭愧，惭愧，润之兄真是好记性！那时书生意气，全凭一腔热血，赤手空拳，不晓得武装革命的道理哟！”
毛泽东：“五四运动高举的是反帝反封建和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现在正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接过来继续举下去。”
张国焘：“是啊，我们一定要举下去。”
……
二人将话题拉得很长很远，似乎都在往昔的足迹中寻找合点和发现彼此同道的动因，从而达到现实的一种默契。
还是在长沙一所中学就读时，年仅19岁、被人称作“乡巴佬”的毛泽东，便从商鞅变法的一个“徙木立信”的故事中看出了国民的悲哀：
是说公元前359年，商鞅为富国强兵，舌战顽儒、说服了秦王，要在秦国实行变法。为取信于民，他派人在栎阳城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在一旁贴了一幅告示：谁能把木杆扛到北门口，赏子十金。围观者众多，却无人敢扛，人们不相信只是扛一根木杆就会得到赏金。又隔一日，告示上的“赏予十金”改成“赏予五十金”。大伙更觉奇怪。终于从人群中走出一个醉汉，抱着木杆到了北门口，守门的官吏果然赏给他五十金。这件事传开，老百姓才知道商鞅执法如山，说一不二。
毛泽东选择这件事做了一篇《商鞅徙木之信论》的作文。他说：
商鞅之法，……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俱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这就是青年毛泽东得出的结论。中华民族几遭沦亡之惨境，根子在民智暗愚；改革社会，救国图存，必先是人心民心的改造。他看到的是，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制度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治标不治本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得日益衰弱。所以他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他渴望能有“明究天人之际，精通古今之辩，救济时势之危”且集养身、进德、修业、建功于一体的“大气量的人”横空出世，由他们来张扬大纛，号召天下，摧陷廓清，从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他在长沙第一次见到报纸——孙中山的机关报，曾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他主张建立民国，并提出请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一时在学校引起轰动。
但是，令青年毛泽东失望的是，环顾近世人世，很少有这样“大气量的人”出现。他认为当时赫赫著名的风云人物有三位：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尽管孙、袁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远在康有为之上，但他认为三人中“独康似略有本源”。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孙中山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尽管有大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造成中国历史性巨变，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建国的方略及其哲学思想，似乎并未使他膺服。至于重蹈帝制覆辙，成为干夫所指的袁世凯，毛泽东则贬斥道：“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主任，其胸中茫茫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这样的人，属奸雄而非救世的人杰，不足多论。康有为之所以看似略有本源，是因为他不仅为变法的先驱和领袖，而且精通经典，大量著述立说，广为施教，颇有圣贤气象。但康、梁从改良维新走向保皇，不能不令人痛惜叹惋。
青年毛泽东陷入苦苦的思觅和探索：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两年后，怀着强烈的个性意志和盛时忧国继而济时昌国理想之志的毛泽东，又走进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成为他最崇敬的修身课老师杨昌济门下的三位得意弟子之一（另两位是蔡和森和肖子升）。很显然，一个在青年时代缺少特殊抱负的人，是难以从偏僻的韶山乡村走向北京，缔造一个共和国的。
1918年，杨昌济老先生去北京大学执教，他写信给三位得意弟子，该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蔡和森即代表长沙学生赴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20名学生在这年秋天启程赴京。先是步行，然后乘船到武汉，接着换乘火车北上。火车行至漯河北面的郾城时，遇沙河发水，铁路被冲毁。有同学沮丧地说，去北京就这样困难，到法国要漂洋过海，还不知困难会有多大呢！毛泽东说，中国正是黑夜茫茫，风雨如磐，四万万人在水深火热中煎熬，我们立志救国，还怕这些困难吗？
青年毛泽东已与苦难深重的祖国结下生死情结！
他和他的同伴步行千里到了北京。经杨老先生介绍，他结识了《新青年》杂志的主要创办者——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学长的陈独秀和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曾一度成为他崇敬的楷模。
因为清贫与穷困，毛泽东等8位学生就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一所破旧的小院里，8个人住一间长不到一丈、宽不足八尺的小屋，晚上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条炕上睡觉。为抵御北方冬天的严寒，8个人只能凑钱买一件大衣轮流穿。
后来，毛泽东在杨老先生的帮助下，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姓名。月薪8块大洋。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在北大读书兼学生会总干事的张国焘。老实说，当时毛泽东并没有给张国焘留下多么深的印象——也许在他和诸多学子看来，一个被临时雇来为大家服务的图书管理员是不足为轻重的。
毛泽东只能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那些领导和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佼佼者。他曾经试图与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似乎都很忙，他们没有时间去听一位来自长沙的普通青年人、一个图书馆雇员讲他们不大懂的南方话。
他感到寂寞。
经杨老先生费了一番功夫，给他搞到一张听课证。一次，正逢胡适教授讲课，他斗胆向胡提出了一个问题。当胡得知他只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博学而潇洒的教授拒绝与他交谈。胡那时是个著名的激进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