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为官者，只是淡无嗜好，静不多事，便是生民无限之福。要知得淡静二字，即是纯臣。凡人只是安分不妄想，便享许多自在之福。
当四海升平，但有奏请，以及廷臣面对，建置更革，或书生囗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若一旦施行片纸之出，万民滋害，可不慎欤。
为官者，往来仕客甚多，如何应酬，但须酌量轻重，速赠速去。不可听在本地招摇生事，致污官箴。
我生于顺治末年，如今寿将七十。江都县的官，我眼见更换几十人，再不曾见熊县官，自康熙二十六年到任，至三十三年，在任八年之久的。这熊县官讳开楚。他是湖广人，只是不肯多事，小民便享许多安静之福。那时汤抚宪颁有对联云：不生事，不懈事，自然无事。能养民，能教民，便是亲民。
凡为官的，须把此联时刻警佩。熊公做到二年后，闻有个刘御史，坏了官，自京都回家，由扬州经过。熊公即备程仪银十二两，前去迎接。柬房禀道：“这个御史是削职回去的，老爷可以不必送礼迎接。”熊公笑道：“世人烧热灶的极多，烧冷灶的极少。本县性情专喜用情在冷处。但本县与此人无交，只此便见心思了。”柬房不敢违拗，因随熊公，到东关外刘御史船上相会。御史立于舱口，惊叫道：“人情浮薄，我自罢官，一路来无人睬着，今何劳贵县远迎，又送程仪呢？”熊公道：“些须微敬，不过少尽地主之谊，卑职不敢动问大柱史，因何被议？”御史道：“我在朝房议事，科道各官，多有妄行改革，我说当此太平之时，民以无事为福，那众官俱以我为庸才，暗中竟说我既喜无事，只宜致仕闲逸的话，奏闻，蒙皇上削职还乡。今贵县问及，不胜惭愧。”熊公道：“凡治民之法，利不百不可轻易变法，在上台更为紧要。倘上宪若喜多事，再遇不善奉行的下司借情滋扰，小民受无限的苦累，上台那里晓得！即如做县官的，若喜多准词状，多听风闻，那恶棍并衙役人等，便借倚着遍地里诈骗，愚懦百姓，就难以安乐了。若地方上有大奸大恶，又须严刑尽治，榜示众知，令棍徒敛迹。若是一味安静不理，则虚费朝廷俸禄，而奸恶得志，百姓反不得安生了。总之，滥准、株连、差拘、监禁，此四件是为官大忌。请教大柱台以为何如？”刘御史点头道：“此论深得为官妙法，我心敬服，但我平生自爱，沿途以来，从不谒客。今虽承贵县光顾，又承赐惠，感激不已。即日开船起程，亦不敢到贵县告辞。”说完打恭相别而去。
到了康熙三十三年，正值大计，考察各官贤否，江南督抚会题，竟将熊公填注才政平常，揭语已经到部。熊公探知此信，就打点罢官回去。过了两个多月，忽然京中飞报到县云，江都县熊知县大有才能，已奉旨行取来京，内升遍传此报。府官同大小各官、两城乡绅、士民，都到县贺喜。这熊公甚是惊疑不信，只恐虚报，续有都中来的亲友细说，方知刘御史去后年余，因有一县官多事，百姓聚众鼓噪。皇上闻知，想及刘御史曾说民以安静无事为福的话，特召进京供职。此时科部已将熊知县议令解任，刘御（史）看见，因而抗众议道：“目今四海升平，为州县官的，不肯多事，与民安静，最是难得。这知县不可不行取进京升赏，以励各官。”因同了天下遴选卓异的好官，并列上奏奉。旨依议才有此报，熊公方才知感，又向县柬房道：“岂料昔日些微，今得如此好报。”便择日起程进京。这日官宦士民齐到县前恭送，人千人万，拥挤不开。前边列着奉旨行取的两面金字朱牌。许多旗执整齐，好不荣耀，无人不赞扬。虽定熊公清正，却深亏刘御史之力。可见人要抬举人，切不可遏抑人，亦不可随俗炎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