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满人夺取天下，不能不说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以事实论，灭亡明王朝的并非满洲八旗而是天灾及由此蜂起的农民起义军，而在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之际，很可能又是一场瘟疫让大顺军丧失了战斗力。从历史偶然性的角度上说，“清取明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势而为的机巧之举。
当然，满人的胜利虽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但其入关时不过20万兵力，这说明八旗铁骑确有可畏之处。所谓“八旗”，指的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这八旗，其首创于清太祖努尔哈赤。但最初并非“八旗”，而只有四旗，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创建的“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14年后（1615年），因兵力扩张，努尔哈赤在原四旗的基础上增设“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镶白旗”（所用旗帜在前四旗军旗上加镶边），合为一般意义上的“八旗”。
“八旗制”很难说是一种创新，因为“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一向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如蒙古人的“百夫长、万夫长”、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等。如果说创新，努尔哈赤主要在中间层做得更扎实，那就是以女真人的牛录制为基础，每300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从兵力配置上说，一旗即相当于一军，而作为最基本作战单位的牛录相当于一个骑兵营，一个旗由25个牛录组成，中间由甲喇作为连接。
最初的八旗，主要靠兼并其他满洲部落而来，其中也加入了少量归附的蒙古人及汉人。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随着其领土的日益扩张，被征服而归顺的人口越来越多，至清太宗天聪九年（即明崇祯八年，1635年）正式建立蒙古八旗，后来又将俘获或归顺的汉人依例建立汉军八旗。由此，八旗实际上是由满、蒙、汉三个民族组成，而所谓“八旗”，实际上应为“二十四旗”。
八旗中，满、蒙、汉的数量比例并不相等，以入关后的京师八旗为例：满洲八旗占53%，汉军八旗占32%，蒙古八旗占15%。如果算上京师之外的八旗，满洲八旗则占到60%以上。由此也清楚地证明，保证满洲八旗的优势地位是历代清朝统治者的既定国策之一。蒙古八旗中，以科尔沁部（孝庄太后即出于此）、察哈尔部加入最早也最为重要，后来又有额鲁特部、巴尔虎部等相继加入。相比汉军旗，蒙古八旗因归顺较早，加上外蒙古与清廷的战略结盟关系，蒙古八旗与清廷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些。清朝前期的皇后及王爷福晋大多出自蒙古部落，满蒙通婚既是惯例，也是一种统治手段。
汉军八旗最初是由辽东被虏获的汉人组成。清军入关后，在征战过程中俘获或投降的汉人军队（包括后来“三藩之乱”中的汉兵）也被编为汉军八旗。这些汉人军队，实质上是跟着满人打天下的“从龙之师”，他们在编为汉军八旗后，又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满人的汉化过程。不过，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汉军同时也受到八旗制度及满人习惯的影响，他们在经历了一个“满化”的过程后与普通汉人已有明显差别。在一般汉人看来，他们更像是“旗人”而不是汉人。
除满人、汉人、蒙古人之外，八旗中还有其他民族，如朝鲜人及东北的“新满洲人”。“新满洲人”指的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两侧（东至西伯利亚，西至蒙古大草原一带）的通古斯语族，如赫哲人、库雅喇人，还有混合了蒙古与通古斯语的部落，如索伦、锡伯、鄂伦春、达斡尔人。这些游牧或渔猎部落在归顺清廷后也相继被“满化”，如乾隆年间被调派到新疆戍守的锡伯族人。他们是目前唯一使用满语作为日常语言的少数民族（关于锡伯族人的这段历史，可参考傅查新昌先生所著的小说《秦尼巴克》）。除此之外，八旗中还有俄罗斯人（雅克萨之战后）、回人（平回乱后），清中期时一度还有藏人归入。从脉络上看，八旗的扩张主要与征战相关，但在清廷建立稳固统治之后，八旗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扩充，因而满、蒙、汉才可以称得上是八旗的主体成员。
八旗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所谓的“包衣”。在满语中，“包衣”的意思为“奴仆”，这部分人主要由历次战争中的俘虏及因犯罪受惩罚的旗人组成，他们在旗籍上被列入另册，且为世袭群体。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上一代是“包衣”，通常情况下，他们及后代也将一直是“包衣”身份。“包衣”不是八旗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是属于其主人所在的旗。如皇帝的“包衣”属于“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归内务府管理，主要担任皇宫中的各种勤务，而其他王公贵族的“包衣”属于“下五旗”。据《清史稿》的统计，“包衣”佐领共115人，即有115个牛录。
需要指出的是，“包衣”虽然名义难听且其从事的都是琐碎的后勤厮役工作，但他们在一些事务上往往起到重要的“中间人”作用。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人往往比普通旗人更容易获得上升或发财致富的机会。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即正白旗“包衣”出身，但他是康熙皇帝的亲信，长期掌管内务府下属的“肥差”——江宁织造。而且，“包衣”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当官。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当上了大学士、总督之类的高官，如康熙朝正白旗下的“包衣”李士桢，后官至广东巡抚；再如同治朝的湖广总督官文和光绪朝的兵部尚书立山，他们都出身于内务府下的“包衣”。不过有一点，无论这些人当上了多大的官，他们与原来的主人之间仍是主仆关系，而且要听候主人的传差。
除“包衣”外，旗人社会中还有一类边缘群体，即“户下人”。户下人通常指八旗宗室或官员的家中奴婢、庄田的庄丁或差丁，他们不属于旗籍而附属于主人名下。这类群体的来源，有些是入关前被掳掠而来的汉人，有些是买卖而来的人口，另一部分是入关后因土地被圈占而投充而来的庄丁等。
从管理上说，每一旗下设立一名都统（满语称“固山额真”，从一品），两名副都统，正副参领（满语称“甲喇额真”）各5人。都统衙门设在京师，满蒙汉八旗共设24处。各省的驻防八旗，凡兵员2000名以上的设立将军衙门，共13处，以满洲王公或亲信大臣兼任（从一品）。八旗中的中级将官为参领（正三品，驻防八旗中则称协领），位在副都统之下，佐领之上，每旗下设5名。驻防八旗除设协领之外，另设独立的城守尉（正三品），其兵员大多在数百人，以负责重要府州防卫（全国共16处）。
参领以下的佐领（正四品），满语称之为“牛录额真”或“牛录章京”，这是八旗中最重要的基层官员。旗人的一切事务包括出征、粮饷、户口、田宅、兵籍、诉讼乃至选秀等均由佐领办理。其战时为领兵官，平时为行政官，有点类似于“大家长”的角色。佐领在各旗中的人数不等，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九十多人，其职位多世袭。佐领以下，还设有领催、骁骑校等职，以协助佐领管理旗内事务。
作为军事单位，八旗的主体成员为兵丁，其中包括马甲（即骑兵，又称骁骑）、步甲（步兵）及养育兵等。需特别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男性旗人都能披甲当兵，要想吃上这碗饭，尚需长期训练并经过严格的考选。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清末八旗兵丁约占成年男丁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换言之，旗兵比例只有总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因兵额基本不变，其比例随着旗内人口的增加而不断下降）。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旗人的全部，除了军官和兵丁之外，众多的家属、匠役及行政机构也是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坐稳江山后，八旗主要分为两类，一为京师八旗，一为驻防八旗。京戏《梅陇镇》中，风流天子正德皇帝有句台词，“北京是大圈圈套着小圈圈，小圈圈套着黄圈圈”，等到清军进入京城后，原住在内城的汉民均被强令迁至南边的外城，腾出来的房屋分给了八旗官兵及其家属。清初至中期，京师八旗兵力约10万，按驻守范围分别为：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一带，镶黄旗驻安定门内一带，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一带，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一带，镶白旗驻朝阳门内一带，镶红旗驻阜成门内一带，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一带，镶蓝旗驻宣武门内一带。大体而言，两黄旗驻扎内城北部，两蓝旗驻扎内城南部，两白旗、两红旗则位于东、西两厢。各旗的驻防区内，满洲八旗驻地靠近皇城，蒙古八旗中间，汉军旗居于外侧。在这样一个布局下，北京内城实际变成了一座层层设防的大兵营。
从兵种上说，京师八旗设有前锋、护军、亲军、步军、火器五营，康熙、乾隆年间又增设了健锐营、相扑营、虎枪营等特种兵部队。就基本职能而言，前锋营担任出征任务；护军营担任扈从护卫任务；亲军营是皇帝亲率，由领侍卫内大臣总管；步军营负责京师防守与治安；火器营是配备有鸟枪等火器的特殊军队。从人数上说，90%的驻京八旗均在内城，只有外三营（即圆明园护军营、外火器营和健锐营）在颐和园及园寝等处。据统计，清末驻京八旗人数约在13万人左右，如果把“包衣”也算进去，大概有15万人。
驻防八旗通常在10万人左右，其主要为满洲八旗及蒙古八旗组成（只有东三省和广州、福州有汉军八旗），其中盛京、西安、荆州三地八旗人数超过5000人，分别为7000、6500、5700人。根据其驻地的重要性，驻防八旗又分为畿辅、东北、西北和其他地区。按《大清会典》，畿辅八旗主要驻扎在京师周围的直隶地区，有25支驻防部队，编为54佐领，共14238人，其中最大的一支为察哈尔都统管辖的蒙古八旗（120佐领，共10800人），其次为驻密云（2100人）及驻木兰围场（1000人，由热河都统统辖）的满洲八旗。另外，两处皇陵（东陵、西陵）由1460人的旗兵护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