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周涛1984年深入云南前线并以此为体验创作的两千行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实际上是对以上挑战所做出的试验性回答。它的部分新鲜的尝试和成功的探索所散发的光芒被不完整的发表所肢解和阉割。该诗未能得到应有的反响。周涛因此极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并且抱有隐隐的期待，只能用它为自己十几年的诗歌道路画下了一个沉重的句号和一个深长的问号。）
关于周涛由诗而散文的变化发展，如下的两种看法亦可拿来作为对我以上分析的某种补充：
其一，“他从诗走向散文，并不是做诗失败另谋生路，而是一条过于凶猛的河流漫出了河道，是生命力膨胀使然。”（朱苏进：《自然之子的痴笑》）。
其二，“周涛在这些散文的创作过程中，也因为心灵的放松而使内在生命接近了自由状态。”
表面看来，这两种意见有些相悖：前者说的是周涛胀破了自己，后者说的是周涛回到了自己。究其实，这种表层的相悖恰好构成了深层的相谐；或者说，它们讲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胀破的是周涛用十几年心血为自己锻造的诗歌的盔甲（形式），回到的是周涛散漫闲适飘逸不羁的天性（精神）。这恰好印证了我前面的两点分析，也即是说，他在诗歌创作中的两点局限因为样式的转换颇有了一些“化腐朽为神奇”的意味——局限恰恰有可能变为优长——一散文所需要的那种冲淡平和、闲适超然的处世态度和那种拒斥工整对仗反对节奏旋律的自由散漫的文体品格都是更适合于周涛的。干脆反过来说，周涛在本质上是更属于散文的。周涛在诗歌大河上十几年的漂流似乎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把自己送到散文的入海口。
散文家周涛比诗人周涛更雄放也更俊美，更精微也更大气，更自信也更自然，因此也更具诗人的气质、魅力与品格。因为，他的散文是更加广义的别一形态的真正的诗。不信请读一读《哈拉沙尔随笔》，读一读《蠕动的屋脊》，读一读《板坂村》、《吉木萨尔纪事》、《伊犁秋天的札记》和《游牧长城》……
可以毫不夸张地在这些散文面前冠之以一个“大”字。这确实是一些大散文。我之所以称它们为大散文，决不仅仅因为其中那一部分全景式的篇幅浩大格局恢宏的巨轴般的长篇大制（如上所列诸篇，均在万字以上，有的竟长达十万字）——尽管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惟一的。在大西北的巨川广漠间舒展开的关于自然、历史与人的博大主题的磅礴的吐纳和深邃的思索，固然容易直接给人以大气魄、大襟抱、大手笔之震撼。在另外一些精短篇什中，通过对一马（《巩乃斯的马》）、一鹰（《猛禽》）、一猫（《猫事》）、一鸟（《稀世之鸟》）的细微状绘和深情咏叹，同样传达出了诗人的真性情和大爱心，传达出了诗人在这些充满灵性的动物身上所灌注的关于人类自身的透辟认识和深切关爱。它们和前者形成一种互补和同构，共同生成了周涛散文世界的大气象和大境界。简单说来，周涛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大”字，它以气势沉雄、意蕴高远、笔力强健而汇成一股语言的隆隆的雷鸣，挟带着西北的天风滚滚而来，一扫当今散文世界那些花前月下的虫鸣蛙唱、那些连标点都在叹息的无病呻吟、那些捏着鼻子发声的拿腔拿调，而使人如闻天籁，振聋发聩。
这些大散文具有两个向度上的意义：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它把周涛推上了当代散文革命的前沿；而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周涛又用它发出了散文换代的先声。它和“十七年”以刘白羽、杨朔、秦牧模式为代表的当代散文传统的深刻决裂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又不是“五四”以来现代散文传统的简单继承和仿效——它不是懦雅闲适的周作人式的小品，也不是妙趣横生的林语堂式的议论；不是丝丝入扣的胡适式的说理，也不是匕首投枪般的鲁迅式的杂文；不是景境俱佳的朱自清式的美文，也不是言近旨远的许地山式的寓言；不是郁达夫、徐志摩宣泄无遗的抒情，也不是夏丐尊、丰子恺精简传神的记述……它也许受过诸多前辈的浸润和熏染，它也许分门别类地看都不如上述诸大家，但它却是它自己，它的大气磅礴是独特的，并以此在当代散文中别开生面，也以此和贾平凹、余秋雨、张承志、马丽华等中青年散文家的创造一起排列出新时期散文世界的最新风景线。
在近十年的散文新锐中，周涛雄强的声音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比较而言，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承袭与领悟，他可能不如贾平凹那样既深得古代散文和笔记小品的笔致，又渗透佛道易经的精神，写来行文晓畅而意蕴含蓄，古朴雅纯而情趣天然，一派空灵宁静的文人风度；而对于现代人文精神的把捉与传达，他可能又不如叶梦那样以西方现代哲学观念和艺术技巧为思想武器和表现方式，将一个女性从少女走入青春期的骚动的生命体验表达得如此大胆而神秘、犀利而真实，俨然一副当代青年个性解放的先锋姿态。但是，周涛的位置也许恰恰就被界定在这二者之间，就在传统与先锋之间。他尽管也超脱，但比之于贾平凹的过于淡泊却具有更积极的人世精神；他尽管也祟尚历史，但比之于贾平凹的古雅情调又更多了一份开放的现代意识。然而，和叶梦们比较，周涛又是更加中国的和更加古典的。尽管他也以哲思见长，但却不是西化的逻辑分析与推理，而是中国式的生命感知与直觉把握；尽管他也张扬个性，但却少了一份当代青年自我解剖与袒露时的那份了无障碍的轻快与洒脱。总之，周涛散文的全部倾诉就是一个当代智识者人到中年时那份沉甸甸的人生体验的传达、人生领悟的抒发和人生智慧的升华。他是文化积累与发展的历史链条中的一环，他连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被磨砺被撞击时所发出的声响就是他的散文。他的声音因此粗犷而凝重——在如此深长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我更有理由做出判断：《稀世之鸟》无疑是建国四十多年来最优秀的散文集之一。
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是，面对周涛散文这样一个赫然醒目的现象，当今散文界乃至整个文坛所表现得十分迟钝与麻木。我曾不止一次地向散文家朋友力荐周涛，可竟然听到过这样的反问：“周涛还写散文吗？”如果说这有可能事出偶然，那么在众多的散文月刊、选刊和选本中，周涛的名字也向来难得一见。更有甚者，在我刚刚浏览过的《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福建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等刊物近年发表的关于新时期散文综述、研究和评论的近二十篇文章中，除了有一篇提了一下周涛外，都一律“省略”周涛，哪怕有的不惜篇幅开出了一个数十甚至上百人的散文家名单。
我不能不由此想起所谓“观念”问题。我们整天价叫嚷散文观念的开放、突破、更新，呼唤大气的有创意的新的散文，可一旦当这种散文像大鸟一样飞临我们的上空时，我们却视而不见了。这是不是有点“叶公好龙”的味道？或者说在我们仰天期望大鸟的时候，内心里其实还在留恋人们早已看惯了的笼子里的画眉和金丝雀。要真正接受一个新观念看来并不容易。手头就有一个小例子——1992年第2期《中国作家》隆重推出了周涛数万字的长篇散文《游牧长城》，这本来是一个颇具卓见和气魄之举，可又偏偏要把它塞进“纪实文学”之栏目而不愿标以散文，实在煞了风景。
因此，我觉得迄今为止，中国文坛只认识了诗人周涛，还没有完全认识一个其实是更优秀的散文家周涛。在适当的时候，我想有必要专门再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认识周涛”。
莫言：爆炸在1985
相比较周涛、朱苏进，莫言更年轻，起步也更晚，成名也更晚。但他的成名方式是“爆炸”型的，他以强大的爆发力在1985年竞相攀登文学高峰的拥挤山道上突然蹦了个高，一下子就冲上了制高点。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漫不经心地就撼动了整个文坛。
《透明的红萝卜》在1985年第1期《中国作家》发表时还悄无声息，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但它在“圈子”里却顷刻间不胫而走，为李陀、阿城等诸多有识之士所津津乐道，并被视为一个重要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年底，张洁在联邦德国答记者问时郑重而欣喜地宣布：如果说1985年的中国文坛发生了什么大事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莫言！
支撑张洁这一判断的当然不止是一个《红萝卜》。继此之后，莫言连续推出了《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秋千架》、《枯河》等一批中短篇佳作。在这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中，他坚持以冷峻严谨的现实主义为基调，以宏阔丰厚的民族文化为背景，糅合点染外域现代小说艺术的多种色彩，狂放不羁地为中国农民写意抒怀，向人们提供了一幅北中国农村生活的内容丰繁厚重、形式新颖斑驳的立体画轴，使他在1985年的小说新潮中异军突起，标领风骚。他于同年第12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的题目就极富寓意——《爆炸》——既为1985年出现的莫言现象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命名，又为1986年即将到来的莫言高潮做了一个谶语式的预言。
1986年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来说，无疑是一个和1985年具有同等分量的重要年份。它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一批优秀小说成果的持续丰收，更表现为对传统小说策略的深入反叛和颠覆。《红高粱》就是这场小说革命深入发展中一枚瓜熟蒂落的硕果。尽管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无论过去还是今天，我都更加珍爱《红萝卜》、《秋千架》里的那一分清新纯朴和自然天成，但是我仍然清醒地看到，《红高粱》才是更重要的。《红高粱》具有多重的意义。一方面，以《红高粱》为发端，标志着历史战争题材的新的战线的开辟，直接引诱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如乔良的《灵旗》，苗长水的“沂蒙山系列”，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并以此和“当代战争（南线）战线”、“当代和平军人战线”鼎足而三，最终形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另一方面，《红高粱》以当代意识和审美理想之光烛照历史，通过对生命伟力的张扬和对民族精神的呼唤，为今天我们重铸民族性格提供了一种参照。这种对民族历史母题重新开掘与处理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越了军旅文学的既定范畴。还有一点也许更现实也更“有用”，即从小说的纯技术角度看，《红高粱》的出现适时地为开始有些疲惫的小说革命运动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使之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这不单单是说《红高粱》找到了一个传奇故事、地域文化与外来技巧三结合的成功范式，而更在于莫言在这个范式中将他此前作品里已初露端倪的“灵活多变的叙述方式、随意开放的结构方式、披头散发的语言方式、奇异超人的感觉方式”做了一次非常极端然而又十分和谐的集中展示。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红高粱》才使莫言的小说风格更极端化从而也更个性化了，《红高粱》将莫言塑造成了一位凌厉狂怪的小说革命的前锋。这位前锋对中国小说界造成的震荡与冲击是严重而深刻的，他在《红高粱》里所贡献出来的崭新的审美经验对当时的读者和作家们来说都有“挡不住的诱惑”，以致一时间很少有人能完全抗拒莫言或不谈论莫言。
当然，再换一角度看，1986年的中国文坛正迎着八面来风，各种外域现代小说艺术之风把我们已经紊乱的“风向标”吹得旋如转篷，不少小说家因此心慌意乱心无定数而随风飘荡。当此之际，莫言既得风气之先而又毫不动摇地坚持“根本”，敏锐及时地将外域现代小说艺术与民族本土文化做了一个巧妙的沟通和“嫁接”。所以，更恰切地说，莫言只不过是适逢其时地起到了一个中介或桥梁的作用。他成功在此，贡献在此，影响亦在此。譬如他对福克纳铺排恣肆执着纠缠的语言文体的领悟，用现代意识与技巧处理乡土题材的“邮票”意识的移植，对博尔赫斯幻象形式下超验性体验方式的把捉，对西蒙崇尚的生命感觉（或曰生理感觉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以及“通觉”）的张扬，对马尔克斯充满魔幻色彩的颓败家族历史主题的追寻等等，都为他的同行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再说得具体一点，甚至可以这么认为，正是因了莫言对“感觉”夸张变形的极致运用，才启迪了一大批中国作家，打开了他们钝化已久的新鲜陌生的感官世界，进而丰富了他们对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感知方式与审美方式。但是，天才的仿效可以化为神奇的创造，拙劣的摹仿却永远只能是东施效颦。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骤然间散发出来的奇异强光在照亮一批人的同时也灼伤了一批人（包括莫言的自伤）——“伤”之于对那样一种极端夸张的语言方式、感觉方式甚至是一种公式化的叙述视角（如“我爷爷”、“我奶奶”）的套用和滥用。但无论如何，在整个新时期以来的小说进程中，莫言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都是罕有其匹的。我这样的判断等于指出，莫言是新时期军旅作家中的天之骄子，更是新时期小说革命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