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军旅文学从长期的只重主题和思想的模式中走出来了，我觉得从新世纪以来的这批长篇小说中能看出军旅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学形式与技巧方面探索的时代，能够看出作家们自觉的追求，如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项小米的《英雄无语》、朱秀海的《音乐会》、张卫明的《城门》，都明确地表达了作家们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追求。站在新世纪的起点，回望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的辉煌历程，也应该对其美学风格和本质属性做一番概括和梳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始终坚守着“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写作伦理，坚守着对崇高理想、英雄主义精神的张扬，坚守着对“文学性”的不懈追求，坚守着对现实生活积极介入的勇气，坚守着主流意识形态包裹下的“正面价值观念”的文化塑造，为中国当代文学精神谱系的营构源源不断地输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既是一种特定的文学传统，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既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品格，也是一种高贵的美学追求；既是读者想象军营、想象军人的根据，也是军旅作家最为根本的写作伦理。
朱：应该是这样，如果概括一下军旅文学的精神属性，我想可以用三个主义，即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来描述它们，贯穿了军旅文学八十年各个发展阶段，成为了一个宏大交响。
傅：“贴近现实，关注当下”始终是军旅文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石。新世纪、新阶段，社会生活正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如何应对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以文学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反映出军旅生活的新变和时代的新质，也已成为军旅文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在新世纪优秀的军旅长篇小说中，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军营生话气息，感受到了军旅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理性思考，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关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气象。事实上，“第四次浪潮”的勃兴，正是建立在军旅作家们长期积累的扎实而丰富的生活体验之上的。新世纪军旅文学“贴近现实，关注当下”的文学自觉，在当下中国文学动辄投入到历史的角落，动辄隐匿于个人化生活经验的整体态势中弥足珍贵。
朱：但是，当下军旅作家队伍中坚脱离基层时间长，高科技知识准备不足等问题也应引起重视。现在提起军旅文学，都是李云龙、石光荣、姜大牙，当代军人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多。军队的和国家的整体形象也应该在军旅文学中得到体现，军旅文学有责任塑造和弘扬正面的价值观念。军旅文学不仅要对种种低俗的文学思潮和短视的商业运作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更应该将目光放得更深、更远一些，应该站在民族文化复兴、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输出的战略高度来审视自身，积极完成对国家形象的正面塑造，始终坚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军旅文学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但是距离“伟大”的文学标准还有着不小的差距。军旅作家既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又必须葆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只有把责任感、使命感与心灵的自由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敏锐地发现生活，深刻地认识生活，生动地表现生活，书写出无愧于当今伟大的时代，无愧于我军辉煌的历史，无愧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的伟大的战争文学和军旅文学。
（原载《中国艺术报》2007年八月三日）
3.三十年河东与河西
——关于军旅文学三十年（1978—2000）答唐韵
唐韵（以下简称唐）：朱向前教授，您好。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许多领域都在做回顾和总结。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您从最初的业余诗人到后来的著名批评家，既是参与者更是见证人。您曾多次担任过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评委，您的《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又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由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以全景展示的方式，书写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发展历程，并以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是迄今为止军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唯一入选该“文库”的优秀成果，现在您又在着手“新世纪军旅文学十年”的课题，企图打通新中国六十年的军旅文学研究。俗话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是时势变迁、人事难料。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军旅文学而言，也堪可对应这句话，三十年间，沧海桑田。对此，您作如何评价呢？
朱向前（以下简称朱）：一九七八年至今的三十年，中国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很多变化都是事先无法预料的。军旅文学也大体如此。概括来说，新时期军旅文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确切地说是整个八十年代；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借用和延续刘白羽先生对“前十七年”军旅文学“两次浪潮”的描述，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阶段分别定义为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要格局的“第三次浪潮”和以长篇小说为主要成就的“第四次浪潮”。
唐：您有一个特点，比较擅长“命名”。如果我没有记错，新世纪军旅文学中有不少提法是您的首创，比如“军门子弟与农家子弟的划分”“两代作家和三条战线”“新军旅作家‘三剑客’”、“农家军歌”和“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等等。
朱；“命名”不是乱起名、瞎起哄，它是要在充分了解和透彻把握命名对象的前提下，要有充分的概括力，同时还要有所创造。这种命名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归纳现象、抓住要害，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而且还便于记忆和传播。当然，它也是以偏颇为代价的，但也是值得的。
唐：这倒是一个好方法，我们不妨就用命名和话题的方式，来回顾新时期军旅文学三十年。
激情岁月：两代作家与三条战线唐：您的“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就是对“第三次浪潮”的概括吧？
朱：是的。我还认为雷抒雁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光明日报》上的诗歌《小草在歌唱》，和叶文福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号《诗刊》上的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是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先声之作。它们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闻有一点时间滞后。这很正常。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反应总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紧接着，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80年徐怀中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在改革开放初期，最先打破沉寂的包括这样一批成名于“前十七年”的老一辈军旅作家，如刘白羽、魏巍、王愿坚、徐怀中、李瑛、邓友梅、刘克、苏策、石言、黎汝清、彭荆风、寒风、白桦，叶楠等。与“前十七年”相比，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创作题材、创作手法，还是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上都有了突破，甚至可以说是质的飞跃。他们以自己新的创作成就为新时期军旅文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就是我提出的“两代作家”中的第一代作家。
“两代作家”中的第二代作家，指的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军旅作家。当然，其中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但还远未成熟。与第一代作家单兵作战的情形形成对照的是第二代作家们的“集团冲锋”。他们来势凶猛、锐不可挡，至今，我们依然记得他们的名字，像李存葆、朱苏进、奠言、乔良、韩静霆、朱秀海、刘兆林、苗长水，江奇涛、张廷竹、唐栋、雷锋、何继青、李镜、周大新、王树增等等，女作家有王海鸰、刘宏伟、成平、丁小琦、常青、毕淑敏、张欣、裘山山等等。这次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是一九八二年问世的两部中篇小说——朱苏进的《射天狼》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它们一南一北相继打响，震动了全国，不仅宣告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群的崛起，而且以此为象征，开辟了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的两条战线，昭示了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在这两个方面频频出击大显身手。待到一九八六年莫言的《红高粱）问世，则宣布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的开辟。至此，八十年代“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格局基本形成，新时期军旅文学也借此进入了全盛时期，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唐：那我们就一条战线一条战线地谈吧。首先是“当代战争”战线的开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南疆发生的局部战争对“文革”后军旅文学的复苏和再度勃兴起到了触媒和兴奋剂的作用。老一代军旅作家像听到集结号一样重拾战斗激情，大批年轻的军旅写作者也一下找到了冲锋的方向，迅速成长为军旅文学的新生力量。
朱：这就叫时势造英雄。战争总有它的破坏性和悲剧性，但南线战争确实对新时期军旅文学起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将它送上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高峰。这里面，我们不能不提到“两代作家”的两位领军人物徐怀中和李存葆，以及他们的两部作品《西线轶事》和《高山下的花环》。徐怀中不是一位以创作量的丰硕而骄人的作家，但他却是一位有着纯正的艺术感觉、扎实的文学修养和明确的美学追求的起点很高的作家，“前十七年”里的创作已经显示出他的艺术追求与文学品位。《西线轶事》只是一个短篇，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军旅文学史上，它都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西线轶事》再次证明了战争对军旅文学的催化作用，使军旅文学从“文革”时期的政治轨道回到了军事轨道。其次，作者表现出可贵的正视悲剧的意识和反思“文革”的态度，同时体现了强烈的“英雄”意识。第三，作品选材角度独特，全篇弥漫着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并将人物的英雄壮举和人性美的光辉完美融合。《西线轶事》带动了一大批军旅作家在这个方向上展开创作，使那一时期的军旅小说中的英雄主义开始从神性的高度回到人性的平面，如海波的《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王中才的《三角梅》、方南江和李荃的《最后一个军礼》，唐栋的《兵车行》、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品。《高山下的花环》是李存葆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它通过南线战争中一支前线连队的曲折描写，将前方与后方、高层与基层、人民与军队，历史（“文革”）与现实有机地勾连起来，大刀阔斧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令人振聋发聩。作品改编成电影和译成多种外文后，更扩大了它的轰动效应，为作者也为新时期之初军旅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高山下的花环》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意味着军旅作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意味着军旅文学创新局面已经开始，意味着以李存葆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的崛起。在它的感召下，“当代战争”题材的军旅文学创作呈现了勃勃生机，作家作品不断涌现，其中较出色的有雷锋的《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何继青的《横槊捣G城》，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战争让女人走开》，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朱苏进的《欲飞》，周大新的《汉家女》等等。
唐：“当代战争”战线在“英雄”意识的继承与创新上取得了很大成果，那么“和平军营”战线上的代表人物则非朱苏进莫属。我知道您很欣赏朱苏进，为他写过不少文章，尤其您评价他描写职业军人标准得像“正面照”一样，这话让人印象深刻。
朱：朱苏进一九八二年发表的《射天狼》，与《高山下的花环》联袂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不仅一举奠定了他在新时期军旅文坛的地位，而且也标志着和平时期军营生活战线的开展。在这一战线上，朱苏进始终是一只高飞前行的“领头雁”。其后，朱苏进陆续发表的《凝眸》《第三只眼》《绝望中诞生》《祭奠星座》等中篇，均以其角度新颖、立意深邃而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朱苏进的小说在和平环境中展开一系列军人的理想设计与现实失落、无私奉献与自我价值等职业悖论的追问，最终逼近对人的根本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进而超越军人和军旅题材的局限，达到开阔的人生和艺术的境界。先天的军人遗传与气质和后天的军旅生涯与体验，使朱苏进对真正的军人获得了一种灵犀相通的亲和力，一种彻骨的洞察力和把握力，他以极富军人劲道、气韵和风骨的语言，创造了一种洗练传神、冷峻凝重的“铁蒺藜”式的艺术风范，在当代小说界独标异帜。朱苏进虽然所作不多，但几乎是一步一个台阶，把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中国军旅小说稳健地推向前进。紧随《射天狼》之后，一批以和平时期军营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迅疾出现。其中较出色的作家作品有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船的陆地》等，唐栋的《沉默的冰山》，李本深的《沙漠蜃楼》，李镜的《冷的边山热的血》，简嘉的《没有翅膀的鹰》，王树增的《鸽哨》等等。这些作品在军人职业伦理上进行了可贵的探讨，对后来的军旅文学创作也影响颇多。
唐：说到这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的开辟，我们不能不提到莫言。您和莫言是军艺文学系第一届作家班的同学，也是最早关注并鼓吹他的人。我记得您在《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中写到“一九八六年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其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莫言发表了《红高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