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泽东诗词的传世价值和中华文化的恒久魅力
——关于《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答吕先富
吕先富（以下简称吕）：你的讲座“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反响热烈，简直可以用“盛况”来形容了。请你先谈谈为何将讲座命名为“一种解读”？你的讲座为什么受到了这样的欢迎？
朱向前（以下简称朱）：之所以叫“一种解读”，是因为我只能说这是我个人对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的一种解读，更多的是从文化的、文学艺术的角度切入，谈这种文化怎么形成毛泽东的性格，怎么形成他的魅力和智慧。说到讲座的受欢迎，确实出乎我的预料，常常在中间休息时我被听众团团围住提问、签名、合影、以至于来不及上厕所。我记得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讲座时，演讲结束后现场几乎变成了毛泽东诗词演唱会，听众中率先有一老一少激动地走上讲台，主动要求用北京评剧和美声唱法演唱了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和《浪淘沙.北戴河》，老者已是八十岁高龄，他说自己唱了一辈子毛主席诗词，到老了才算听明白。诗词解读会在听众中引起如此热烈的反响，这在我以往二十余年的文学演讲中是从未有过的，我觉得讲座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归功于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本身的魅力。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毛泽东和他的诗词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吕：我知道你对毛泽东诗词可谓习之愈久爱之愈切，你甚至庆幸自己在年过半百时进入这一领域。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让你发现了什么？你的收获和喜悦是怎样的？
朱：毛泽东离开我们才仅仅三十年，但是他的思想和学说的影响已经传遍全世界。作为一种回馈，来自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已经是汗牛充栋，人们都对他表达了应有的敬重和关注。多达成千上万种关于毛泽东的传记、资料、回忆文章、研究专著以及文艺作品，已然形成了方兴未艾的“毛学”热，而且这种超越国界的广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少年时读毛泽东诗词，那时我收获的是熟读能诵的“童子功”；如今年过半百，当我再读毛泽东诗词时，我所收获的是一份“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心境。与毛泽东诗词的再次邂逅点燃了我的激情，读毛诗、写毛诗，解毛诗、讲毛诗，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成为了我继续求索的动力，我庆幸自己成为“毛学”领域里的一名新兵。对此我心怀喜悦。
吕：让我们回到对毛泽东诗词的文本研究。你体察到的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风格有哪些特点？
朱：第一，豪放大气。比如毛泽东诗词中好用大的字眼，名词如天啊山啊海啊，量词如亿啊万啊千啊之类的，平均每一首里不止一个“万”字。第二，想象浪漫。你只要读读《蝶恋花答李淑一》就知道了，“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沉重的历史已成往事，革命的英烈却羽化登仙，成为寻访月官的客人，“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酒过三巡，神奇的场面出现了，“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这是何等壮丽、壮阙的景象！以万里蓝天为背景，以千朵祥云为舞台，寂寞嫦娥长袖善舞，以慰忠魂，这种想象的浪漫不羁，豪迈无涯，真是羞煞李后主，气死李清照。然而真正的高潮还在最后，“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其情绪、意境，陡然间由凄清凄美转向了热烈、放纵，一腔深情化作豪雨，告慰天下。可以说，这首词出于婉约而又超越婉约，前婉约而后豪放，集婉约和豪放于一身，是千年婉约派中的一声别调。第三，文采华美。举例来说，两首《沁园春》是毛泽东诗词中气韵兼胜的代表之作，这两首词都是色彩明丽，形象生动，气势磅礴，文辞华美。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
吕：“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漠。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这是一九三四年夏毛泽东在被剥夺一切实职、处于政治生涯低谷时写的《清平乐.会昌》，毫无压抑感伤。对于毛泽东诗词中透出的气魄和心境，你一定多有赞叹、感佩。
朱：毛泽东的诗词中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
即便在逆境中也处之泰然。毛泽东勇于挑战、善于应战的个性使他在面对逆境时压力越大、反抗越强。纵观毛泽东六十年的创作生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从量和质两方面来看，都大致可以说，他的创作，中青年时期胜于老年时期，建国前胜于建国后，战争年代胜于和平年代。我个人认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在两首《沁园春》之间，即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六年约十三年期间。而这十几年，是毛泽东个人和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可以说，内忧外患，凶险莫测，九死一生，前途未卜，创作的条件和环境更加无从谈起。但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此中表现出来，巨大的压力带来巨大的反弹，毛泽东的诗情空前迸发，前后写下了《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等经典之作。尤其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写出了《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等华彩篇章。相反。在延安十几年相对平和安定的环境中，毛泽东反而诗作甚少。
这种现象，毛泽东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在迎接毛泽东访苏的专列上，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汉学家、翻译费德林当面向毛泽东表达他对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所写诗词的赞叹时，毛泽东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其实，这正是毛泽东的性格使然。同时，也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文章憎命达”，“写忧而造艺”嘛。我个人对毛诗的基本判断是：第一，毛泽东是一流诗人。即便把毛泽东诗词放在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长河中比较，也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作品不会输给大家。第二，毛泽东古为今用，完成了古典诗词的现代转型。第三，毛泽东诗史合一。从二十五岁的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写下《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明确表明革命心志，到一九四九年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三十年恰巧有二十八首诗词，正好对应和记录了毛泽东开创和领导的二十八年革命斗争。你可以说是巧合，也可以说是天意。毛泽东是用诗写史，也是以史写诗，正事写史，余事写诗，诗史合一，是为史诗。这才是一等一的大诗人、大手笔。
吕：毛泽东诗词不仅能超越一己之悲欢，还能真正进入艺术和审美的境界，从而永葆艺术活力。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光昌流丽”。不仅如此，毛泽东做文章还讲究内在的神气。在这方面，你有很多独到曲阐述。
朱：中年以后，毛泽东潜深流静，做文章不追求外表的光昌流丽，而讲究内在的“神气”。他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突然插了一段“文章作法”——“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但是有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什么‘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到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
“神气”应该是一个湖南方言，我个人理解，神气就是传神、气韵生动。而毛泽东总结“神气”的经验就是要多用口语。口语好在哪儿？根据我个人的学习体会，从实用层面来看，第一，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广大官兵文化不高，讲通俗易懂的口语，大家容易听得懂，好接受。第二，不管是文字还是书面的表述都有四个层次，最高的境界就是深入浅出。像鲁迅的学术演讲《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把学术问题搞得跟聊天说故事一样。第二个层次是深入深出，像黑格尔，确实有深度，但很晦涩。第三个层次是浅人浅出，像相声小品，虽然没什么深度，但很抓人。最差的第四个层次是浅入深出，明明没有东西，但搞得很深奥，这是比较烦人的。在《反对自由主义》里，毛泽东用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俗语，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又有“前头捉了张辉瓒”这样的口语，都显得神气活现。
吕：毛泽东追求完美，创作态度严谨。这给今天的我们也留有很多的启迪。
朱：典型的例子是一九二三年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别友》，到了一九七三年拿出来修改，改得面目全非，等于重写了一遍。什么叫精益求精啊？一首词不就百十个字嘛。改了五十年啊。还有《十六字令.山》，毛泽东自暑创作时间为“1934—1935”。也就是说三首十六字令四十八个字，毛泽东在马背上推敲了一年，最终改写了中国诗史上十六字令无名篇的历史。那时候正值长征，虽然天上有飞机，后面有追兵，经常突围生死关头，艰难困苦，莫此为甚。但是，两万五千里长征毕竟是打的时间少，走的时间多，毛泽东骑在马上摇头晃脑，吟咏推敲，二十年后，他有些留恋地说：“在马背上，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毛自称“马背诗人”，即由此而来。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长征途中的另一个毛泽东。
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毛泽东虽然身为三军统帅，但是同时又是马背诗人，似乎完全将自己置身世外，以郊寒岛瘦的苦吟精神来苦苦追求四十八个字的最佳效果。这种身份的反差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的奇妙组合，成为了古今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最。这对我们当下浮躁的社会和急功近利的文坛、演艺界都具有典范意义。
吕：听过你的讲座的人，对你揭示毛泽东身上的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印象深刻。你是如何去发掘毛泽东身上巨大的文化优势的？
朱：我对毛泽东身上文化历史意识的发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里我只想举一个小例子。
最近，我读日本人矢吹晋的《田中角荣与毛泽东谈判真相》（载《文史参考》二十八期）一文，注意到一个史实，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田中角荣在周恩来的欢迎宴会上致答词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迷惑，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翻译将迷惑直译为麻烦，周总理当即指出用词不当，但田中解释“迷惑”是从汉语中学过去的，在百感交集的道歉时是可以使用的。第三日晚上，毛泽东在游泳池书房接见田中，离别之际，毛泽东从书桌上拿过一套写满眉批的《楚辞集注》，赠给田中。第一次读到这些史料时，我只是感到毛泽东终生爱屈原、爱读《楚辞》。这次才发现原来在《九辩》中有两处出现了“迷惑”：“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厌按而学诵”，据洪兴祖《楚辞补注》，原意为“思念烦惑”“举足不前”，毛泽东赠《楚辞集注》给田中的深意是要给出田中“迷惑”一词的源初正解，让其在精深的中华文化面前折服。毛泽东不光将《楚辞》读得烂熟于心，而且信手拈来，运用到外交领域中，真正达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
吕：在研究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你将自己定位为中华文化至上论者。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你对中华文化的伟大有哪些新的感悟？如何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方位与发展方向？
朱：我的中华文化至上论最早是从审美角度来定论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的这一论点渐渐超越了审美，进入了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领域，比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政治观，盈虚互用、义利相和的经济观，上兵伐谋、不战而克的军事观，天人合一、化成天下的人文观等等。经济的全球化、科技的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它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取向有根本的不同。经济科技讲求同一，讲求模式，讲求格式化，它要求的是复制，是批量生产。而文化艺术则讲求个性和独造，它是万端并出、求新求异的。越是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要坚持文化的民族化、本土化，这才能形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共存共荣的格局。还是鲁迅先生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从张艺谋的电影到云南的原生态舞蹈，从谭盾以湘西祭祀音乐为取法的创作到赵季平音乐作品中隐隐浮现的秦腔、信天游，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中华文化又是那么博大精深，恰恰是由于她的深邃和高妙，她才不为今天的世界真正理解和认识。比如说诗词怎么翻译？最好的翻译也只能是表其意而丧其神。别说内容，就说词牌吧，把《满江红》翻成《一条红色的大扛》，把《菩萨蛮》翻成《野蛮的菩萨》，这是哪儿跟哪儿？八竿子都打不着嘛。那么怎么办呢？别无它法，只有当外国人都像大山一样精通汉语时，他们才会真正懂得中华文化的伟大和毛泽东诗词的魅力。而且我坚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