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尝与论群臣，御笔书蹇义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与缙善，而具以实对。于义曰：“其资厚重而中无定见。”于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远小人。”于刘俊曰：“虽有才干，不知顾义。”于郑赐曰：“可为君子，颇短于才。”于李至刚曰：“诞而附势，虽才不端。”于黄福曰：“秉心易直，确有执守。”于陈瑛曰：“刻于用法，好恶颇端。”于宋礼曰：“戆直而苛，人怨不恤。”于陈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于方宾曰：“簿书之才，驵会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刚朕洞烛之矣，余徐验之。”仁宗因问公建文所用诸人，对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往事不足论已。”遂问尹昌隆、王汝玉。对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后十余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谕之曰：“人率谓缙狂士，缙非狂士，向所论皆定见也。” （杨士奇所撰解缙墓志。）
太宗时，礼部郎中周纳建请封禅，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听。时独胡广言与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禅颂奏之。
永乐七年三月，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卒。赠礼部尚书，谥文穆。国朝文臣有谥，自太子少师姚广孝与广始也。
永乐七年八月，北虏寇边，命淇国公丘福统兵三十万计之。福至猫儿庄，败绩，只轮不返。
永乐八年，上谕兵部臣曰：“守备固不可卑弱，若兵食不足，亦难与守。宜视其地之险夷，制多寡之数。阳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解州留什之二，余悉令屯种，且耕且守，以为定制。”
按：祖宗朝屯田之制甚重甚严，且耕且守。后来乃一切怠弛，专仰馈籴，沿边数十万众嗷嗷待哺，如之何其可也？欲安边足食，其急复祖宗之旧乎。愚考于治安要议，惓惓于重劝赏、兴屯田之说，俟经世者考焉。
永乐八年，本雅失里拒逆朝命，拘杀诏使，侵犯边境。时驾巡北京，诏皇太子监国。至是，复诏皇太子，告天地宗社，及诏告天下兴兵。庚寅二月，发北京。上出塞，踰五云关，道压虏川，五月己卯至玄溟间。本雅失里率众迎拒。上以数百骑独先大破之，诸将率麾下继进，虏弃族属牛羊辎重，以七骑遁去。诸将咸请追戮之，不从。时生絷虏众来献者万计，诏悉去其絷。虏众有释兵以其兵来附者又有万计，上皆谕遣之，虏平。独支寇阿鲁台闻天兵且压境，率众先遁，上命还师扑之。六月甲辰，至静虏镇，寇迫急请降。上曰：“诈也！”麾将士上马，控弦以俟。言未既，虏悉众簿我右翼，诸将赴之，未决。上麾虎贲、三千奋进斩掳，虏人震布，悉解兵伏降，阿鲁台以数骑遁。遂诛其同恶，尽释其余，从而抚定之。由是，瀚海以北，沙漠万里悉平。封山敕石，纪述功德。七月壬午，还至北京。
皇帝稽古定制，肇建北京。首立郊庙社稷之位，以祗事天地、祖宗、百神。先是，诏太常以群执事之半诣北京，而神乐观提点徐善渊恭承诏命，率乐生三百人就道。
永乐十二年二月巡狩北京，诏皇太子监国。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余悉封识收贮如故。”
永乐十二年，上亲率师五十万往征瓦剌胡寇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以三月十七日启行，六月初至忽兰忽失温。答里巴等扫境来拒，可三万余人。须臾间再战，皆退却，寇大败，人马死伤无算，遁至瓦剌河。后每遇寇辄击走之。至十七日，阿鲁台使人来，赐以衣服等物，遣还之。旋即班师。八月朔日，驾至京师。
永乐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食。诏罢朝贺宴会之礼。
永乐十四年四月，礼部祠祭郎中周讷请封禅泰山，尚书吕震亦言宜如讷请，不从。十二月，黄淮、杨士奇等所采辑历代名臣奏议书成，进御。
十五年三月，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于六部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
上初与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议建储，文臣惟金忠预，皆靖难时股肱也。武臣咸请立皇第二子高煦，谓其有扈从功，上不听。福等叩首请不已，终不听。遂召公预议。事定，然秘未发。明年，册仁宗皇帝为皇太子，封高煦为汉王，进公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又明年，福等所议颇泄于外。高煦素不乐公，言于上曰：“藩府之旧无泄者，其缙泄之。”遂出公为广西布政司参议。又以李至刚言公怨望，改交阯。八年，入奏事。时车驾已出征北虏。至京师，见仁宗而归。车驾还，高煦言缙瞰上远出，觐储君径归，无人臣礼。遂征下狱。后三年，十三年三月，死狱中。 （杨士奇所撰解缙墓志铭。）
按：解缙所评十余人具以实对，各疏其短长。及云汉王高煦不宜过宠，致有异志。十余年后，上出前所评人以示士奇，人人不爽，而汉庶人果后有异图，可谓知人之明。而好尽言以昭人过，祸亦胎于此矣。厥后缙出参议，以李至刚言缙怨望改交阯，会高煦亦谤缙于上，遂下缙于狱，卒死狱中，此尽言之祸也。
太宗皇帝将巡北京，召吏部尚书兼詹事蹇义、兵部尚书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黄淮、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讲杨士奇，谕之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简留汝四人辅导监国。昔唐太宗简辅监国必付房玄龄，汝等宜识朕此意，敬共无怠。”四臣皆拜稽受命。其后，凡下玺书，论机务，必四臣与闻。时仁宗皇帝在东宫，所以礼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邸潜志夺嫡者，日夜窥伺间隙，从而张虚驾妄以为监国之过。又结嬖近助于内。赖上圣明，终不为惑。然为宫臣者，胥懔懔卼臲，数见拘系，虽四臣不免。或浃旬，或累月，惟淮一滞十年。 （杨士奇所书黄淮省愆集后。）
永乐十五年，车驾巡狩北京。仁宗皇帝在春宫，监国南京。凡南京庶务，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献、边警调发上请行在，若祭祀、赏罚，一切之务有司具成式启闻，施行事竟，令所司具本末奏达而已。
上既有疾，两京距隔数千里，支庶萌异志者，内结嬖幸，饬诈伪闻，一二谗人助于外。近禁之臣侍监国者，惴惴苟活朝暮间。赖上明圣，终保全无事。小人之计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会南京有陈千户者，擅取民财。事觉，令旨谪交阯。数日，念其军功贷之，召还。有言于上曰：“上所谪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杀陈千户，事连赞善梁潜、司谏周冕。既逮至，上亲问之，潜等具实对。上顾翰林学士杨荣等曰：“事固无预潜。”他日，又谕礼部尚书吕震曰：“事亦岂得由潜？”然犹未悉陈千户非出上命谪之也，两人者皆未释。有毁冕者，数言其佻簿放恣不可用。遂并潜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 （杨士奇撰梁用之墓碣铭。）
永乐癸卯五月，太宗皇帝微不怿，数日未出见群臣。仁宗皇帝在东宫，军国重务悉启闻施行。邪僻倾险之徒不得骋其私，咸所不便。赵简王时留北京，敬修孝弟。其护卫指挥孟贤等十数辈，潜结历官王射成等及内侍养子，共构邪谋，欲俟宫车晏驾，矫诏从中出，立简王而己得志焉。实秘不令简王知，盖虑不从即事败齑粉，而任其谋者护卫军王瑜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定，高密以语瑜。骇曰：“奈何耳？为覆宗灭嗣计。”高不听，又涕泣戒之。高怒而虑其泄也，谋害之。遂格关入疏。上初疑其诈谖，曰：“岂应有是？”反覆诘难，众为瑜危。既捕贤等至，上亲问状，得其邪谋本末及所造伪诏。立诛以正、射成及内侍养子，升瑜辽海卫千户。后贤等皆伏诛。瑜诏还，又升锦衣卫指挥同知。历事仁宗、宣宗、英宗，官至左府都督佥事。 （杨士奇撰王瑜神道碑。）
礼部胡尚书濙尝云：“太宗命予使外。滨行，谕曰：“人言东宫所行多失当，南京可多留数日，试观如何，密奏来。奏所书字须大，晚至，我即欲观也。”予至于南京，旦晚随朝。敕免朝，辞以不敢。盖凡所见殿下所行之善，退则记之。如一日趋朝，勋臣某者语哗，侍从捶之，仍口奏。有旨，不问。既退朝，急宣侍卫者，赏钞若干锭。于是群臣皆言不显责大臣而旌禁卫，所以宽罪而愧其心，见殿下之明断。住稍久，邻居杨学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权辞谢之曰：“锦衣数种未完耳。”及至安庆，书回奏，令所从校尉给驿驴赍进也。” （水东日记。）
太宗巡狩北京，公预扈从，命兼行在礼部、都察院事。岁余，车驾亲征北虏，今上以皇嫡长孙留守北京，命公辅导。 （杨士奇所著黄淮墓碑。）
永乐十五年初，建北京宫殿，命都督薛禄董营缮。
四夷馆有八：曰西天，曰鞑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缅甸，曰百夷，永乐中所设。
永乐十九年冬，储君自南京入朝，杨士奇等侍。北虏犯边，太宗皇帝将亲征。公言：“今边储不足，请遣将，无烦六师。”忤旨，罢官。仁宗嗣位，即日复公户部尚书。 （杨士奇所撰黄淮碑。）
太宗初临御，擢文学之臣七人侍从左右，任遇甚厚，公及士奇皆与焉。仁宗嗣位，七人者五人在。无几，太子宾客豫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皇上嗣位，一循祖宗之旧以任遇四人，公今又引疾去。 （杨士奇送黄少保序。）
太监木敬，建文中人，容貌魁伟，敢慷慨直言。永乐中，从征漠北。逾月不与虏遇，人马困顿，上意犹未已，谏者被重谴。敬陈再四，上詈之曰：“反蛮！”敬曰：“蛮固不知，岂敢反耶？”上怒，命曳出斩之。敬辞色不为动。上徐曰：“我家养人皆若此人，岂不诚有益？”释之。 （钱溥南使交之同行奉御张荣为道其事。叶盛收以编入日记。）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学士杨荣自行在还报大行晏驾。东宫殿下即遣皇太孙出居庸赴开平迎梓官。时京师诸卫军皆随征聚行在，惟赵府三护卫军留京师。一时浮议籍籍，虑护卫军为变，遂秘不发丧。
永乐二十一年，也先土干、把台等率领部属来归。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以把台为都督。二十二年北征，忠勇王及把台随驾黑松林。后正统十四年二月，把台由都督进封忠勇伯。十四年，忠勇伯把台随驾征迤北。
太宗皇帝兴靖难之耐，仁宗皇帝以燕世子奉命居守。李景隆引兵数十万围北平，城中兵不及万人，昼夜拒敌。数夜使人开门斫敌营，敌惊乱自杀，或至明乃定，遂退营数十里。太宗既正大位，升北平为北京，仍命居守。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仁宗为皇太子，过凤阳。谒陵毕，周顾陵茔。见仁祖淳皇帝所遗石农器，顾侍郎张本、学士杨士奇曰：“国家帝业所自也。”徘徊久而后退陵下，赐耆老酒馔。有知太祖龙兴时事者留，从容与语至日夕。知当时事者盖鲜矣。 （历代君鉴。）
十九年正月，礼部尚书吕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数遣中使进保进奏牍。每至，辄以殿下过失上闻，而皆其妄言。今宜疏此人。”答曰：“过失吾岂能无？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可与人计较耶？”卒置之。 （君鉴。）
二十二年十月，赐衍圣公孔彦缙宅于京师。先是，彦缙数来朝，皆馆于民间。上闻之，顾近臣曰：“四夷朝贡之使皆有公馆，先圣子孙乃寓宿于民家，何以称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赐宅。
十二月，御札付礼部尚书吕震：“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显戮。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放为民，给还田土。凡前为言事失当调充军者，亦宥为民。”
祖宗时，于文臣少有赠谥。至仁宗登基，思念旧臣，赠礼部尚书郑赐太子少师，谥文安；赠户部侍郎王钟太子太保，谥僖敏；礼部侍郎仪智太子少傅，谥愍节；春坊赞善兼翰林编修王汝玉太子宾客，谥文靖；春坊赞善邹济、徐善述俱太子少保，济谥文敏，善述谥文肃；北京吏部尚书朱浚谥荣愿；翰林学士、赠礼部尚书文穆公胡广加赠少师；北京礼部右侍郎杨泰赐户部尚书；太医院判蒋用文、袁宝俱赠院使，用文谥恭靖。洪熙元年四月，有旨：“邹济、徐善述、王汝玉皆赠官赐谥，官建祠于墓，四时赐祭。”杨士奇谓：“朝廷惟宗庙以四时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祭。济等安可与宗庙等？”遂诏礼部改春秋祭云。
洪熙时，初建弘文阁于思善门之右，以储经史，备访问，命杨溥等日直其中。凡五人：翰林学士杨溥，侍读王进， （字汝嘉，苏州人，） 翰林院五经博士陈继， （苏州人，） 吏科给事中王荣。 （五人缺一人，原文如此。） （钱塘人。）
洪熙元年四月某日，尚书蹇义、夏原吉、杨荣及杨士奇奏事奉天门。毕，上问夜来星变曾见否，皆对以未见。上曰：“蹇义等三人虽见不能知，士奇当知之。”对曰：“士奇愚，亦不能知。”上曰：“天命定矣。”叹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罢，召义、士奇至奉天门，谕曰：“朕监国二十年，为谗慝所构，心之艰危，吾三人共之。赖皇考仁明，终遂保全。” 言已泫然。义、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对曰：“今已脱险即夷，皆先帝之赐，陛下至诚之效，更不烦圣明多虑。”上曰：“吾即去世，后谁复知吾同心一诚？”遂出二敕三印赐两人，皆拜而退。踰月，宫车宴驾矣。
宣宗皇帝甫四岁，在北京。适太宗嗣天位，随仁孝皇后以至南京。初，出就学。太宗命设讲席于华盖殿之东，令太子少师姚广孝及翰林内阁之臣侍讲读。永乐七年，驾幸北京，宣宗为太孙随行。道途所经，太宗亲以上过田家，遍览农具及其衣服，且谕以农民勤苦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