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阴谋家之死
副处长齐建国走到了人生一个重要的抉择路口，这位49年出生的52岁的副处长，要和57年出生的44岁的另一位副处长杨大照竞争处长的位置，因为处长要退休。
杨大照硕士研究生毕业，专业和处里的工作对口，又年轻，当之无愧地要接处长的班，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没人怀疑。齐副处长也承认这种现实，自己的那个大专文凭是靠读函授熬出来的，年龄又快到站了，但是他不服气，他历练人生的另一个优势，年轻的杨副处长不具备。这是自己生命中的一个坎儿，这次上不去，在仕途上今后就没戏了。一定要拼搏一场！坚定的齐副处长斗志昂扬地想。
齐副处长出招了，但不是光明正大的，而是阴谋诡计。他先让自己嫉妒的心里充满对对手的仇恨，这是一种比仇恨还仇恨的仇恨，杨大照不死，他将不能活。于是他用嫉妒和仇恨的心理广泛收集编造杨大照罄竹难书的罪状，然后把罪状分别匿名寄到了能决定杨大照命运的各级领导手里。
齐建国完成了第一步写匿名信的阴谋之后，开始进入了第二步的紧张状态。他怕领导接不到，他怕领导接到不相信，于是又怕又担心又紧张。一个月后效果出来了，上级组织部门来找他谈话，并进行了提升暗示。之后，杨大照明显地受到了冷落。
齐建国的阴谋得逞了，紧接着进入了第三步的状态。齐建国怕周边的人民群众和杨大照发现他的阴谋。于是开始了假装和掩藏。他处处谦虚，处处表现自己不行，处处推崇杨大照。尽管这样，他回家还是天天晚上做噩梦，梦的大致内容几乎都是阴谋被揭穿，自己得到了一个狼狈不堪的下场。
无论齐建国怎样欲盖弥彰，当阴谋进入了第四步，也就是宣布齐副处长荣升齐处长时，有觉悟的领导和群众还是怀疑他搞了阴谋。搞阴谋诡计不是他齐建国一个人的专利，这在我们泱泱的华夏古国有多么悠久的历史呀，古人曾经把它总结成三十六计。况且这种人才在历史的发展中就从来没有过青黄不接，几乎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齐处长怕杨副处长报复，他上任后进入了心理的恐怖时代，每天都在恐慌中防范。他去庙里烧香许愿，出家人对他说，你这个施主心理挂碍太多，要放下。放下，能放下吗？放不下，齐处长住进了医院。
齐处长被医生诊断为癌症，很快就死了。
34、不可行性方案
报社要为广州的一个保健品企业举办产品论证会。根据广告协议，报社不仅要请在京的保健品专业的院士、泰斗级的专家，还要请几个在全国有影响的策划大师，为产品进入市场进行出谋划策。
请专家很快就落实到位了，请策划大师却让报社的组织召集人很为难。现在的策划大师名声好的不多，有的为别人出点子却把自己点进了监狱。经点化召集人找来了报社的退休副主编钟老师。听说钟老师退休后在社会上参与了很多项目的策划。
钟老师说：请我策划可以，但是我的思路你们可能不好接受，我的话可能你们也不爱听。
召集人：你咋想咋说，人家企业要的就是独特的思路。
会议开得空前的热闹，即将成功。专家们纷纷发言表态赞美这个产品，新闻媒体采访拍摄，然后就可以举杯庆祝发红包，回去发表播出了。本该皆大欢喜。召集人真后悔请了钟老师，更后悔这时让钟老师发言。
钟老师说：我就这个保健品讲一个不可行性方案。你们这个金龙粉，不是什么新产品，科技含量也不高。这个产品就是以前的银蛇粉，功能也一样。现在，就通过你们换了包装，把银蛇改成了金龙，就把蛇卖成了龙价，由过去的几元钱卖成了几百元。这种做法违背良心，大家帮你吹捧，可能暂时会获利，但是消费者一明白就会抛弃。作为长期发展的企业这是不可行的……
召集人打断了钟老师的发言，因为专家们大多都要退出会议室了，企业的老板已经满腔怒火。只有媒体的记者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把钟老师围了起来。
召集人把钟老师拉出来义愤填膺地说：你这是断人家的财路呀！
钟老师：我不事先跟你说了思路不一样，你让我随便说吗？
召集人：随便说也不能唱反调呀。你拿人家的红包要对得起人家呀。
钟老师：我对得起他的红包，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和消费者了。
召集人：有什么对不起良心的，一个保健品又吃不死人，消费者有钱买得起就吃嘛。
这次活动虽然隆重，但是没有预计的成功，甚至说是不欢而散。好在这种活动电视台不直播，记者们也得到了红包，影响不是很大，稿子回去处理一下，效果还是不错。
但是记者们还是通过自由的嘴巴传播出去了。本来就连钟老师自己都想，通过这次不可行性方案事件，自己彻底歇菜了。没想到请他的企业更多了，他火起来了。现在人们不叫他钟老师了，而是叫李大师，李策划大师。
35、一个没病的人死了
老子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进过医院，我都不知道医院的大门朝哪个方向开。讲这个狂话的人叫宿明。这个名字起得不好，有一点宿命的意思。
宿明还是死了，他不是病死的，没有死在医院。医院是一个让人有一点恐怖又不敢得罪的地方。人们平常忌讳去那个地方，而该去的时候，又怕去不了或者不能马上去。虽然医院看病看死的人比看好的人要多得多，但人们从心理上还是迷信，至少没人敢说从来不去那个地方。勇敢的人连监狱都敢说从来不去，但是不敢说不去医院。只有宿明敢说。
宿明敢说从没去过医院，宿明有这个资格说，宿明从来没有生过病。他五短身材，在大学曾经是长跑举重五项全能冠军。据说当年和庄则栋打乒乓球，虽然技术上不如庄则栋这个世界冠军，但是体力上庄则栋很服气。宿明大学毕业三十多年，从来没有停止过体育运动。死的前几天，还去过黑龙江，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冬泳。
宿明是个心胸开阔、笑口常开的人。遇上坎坷痛苦的事情，就用庄周丧妻鼓盆而歌的典故来宽慰自己。他没有丧妻，但他原来很爱的妻子现在和同单位的别人在一起生活，他也竟然能容忍。至于不被提拔重用或者少长了一级工资，他都不计较。周围的人，有的很尊敬他说他豁达，有的很同情他说他可怜，有的很鄙视他说他有病。
宿明自己知道，自己很豁达可能也很可怜，但是决没有病，生理心理都没有病。所以他有时嘲笑那些卖保险和买保险的，人这么脆弱地活着才更可怜，才叫有病。
没有病的宿明死了。
那一天，宿明悠闲地呆在郊外的家里。那本来是一个很幽静的环境，远离市区滚滚红尘的喧嚣浮躁，他一个人，好好地坐着，静静地喝着茶。一声巨响，他和房子同归于尽了。那是一次空难，飞机上的70个人全部遇难，而新闻公布的此次空难死亡人数是71人。
那个没病的宿明就这样死了。最终他也没有去医院，因为他是与房子同归于尽的，他已经不需要医院了。宿明一生都没有病，他勇敢地宣言从来都没去过医院，他做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做人贞洁。
36、颈椎的治法和说法
我最初颈椎有病，自己不知道。那是二十年前，在蒙古草原一个偏远的牧村里，我用墨水瓶自制一盏煤油灯，通宵点灯拼命地自学。那时，我深深地体验到了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的感动。就像打开羊圈，放出的一群久困着的饿羊，见着绿草就啃一样，我见到带字儿的纸就读。
上个世纪的一九八零年，我大考中举，如愿地读上了师范。虽然没像范进口吐白沫抽羊角疯儿，但我的双眼却几乎疼瞎了。我妈说我硬是看书累坏的。于是，我在学校门口，花十元钱从浙江人的手中，买了一副黑框近视眼镜戴上了。那个年代领导中国时尚潮流的有六大明星。全国人民追随邓小平，崇拜陈景润，批判王张江姚。我虽然有点偏胖，不像徐迟在《歌德巴赫猜想》里包装的陈景润那样干瘦的偶像形像，但也酷似我的一个右派老师，是另一类知识分子的模样。
说也奇怪，我戴上了眼镜，眼睛便不疼了。可是，随之而来的头痛，却让我更加不堪忍受。于是，我便开始大量地吃药。尤其是我师范毕业后，和我那些右派老师编在一起当上了孩子王，我作为23级国家干部，开始了享受公费吃药的待遇。就这样，我用公款，几乎吃遍了那个年代，我这个级别能够吃到的所有的止疼药，有时还要奢侈地打上一针。结果，我的头还是疼痛不止。这个时候，我只好发挥自学的长项，自己看书查找病因。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把自己对症给对上了脑瘤。呜呼，开颅手术、呆傻、死亡等恐惧开始黑云漫卷向我袭来。这个时候，我已生活在广州，并且在中山大学认识了我儿子的母亲。有了爱情垫底儿，我的内心世界开始坚强起来，至少打消了自己一次性解除痛苦的念头。只要不太兴奋不太忧伤，每天在床上多平静地躺一会儿，我发现爱情可以止痛。
又过了七年。某一天，我发现周围的人大多脖子都不太端正。左弯右转都不自在，甚至有的神情与造型亦颇似我。我暗自有些喜悦，怎么社会上一下子多了这么些脑瘤同志。一打探他们原来都是有颈椎病的。我心中一跳，莫不是我也？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去拍了个片儿，一照我果然与他们是同病。多年的眼痛头痛都是颈椎在作怪，甚至胃痛也是。原来如此，我拿着片儿站在医院门口一副悲喜交加的样子，有点想哭。就像我某大爷年轻时犯了一些错误，以为档案里已装满了黑材料，导致半辈子都不敢进步。结果有一天他看见了自己的档案，里面是空的，当时正在草地放牛的他，一条怒棒打断了一条无辜的老牛腿。但我却谁的腿也没有打断，没瘤多好，一身轻松。赶紧治疗颈椎吧。
我先是在正规医院用正规方法治疗。于是，开始了吃药搽药贴药电疗牵引，但都是暂时缓解没大效。医生说：你属于骨质增生型，这种病不会彻底治好，并且给我一个建议，大意是什么都别干，每天牵引两次。我想自己不是脑瘤还能活下来，为什么不干一点儿事呢？再说那牵引像上吊一样，是一种很不快活的感觉。于是我取消了这种治疗，按着《羊城晚报》广告版的指引，我找到一个挂靠非正规部队医院的半江湖医生。他一见面就对我进行了一番医学教育：人上了年龄都会有增生，那叫生理性增生，像你这种年轻时就增生的叫病理性增生。增生压迫了你的椎动脉神经，出现供血不足，所以就会眼痛头痛。你是属于神经根型。我一听果然对症，心想在这高人出世的年代，半江湖医生还真比正规医生高明。
能治好吗？我问。
能。他说。
多久？
最慢一个星期。
我一听觉得有点玄乎，他虽然不像头些年纷纷出山的那些大气功师，用手一抓，痛苦全无。可这折磨了我近二十年的痛苦，也不会轻易这么离我而去。但我还是按他的意思交纳了很贵的费用。这就是病人之病，明知不可能的因素占很大的比例，有一线希望还是去争取。多数病人所患疾病多不相通，但在这一点上却多是同病。这一病造就了江湖郎中的无限商机。果然一个星期过去了，我颈椎仍痛。
正规医生和江湖医生都看过了，讲得都有道理，讲能治好和不能治好的都收了很多钱都没治好。我有点心恢意冷，烦躁不安时，我妈从蒙古草原来到了广州。我妈在家乡很有名气，她用萨满的方式给人治病。妈说我是脖子根痛，是有一个魂灵在压迫我的头。什么颈椎增生，都是医生瞎说。于是，她举行仪式为我驱赶。赶没赶走，我至今不知，但每次用蒙古忽必烈白酒搓我脖子，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但一天不治，颈椎仍痛。我怀疑那个灵魂是否一个醉鬼？
一天，朋友老王来看我。他进屋冲上来抱住我的头就扭。我以为这个家伙伙同黑社会绑票来啦，就拼命挣扎，搞了一嘴血泡。老王说我想趁你不注意给你脖子正一下位。我最怕别人弄我的脖子，尤其是突然往后一转，如果转不回来，将来就不是像现在歪脖子走路了，而是要脸朝后倒着走路。
老王是内蒙民族大学畜牧学院兽医系毕业的，毕业后给人看病，人称王医生。他常说：我治大牲畜都轻松自如搞掂，何况你一个人。但他的那种以痛治痛疗法我受不了。他建议我说，你的这种颈椎病在医学上是死不了的不治之症。你不如回内蒙的家乡草原放三年羊，到时候可能会不治而愈。这个建议打动了我，人真是怪物，想当年我抱着远大理想和目标，努力多年才从蒙古荒原奋斗到了大都市广州。而今回归草原放羊却成了我奢求的愿望。
我不知何时能够带上我祖先丢失在广州的那五只羊，回到我的内蒙古科尔沁家乡去治颈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