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炮群》和《穿越死亡》，《楚河汉界》对军门子弟个人奋斗史进行了更深一层的挖掘。此前的作品，主人公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是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和痛苦，而不是人格分裂的痛苦。而《楚河汉界》已经意识到了在理想、目标之下人自身的变异，并对这种变异提出了质询。通过父亲周汉的反观和儿子东进、南征的故事，作者又进一步引发出对理想和追求本身的怀疑，但是这种怀疑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否定理想，而是为理想实现找到了一种道德平衡，这就又与《醉太平》构成了一组相承接、相融合的互文关系。此外，《楚河汉界》虽然以军门子弟的人生道路为主线，但对军门以外人物的命运亦有独特的形象塑造。以前的作品在描写非军门子弟时视点多在农民军人身上，如“农家军歌”路线，而这部小说里与周东进对比描写的同代军人魏明坤并非农民出身，他的人生理想是在同周东进的一次次较量中逐渐强化起来的，他只是个人单独奋斗的一个代表形象，并没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为依托。魏明坤一次次的精神蜕变没有伴随着阵痛般的道德伤痛，因此他就不会面临历史道德与现实要求之间的两难选择。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军门子弟内部分化的描写也是作者的一大收获：黄妮娜、“小不点”李小兵等，是军门子弟中最没有报负、也最没有理想的人物，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革命奋斗的反讽，也从反面预告了理想本身的意义。在情节叙述的设置上，《楚河汉界》亦有独特之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的接洽与对比，形成两条线索：一方面，小说从周汉昏倒，进入脱离肉体的潜意识状态写起，使人物可穿越历史与死者自由对话，形成与现实的某种对应，另一方面，这种超越了现实的价值判断也有利于以比较超脱的审视眼光看待现实和历史，进而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为解决现实束缚提供某种指导和暗示。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小说道出了核心问题，即在信仰、理想、追求的旗帜下，人如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要坚持自身的统一性、确立个人追求与个人良心的统一，引申开来，便是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小说里的人物，都有一种在历史规则下对于真假、美丑、善恶的焦虑，这是一个如何评价真、坚守真的哲学式的痛苦。当看到周汉在关于团长个人荣誉和耻辱的选择中，终于牺牲油娃子的做法时，我们一方面发现人在这种选择以及由此衍生的真假判断的痛苦中必选其一的无奈与绝望，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历史的无情和历史发展中一些原则本身的可变性。小说为解决上述理想与现实、个人与历史的种种对立，以象棋为喻，指出输赢无高下，但最高者应是“棋性”，表达了作者的一种关切：在历史的背景下如何尽力拓展个人生存的空间，如何在“心灵之河”与“现实之河”之间凿开一条渠道。小说借人物之口说道：“或许，只有不拘于现实之河的人，才有可能渡过心灵之河”。这是某种方式的平衡，更是某种方式的无奈。
管中窥豹，见微知著。无论是项小米、马晓丽、裘山山、姜安、庞天舒，还是钟情于非军旅题材的王海鸰（《牵手》《中国式离婚》）、王曼玲（《潮湿》《丝绒》），她们的作品已然显示山了一种“军旅女作家”的特殊标志——她们当然有别于男性作家，但她们又显然不同于当代文坛的多数女作家，她们的眼光、胸襟、魄力和腕力俨然具有了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军中花木兰的气势——“双兔傍地走，安能辩我是雌雄？”要详细分析军旅女性写作，得另择时机、再作长文，同时也有待于“红色娘子军”们的继续努力。
结语
十年走马，匆匆一览，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不过，我们依旧可以据此做出一个大体判断：当代军旅文学经由“前十七年”的“政治话语的统摄”和“新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激情表达”，进入了当下的“多元文化的选择与融合”。由于九十年代的“双层消解”（一是“组织形态”即“集群运作方式”，二是“观念形态”即“意识形态色彩”）。军旅作家们反而获得了解脱，以一种更加个人化，更加自由化的姿态灵活地穿越了“双重夹击”而“突出重围”，从而在多音齐鸣、杂语共存的文化背景中，运用长篇小说这一大型体裁，与未定型的当下中国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多语对话，使传统意义的军旅文学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之中获得了蜕变和新生。他们不仅以其自身对于精神与意志的引领而填补了这个多元时代里某种理想与信仰的缺失，同时也以独特的思考、深入的探索表达了对中国社会转型中诸多困惑的叩问与疑虑，进而使向来观念单纯、旋律统一、音调高亢的军旅文学，逐渐变得更加驳杂、丰繁和深沉。
毫无疑问，这将是近未来的又一发展趋势。具体而言，我们不妨再预测两点。其一，由于长篇体裁与当下复杂社会生活和出版、影视市场需求的双重对应关系，它将吸引愈来愈多作家创作精力的投放，一些“70后”甚至“80后”的新生代作家已经拿出了自己的处女作（如上个世纪末师永刚的《西北望》、詹文冠的《恕我违命》和新近出炉的刘健的《战士》等等），已经浮出水面的稳定的长篇创作队伍和暂时无法预知的后备力量将会联手持久地推动长篇发展，使长篇小说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内成为军旅文坛独领风骚的文学样式。需要郑重提醒的是，他们必须警惕市场与金钱的诱惑，力戒粗制滥造，摈弃将长篇小说当作影视剧本潜文本的写作意识（其实当下已有与市场媾和的苗头，譬如将小说与剧本套写，甚或先写剧本再改为小说等等），否则势必影响与降低长篇小说的艺术质量与精神品位。我一向的主张是，即便从影视市场或商业考虑，那也该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写好长篇，只要有了好作品，那就等于什么都有了。相反，如果患得患失，心存旁骛，反倒可能鸡飞蛋打，应了那句偈语：无心恰恰有，有心恰恰无。其二，由于军旅文学意识形态色彩和军旅作家身份的双重淡化与模糊，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军旅作家突破军旅，走出军营，以基于军人而又大于军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中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体验、反思、认识与表达，早些时候的周大新、阎连科，当下的柳建伟与王海鸰都是在此一方向突围的成功代表。需要积极呼吁的是，我们自然希望有更多的军旅作家立足军营、坚守阵地，在绿色加方块的限定中“掘一口深井”。如是，他们则必须在“高”与“低”两个向度上做出努力——所谓“高”，即跟进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及时了解与熟悉高新技术前提下的新军事变革，并完成艺术转化；所谓“低”即深入基层，把握广大官兵的脉搏与广阔军营的现实矛盾，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的真情实感。舍此，军旅文学的深化无从谈起，甚至军旅文学的流失亦非危言耸听。果真如此，则只有军旅文坛或军旅作家而无军旅文学了。因此，我们最后期待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在保持相对稳定的题材范围和审美风范的基础上，兼容并包，推陈出新，以更加开放的气度、更加平和的心态，汇入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汪洋大海之中。
（篇幅所限，本文对十年军旅长篇小说的缺憾与不足一概从略，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完美。恰恰相反，值得反思与探讨的问题太多，与其蜻蜒点水、浅尝辄止，还不如留待以后有机会再作专门讨论。）（原载《南方文坛》2005年第二期）回溯八十年中国军旅文学长河，不难发现，军旅文学的成长演进与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军旅文学既是人民军队始终不渝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利器，同时，又客观而及时地记录了革命战争的历史风云，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军旅生活，细腻而传神地刻画了军人形象，抒发了昂扬向上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品格，积极建构军营文化和军人核心价值观，源源不断地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输入强大而持久的精神与情感动力。作为一种题材特定的文学类型，军旅文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建构起了以“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为核心的美学品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堪称社会主流文化与国家精神建设的中流砥柱。
站在新世纪的光辉起点，回望来路，中国军旅文学所走过的八十年历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大体合拍。军旅文学的繁荣昌盛和冷热沉浮，或深或浅地记录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成长壮大的艰辛步履，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国军人八十年的光荣与梦想，亦从诸多侧面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演进轨迹。与社会、历史及政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中国军旅文学八十年来发展历程的每一阶段都烙有鲜明的时代印痕。随着历史的演进，时代的变迁，现实生活的“物质基础”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军旅文学的艺术风格作为“上层建筑”也自然而然地“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调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特定的艺术风貌。
整体而言，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文学类型，究其实质，有着两个鲜明的总体特征。一是“为政治服务”决定了军旅文学内容的政治化与功能的宣传化；二是“为工农兵服务”决定了军旅文学风格的民族化与形式的大众化。而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前十七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并突出地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在形式上直接采取了传统的章回体或传奇式叙事方法，形成了传奇化的叙事风格，另一种是在作品中塑造带有鲜明民族性格和精神的人物形象，井展现出本民族特有的民风民俗和生活风貌，这类作品在精神内涵上更多地展现了我们民族的气魄和本质。新时期以来，“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新写实”“新历史”“先锋”等文学潮流的演进，使整个文坛呈现出一种开放和多元化的繁复状态。军旅文学在新时期文坛虽然总体上显得慢半拍，但亦步亦趋也使军旅文学呈现出相应的多元格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不仅仅开启了军旅文学的“新时期”，更是经由对刘毛妹这样一个典型的“伤痕人物”的塑造，表明了作者正视悲剧的意识和反思“文革”的态度，从而转变了以颂歌为主旋律的单一基调。而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更是大刀阔斧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令人振聋发聩。磅礴的激情、粗犷的行文和崇高的悲剧美感，形成了作品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为军旅文学初步确立了悲剧的审美范式。
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在颂歌范式和悲剧范式之外，也出现了不同的审美追求和尝试，或在写作技巧上，或在表现形式上，或在思想内涵上，吐故纳新，别开生面，为军旅长篇小说带来新的艺术魅力。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在文化寻根的意蕴中更具有形式上的“先锋”探索意味，他也是军旅作家中唯一被纳入八十年代中期的那场“先锋文学”思潮的作家，海波的《铁床》，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手法，运用意识流和通感等技巧，把笔触伸向战士的心灵深处；而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则第一次对我军建设现状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作品“干预生活”的效果为军旅小说之前所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