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应允了与玛丽·陶德的这桩婚事，但是他的内心却在激烈地交战，想要寻求逃避的方法。他常常在店铺楼上的房间里呆坐着，不去办公室工作，也不参加州议会的会议。有时候，他会在半夜3点起床，下楼去升起壁炉的火，对着火光独自坐到天亮。他吃得更少，身体日渐消瘦。他还变得暴躁易怒，也不肯和任何人说话。
婚期将至，林肯的恐惧和退缩也更甚了——他似乎掉进了一个黑暗的深渊，在里面不断旋转，差一点失去理智。他写了一份很长的信给辛辛那提的丹尼尔·德雷克医生——他是西部最有名的医生，也是辛辛那提大学医学系主任——在信中林肯描述了自己的情况，并请教治疗的方法。但是德雷克医生回信说，不亲自检查，他无法提供任何帮助。
他们的婚期定在1841年元旦。那天天气晴朗，春田镇的上层人士乘着雪橇来来往往，进行新春访友活动。从马鼻子里呼出阵阵湿气，小铃铛的声音接连不断。
爱德华公寓此时一片忙乱，送货的小孩子匆匆拿着最后一分钟才定的货物到后门来。玛丽家还特意请了一位大厨师，喜宴不用旧的铁质烤炉放在火上烹煮，而采用新发明的烹饪炉来做。
元旦的傍晚终于来临了。烛火照射出一片柔光，冬青树花环挂在窗上。玛丽的家人鸦雀无声地期待着，兴奋地微微颤抖。
六点半，贺客陆陆续续到来。不久，牧师也夹着教堂的行礼用具来了。房间里摆满了各种植物。愉快和友善的交谈声传遍了整个屋子。
时钟敲了七下……七点半。然而林肯还没来……他迟到了。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挂在门厅的老爷钟滴滴答答地走着，缓慢又肯定地报出15分钟……半个钟头……但是还没有新郎的影子。爱德华太太紧张地走下车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林肯会不会……不！难以想象！绝对不可能！
人们开始不安起来，交头接耳，低声议论着。
头戴新娘纱、身穿丝袍的玛丽·陶德坐在房间，一直在等待……等待……紧张地玩弄着头发上的花。她多次走到窗边，向街上张望。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时钟，手掌渐渐湿了，汗水聚在眉毛上。又过了一个钟头。他答应过她的……真的……
九点半，客人们一一告退，动作轻轻地。他们在惊讶之余也带了一点尴尬的表情。
当最后一个客人离开之后，准新娘玛丽扯掉了头上的白纱，抓掉头发上的花朵，哭着冲上楼梯，一头扑倒在床上——她伤心欲绝。噢，上帝啊！大家会说她些什么？她将会被人耻笑、怜悯、指指点点，她将颜面尽失，不敢走上街去。
伤心和羞耻感涌遍她全身。此时她多么希望林肯能来拥抱她；同时，她又恨不得把他立刻杀掉，报复他对她的伤害与羞辱。
林肯到底在什么地方？难道遭到了暗杀？抑或发生不幸的意外？他逃走了？他自杀了？这一切根本没人知道。
半夜里，男人们带着灯笼，组成一支搜索队。有人去寻访镇上林肯常去的地方，还有人在乡间小道上搜索……
8.与玛丽正式结婚
林肯说：“我总觉得婚姻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事情。”
人们分头找了一个晚上，直到天亮前才发现林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嘴里正喃喃地说着什么。朋友们担心他神志不清，玛丽·陶德的亲戚则说他已经疯了——这是他们对他没有参加婚礼的最好的解释。
林肯对人们说他要自杀，人们立即找来亨利医生，并让斯皮德和波特勒随时注意他。大家还拿走了他的刀子，一切就像安妮·鲁勒吉去世时的情形一样。
亨利医生希望林肯找点什么事情做做，他建议林肯去参加州议会的会议。林肯作为议会领袖，应该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可是根据州议会记录，他三个星期以来只出席过四次，而且每次只去一两个小时。1月19日，约翰·J.哈丁正式向议会宣布林肯生病了。
林肯逃婚三个星期后，给他的合伙律师写了他一生中最悲惨的一封信：
我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人了。如果将我的这种悲哀平分给全人类，世上就没有一张愉悦的面容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好转，但也不能总是这样继续下去。如果我不能好转，就只有死了。
已故的威廉·E.巴顿在他写的《林肯传》中说，“这封信表示亚伯拉罕·林肯已经精神错乱……他深信自己会发疯”。
林肯这段时间经常想到死亡，也渴望死亡，他还写过一首以自杀为题材的诗，发表在《山嘉蒙期刊》上。
斯皮德怕林肯自杀，就带林肯到路易斯维尔附近斯皮德母亲的家里，并给了他一本《圣经》，让他住进一间面向小溪的安静小屋。小溪弯弯曲曲地流进一英里以外的森林。每天早上，会有一个黑奴把咖啡端到床上送给林肯喝。
玛丽的姐姐爱德华太太说，玛丽“为了澄清他人对她的误解，也为了使林肯先生安心，曾给林肯写信，表示愿意和他解除婚约”。她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解除他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是“如果林肯愿意，仍有权利恢复婚约”。
恢复婚约当然是林肯最不愿意的，因为他不想再见到玛丽。即使在逃婚一年以后，林肯的好友詹姆斯·马森尼还认为“林肯有自杀的可能”，由此可见，林肯对这桩婚姻的惧怕有多么深刻。
从1841年那“致命的元旦”算起，林肯几乎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和玛丽·陶德交往过，他希望她能把他忘掉，看中别的男人。但是这事关她的骄傲和她宝贵的自尊，她决心向自己和那些轻视她、怜悯她的人证明，她可以嫁给亚伯拉罕·林肯，而且她嫁定了亚伯拉罕·林肯。
而林肯却决心不娶她，所以不满一年她就改向别的女孩子求婚。当时他32岁，那个女孩子的年龄只有他的一半。她叫萨拉·理查德，是四年来一直为林肯提供伙食的波特勒太太的小妹妹。林肯向她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他说自己名叫亚伯拉罕，而她名叫萨拉，显然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但是林肯的求婚却被女方拒绝了。后来，萨拉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吐露道：
我当时年纪还小，还不到16岁，根本没有想到结婚的问题。我并不讨厌他做我的朋友。不过你也知道，他那古怪的外表和态度很难让一个芳心初动的少女看上眼……他和我姐姐很熟悉，我总是把他当做大哥来看待。
由于林肯经常为当地的《春田日报》撰写社论，因而与该报社总编西蒙·佛朗西斯结为好友。不幸的是，佛朗西斯夫人非常爱管闲事。她虽然已经年过四十，但还没有小孩，自称为“春田镇的媒婆”。
1842年10月初，佛朗西斯夫人写信给林肯，请他于次日下午到她家去一趟。这个邀请很古怪，虽然林肯想不通是什么用意，但他还是应邀前往。他一到就被迎入会客室。意外的是，玛丽·陶德就坐在他面前。
当时林肯和玛丽·陶德说了什么话，他们的预期和表情如何，他们做了些什么……历史上并无记载。不过，可怜而又心软的壮汉这次完全没有逃脱的余地。只要她一哭——她最擅长这一招——他马上就向她投降了，低声下气地为自己的逃婚向她道歉。
后来，他们每次见面时，总是偷偷摸摸地在佛朗西斯家里进行。起初，玛丽甚至不让她姐姐知道她又与林肯来往。当姐姐发现他们的行踪后，责问玛丽：“为什么你要瞒着别人？”
玛丽说：“既然已经发生过那些事情，我认为彼此交往最好能避人耳目。万一再出了问题，也不会被别人知道。”
说得明白点，她已经接受过一次教训，这次她决心保密，直到林肯愿意娶她为止。
这一次，陶德小姐又要使出什么小伎俩呢？
詹姆斯·马森尼说，林肯常常告诉他说“他是被迫结婚的，陶德小姐说林肯在道义上非娶她不可”。
对此，亨顿应该比谁都清楚，他曾说：
“我总是认为林肯娶玛丽·陶德是出于道义，他曾经很彻底地自我分析过，他很清楚自己不爱玛丽，但是他又确实答应过娶她。面对道义与幸福的冲突，他选择了前者……就像一场噩梦一般，多年的折磨和纠缠，使他永远失去了家庭的幸福与安宁。”
在下定决心以前，林肯又一次寄信给斯皮德，问他是否曾在婚姻中找到了幸福。林肯催促他：“请赶快回信，我急着要知道你的答案。”
斯皮德回信说：“他所获得的幸福要远远超过期望中幸福。”
于是，第二天的下午——1842年11月4日，星期五——林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勉强向玛丽·陶德求婚。
玛丽坚决要求当天晚上就举行结婚典礼，林肯受宠若惊，他没想到事情居然会进展得这么快。他知道玛丽十分迷信，就说当天恰好是星期五不吉利。可是玛丽有过上次的教训了，所以她连24小时都不愿再等，何况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她24岁的生日——于是他们匆匆来到夏特敦珠宝店，买了一枚结婚钻戒，刻了“爱之永恒”。
那天下午，林肯请詹姆斯·马森尼当他的男傧相，并说：“吉姆，我非娶那个女孩不可。”
傍晚，林肯在波特勒家穿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衣服，擦亮了皮鞋，波特勒的小儿子问他要去什么地方，林肯答道：“我猜想是要下地狱吧。”
玛丽上次为婚礼赶制的嫁衣已经被她绝望地扔掉了。现在，她只好穿一件简单的白色衣服出嫁。
一切安排都那么仓促。爱德华太太说她直到婚礼前两个小时才接到通知，只好匆忙烤好结婚蛋糕。蛋糕端上桌的时候，上面的糖稀还热热的，不是很好切。
查尔斯·德雷斯牧师为他们宣读了圣公会礼拜诗，但是林肯似乎一点也不高兴。男傧相说他“就像要上屠宰场似的”。
对于这桩婚姻，林肯只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是在他婚后一个星期左右写给山姆·马歇尔的业务信函中的一则“附启”。这封信现在归“芝加哥历史协会”所有。
林肯在信中说：“除了我结婚以外，这边没有什么新鲜事。我觉得婚姻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