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清代考据学有着极高的评价：“搜求事实不嫌其博，比较参证不嫌其多，审察证据不嫌其严，归纳引申不嫌其大胆。用这种方法去治古书，真如同新得汽船飞艇，深入不曾开辟的奇境，日有所得而年有所成；才大的可以有创造的发现，而才小的也可以尽一点‘襞绩补苴’的微劳。经学竟成了一个有趣味的新世界了！”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胡适是第一个这么评价清朝经学研究的人。许多学者认为，清朝乾嘉学派开启的考据之风一方面革新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也扼杀了人们的思想创新能力，造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格局。但胡适认为，清儒的经学恰恰让人们对古代经典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未曾开辟的奇境。这种重视归纳与证据的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不过，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采用的是演绎推理法，而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重视归纳推理，而轻视演绎推理。这种割裂归纳法与演绎法联系的思维方式，对胡适的影响也很大。
他运用“二分法”把演绎思维与归纳思维相对立，片面鼓吹归纳推理是“最科学的方法”，从而导致其思想体系十分排斥演绎推理。这与其“反玄学”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在胡适眼中，归纳法之所以最科学，是因为其建立在一连串具体证据的基础上。无论是杜威的“实验——探索”方法论，还是清朝朴学的考据方法，都遵循这条正道。胡适说：“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这样用证据（Evidence）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科学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
由此可见，胡适治学最初是吸收了清朝朴学的考据法，在师从杜威吸收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之后，又将其与儒家的实学精神相融合。他诠释杜威的哲学理论时，实际上运用了朴学的方法论，而在论述戴震考据法时，又借用了西方的逻辑学知识。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不仅符合杜威的治学态度，也与他眼中儒家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玖
为什么胡适说儒学有“苏格拉底传统”？
在1923年，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玄论战”爆发。以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主张“玄学救国”，认为科学无法解决精神世界问题。而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主张“科学救国”。思想保守的玄学派，认为儒家创立的精神文明尽善尽美，能解决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思想比较西化的科学派，则认为玄学派的人生观是非理性的。作为科学派主将，胡适一贯持“反玄学”立场，但他认为中国的儒学有“苏格拉底传统”。
所谓“苏格拉底传统”，指的是“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想，怀疑、热心而冷静的求知”的精神。通常人们认为，这种自由奔放的学术风气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而胡适却认为，中国古代一直存在这种优良传统，其开创者就是儒家圣人孔子。这与其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儒家的立场，似乎自相矛盾。
在许多人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诸子百家伤害最严重的两大浩劫。比起秦朝简单粗暴的文化专制政策，汉朝的“独尊儒术”在古代少有恶评。因为获得独尊地位的儒学，逐渐扼杀了诸子百家的发展空间，彻底掌握了文化话语权。从此以后，一切不符合儒家标准的思想都被视为“异端”。这使得以“道统”自居的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冠名“孔教”的封建道德与礼教思想，已经不复孔孟时期的人文关怀精神，彻底沦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胡适参与新文化运动时和其他学者一样呼吁打倒“孔家店”，以寻求中国思想文化的解放。
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适把儒学本身与专制思想画等号。
据胡颂平所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初稿》记载，胡适曾在一次文教界座谈会上说：“孔子的学说，经过两千年至少有一部分失去了时代性，同时经过了许多误解。三十年前，我们的确领导批判孔子。我们批评孔子，是要去掉孔子一尊，使其与诸子百家平等。如果不打倒一尊的‘孔家店’，就没有法子使得思想解放、思想自由。但是，六十二年来，还是继续对于孔子佩服。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很了不得的，中外古今像他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境地的，不容易看到。”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崇尚自由主义的胡适只是想打倒独尊而扭曲的“孔家店”，而不是孔子及其所创的儒学本身。他主张诸子百家平等发展，试图跳出千百年来儒家垄断学术界的旧框架。
在科玄论战中，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玄学派主要拿以儒道佛为主干的传统国学为武器。有趣的是，提倡科学的胡适恰恰把中国科学精神的文化渊源归结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核。
胡适在《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一文中说：“古代中国的知识遗产里确实有一个‘苏格拉底传统’。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想，怀疑，热心而冷静地求知，都是儒家的传统。”
据《胡适之先生年谱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初稿》载，胡适曾经这样评价孔子：“我们国家在二千年前所崇拜的就不是英雄豪杰，而是孔子。孔子一生致力于的，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八个字可以说明。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孔子的奋发求知精神，被胡适视为中国版的“苏格拉底传统”。苏格拉底不以“智者”自居，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热爱智慧的人。他奠定了西方文化的许多优良传统。在胡适看来，孔子也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奠定了中国过去两千五百年来的“道统”。
胡适把求真务实的精神看作是苏格拉底传统的一个紧要部分。孔子曾教诲弟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充分诠释了什么叫“热心而冷静地求知”的精神。
儒家亚圣孟夫子则是中国苏格拉底传统中“怀疑”精神的代表。他公开宣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这里的《书》指的是儒家五经中的《尚书》。从孔子开始，《尚书》始终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但孟子对《尚书·武成》篇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首开儒者质疑经典的先例。这种“怀疑”精神被胡适全面继承发扬，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史学界疑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宋朝儒者的理学对胡适的影响也很大。他认为，孔孟的“真精神”（苏格拉底传统）被宋儒发扬光大。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敢于提出质疑的求道精神与解决怀疑的方法。
宋朝理学诞生的背景恰逢学者们普遍反思汉唐儒学的缺陷。故而他们主张“学则须疑”，这样才能推陈出新。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就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胡适声称自己是皈依了赫胥黎的怀疑论，但其怀疑精神的真正源头应该是宋朝理学。
其二，宋朝理学家的“格物致知”说，包含了西方哲学的归纳思维。
胡适试图借助西方文化的力量来整合中国传统的儒学资源。因此，他常用西方学术思维方法来看待儒学。在他看来，程朱理学一派的“格物致知”，体现了孔子开创的科学精神。“格物致知”的治学之道是将一切论点或假设建立于充足的事实依据上。这种极富理性主义色彩的研究方法，被胡适看作是一种与西方科学相通的归纳思维。
其三，陆王心学的“致良知”说，体现了胡适最推崇独立自由的精神。
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与佛道玄学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但胡适更关注的是陆王心学“致良知”说，动摇了程朱理学（“孔家店”的思想本体）的统治根基。程朱理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让读书人变得越来越僵化教条。而陆王心学以“致良知”说打破了世人对经典教条的迷信，劝导大家保持独立自由的人格。这很对信奉自由主义的胡适的胃口。
通常认为，西方自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有一种鼓励独立思考与怀疑精神的学术氛围。胡适认为，这并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利，儒家同样有奖励独立思考与鼓励怀疑的传统。
颜回对老师孔子十分尊敬。孔子曾欣慰地说：“回也，非助我也，于吾言无所不悦。”但与此同时，孔子又感叹道：“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废。”由此可见，孔子更喜欢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反对意见的学生，而不太希望学生对自己唯唯诺诺。
胡适曾在晚年时说：“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
归根结底，这份敬意正是由于儒家具有胡适所推崇的“苏格拉底传统”。在他的诠释下，儒学的精华与糟粕被划分得泾渭分明。胡适借助西方学术理论重新发掘了儒学的价值。其治学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恢复这种“历史悠久”的中国版“苏格拉底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