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礼配位
洪武元年十一月庚子、冬至，始祀上帝于圜丘。有司议配祀，太祖谦让不许，亲为文告太庙曰：“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有未就，政治有关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东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上帝有问，愿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恶无隐。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诣庙庭，告成大礼，以共享上帝之锡福。”（《礼志》。 ）
二年五月癸卯，夏至，将祀方丘，群臣复请。太祖执不允，曰：“俟庆阳平，议之。”八月，庆阳平。十一月乙巳，冬至，群臣复固请。乃奉仁祖配天于圜丘，（同上。 ）
三年五月戊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
建文元年正月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已上《本纪》。 ）
洪熙元年正月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兴皇业。太宗中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只，奉皇祖、皇考配祀。仍著典章，垂范万世。”（《通典》。 ）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当之。”礼臣集议，谓：“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谕，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阁臣以二祖分配，于义未协；且录仁宗所撰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行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不宜阙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并配。帝终以并配非礼，谕阁臣讲求。璁等言：“古者、郊与明堂异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孟春，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帝复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辨功德也。”因命寝其议。已而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望断自宸衷，依前敕旨。”报曰：“礼臣前引太庙不嫌一堂。夫配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申议。张璁入言：“郊祀之议，圣见已决，独臣不忍无言。皇上信以并配之说尽古礼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又非大享之礼，则未免有失于古也。皇上信以并配之说非今宜乎？太祖百有余年之神座，岂忍言撤；文皇百有余年配天之报，岂忍言废，则又未免有失于今也。窃以天地分祀，宜从古礼，彰我皇上善继善述之孝。祖宗并配，宜从今制，彰我皇上不愆不忘之心。”疏入，帝乃责璁前后变志，非忠爱之道。于是礼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曰祖制，实今日所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宗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窃恐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既复古礼，又存祖制，礼意人情，两不为失。”遂依拟行之。（《实录》、《礼志》。 ）万历三年，张居正进《郊礼图册》云：“自洪武初，奉仁祖配向配享；建文初，更奉太祖配享；洪熙元年，奉太祖太宗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圜丘方泽，分祀天地，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罢太宗之配。其大祀殿则以孟春上辛举行祈，奉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启蛰日行祈礼于圜丘，仍止奉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九月，诏举明堂大飨礼于大内之元极宝殿，奉献皇帝配享。隆庆元年，诏罢明堂配享。”（《通典》。 ）
祈
嘉靖十年正月辛卯，祈于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本纪》。 ）
明初，未行祈之典。世宗欲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奉二祖配。至是，始以上辛日举行。礼毕，帝心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只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典。（《三编》。 ）
十一年正月辛未，祈于圜丘。始命武定侯郭勋摄事。（《本纪》。 ）
给事中叶洪言：“祈、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日行礼。”不从。（《礼志》。 ）
《文彬》按：世宗厘正祀典，皆能折衷于古。顾郊祀更定后，三十余年间，祀南郊者七祀方泽者一；议行祈大飨诸典，仅初举时一躬亲，以后皆遣代。所为纷纷制作，徒崇虚文以饰观瞻而已。
十八年二月丁未，祈于元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礼志》。 ）
隆庆元年正月，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田，即祈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元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止先农坛行事。”从之。（同上。 ）
崇祯十四年正月辛巳，祈于南郊。（《本纪》。 ）
十五年正月，行祈礼。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礼部以朝贺不便，疏请改十一日辛巳为中辛。得旨：“改中辛日行礼。”（《五礼通考》。 ）大雩（祷雨附。 ）
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露告于宫中，或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无常仪。
洪武二年，太祖以春久不雨，祈告诸神只，中设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凡五，帝亲行礼。（已上《礼志》。 ）
三年六月戊午朔，以久旱祷雨，互服草履，徒步至山种坛露宿，凡三日。（《本纪》。 ）七年五月，大雩。（《吾学编》。 ）宣德八年六月乙酉，祷雨不应，作《闵旱诗》示群臣。
景泰六年五月己巳，祷雨于南郊。成化六年二月丁丑，祷雨于郊坛。
八年四月、旱，遣使祷于郊社、山川、淮渎、东海之神。（已上《本纪》。 ）
弘治十七年五月，畿内山东久旱，遣官祭告天寿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大海。
嘉靖八年，帝谕礼部：“去冬少雪；当春，雨泽不降；当亲祭南郊、社稷、山川。”尚书方献夫等具上仪注。二月，亲祷南郊，山川同日，社稷用次日；不除道。冠服浅色，群臣同。文五品、武四品以上，于大祀门外；余官于南天门外；就班陪祀。
九年，帝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礼。夏言请筑雩坛。每风孟春祈后，雨时若，则雩祭遣官摄行；如雨泽愆期，则躬行祷祝。
十一年，乃建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风旱则祷，奉太祖配。（已上《明会典》。 ）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阴阳之气。请于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乐奏《云门之舞》。仍命儒臣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礼志》。 ）
十七年四月，大雩。时将躬祷郊坛，帝谕礼部：“祷雨乃修省事，不用全仪，不奉祖配。”（《实录》。 ）二十二年七月丙午，以久旱，亲祷雩坛。（《大政记》。 ）
二十四年四月丙申，上祷雨于神只坛。（《实录》。 ）三十七年五月，大雩。（《大政记》。 ）四十三年四月，大雩，（同上。 ）四十五年六月，亲祷雨于凝道雷轩。
万历十三年二月，旱。庚午，大雩。三月甲申，大雩。四月丙午，大雩。崇祯元年五月辛巳，祷雨。
四年四月庚戌，祷雨。五月甲戌朔，步祷于南郊。（已上《本纪》。 ）大飨
明初，无明堂祀上帝及配位之制。嘉靖十七年，前扬州府同知丰坊上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为‘宗’，以配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言：“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南，正应古之方位。明堂秋飨之礼，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侑飨之礼，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传以为万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自汉武迄唐、宋诸君，莫不皆然，主亲亲也。至钱公辅、司马光等之议，则主于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论，则宜配文皇；以亲亲论，则宜配献皇。至称‘宗’之礼，则未有称‘宗’而不太庙者，臣等不敢妄议。”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宜于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称‘宗’何为不可？”命再议。户部侍郎唐胄疏争之曰：“三代之礼，莫备于周。《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说者谓：周公有圣人之德，制作礼乐，而文王固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问而已。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不然，周公辅成王践阼，其礼盖为成王而制，于周公为严父，于成王为严祖矣。然周公归政之后，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及康继成，亦未闻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后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误《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昔有问于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后，当以文王配耶？当以时王之父配耶？’朱熹曰：‘祗当以文王配。’又问：‘继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之，后来第为严父之说所惑耳！’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于父，明矣。皇上继统之初，廷臣执为人后之说，于是力正大伦，惟张孚敬席书诸臣。及何渊有建庙之议，陛下嘉答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岂敢有干太庙。’顾今日乃惑于丰坊之言耶？臣谓明堂之礼，诚不可废，惟当奉太宗配，于礼为宜。若献皇帝得圣人为之子，不待称宗议配，而专庙之享，百世不迁矣。”疏入，帝怒，下胄诏狱。嵩乃再会廷臣议，请奉献皇帝配明堂，而文皇帝配祀于孟春祈。帝从献皇配帝之请，却文皇议不行。已复集文武大臣于东阁，议献皇帝宜称“宗”。帝以疏不言“庙”，留中不下，乃设为臣下奏对之词，作《明堂或问》，以示辅臣。大略言：“文皇远祖，不应严父之义，宜以父配。称‘宗’虽无定说，尊亲崇上，义所当行。既称‘宗’则当庙，岂有太庙中四亲不具之礼？”帝既排正议，崇私亲，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乃上献皇帝庙号曰睿宗，而改称太宗号成祖。时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飨上帝于元极宝殿，奉睿宗配。（《礼志三编》。 ）
二十一年四月丙辰，建大飨殿，谕礼部曰：“周之明堂与郊祀并重。曩以季秋享地未定，特祭于元极宝殿，朕心歉焉。兹朕自作制象立为殿，恭存名曰‘泰亨’，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岁以秋季大飨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南郊，陈设如祈。（《通典》。 ）
《通典》云：“明堂之礼，明初未议。及嘉靖中，丰坊首创严父配天之说，迎合上意，由是特举斯礼，追崇所生。元极既配之后，明年幸承天，享帝下于龙飞殿，亦奉献皇帝配。其后自定规制，更建泰享殿，三年而后成。然大享之礼终未举行，内殷荐亦止遣官摄事。盖帝之排群议，崇私亲，虽矫强于一时，终有然不自安者。故礼臣敦请，屡谕缓行，非仅耽奉元修，惮乘舆之一出也。先圣所云：‘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不成者，’岂不信哉！”
二十四年八月辛丑，大飨殿成。礼部请行秋享于新殿，上命是秋仍于元极宝殿行礼。自是，岁遣官行之以为常。（同上。 ）
隆庆元年，礼臣言：“我朝大飨之礼，自皇考举行，追崇睿宗以昭严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视之，则睿宗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帝从其请，罢大享礼，命元极宝殿仍改钦安殿。（《礼志》。 ）
朝日夕月
洪武三年，礼官言：“古者祀日月之礼有六：然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此从祀之礼，非正祀也。《大宗伯》：‘肆烦于四郊，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观礼》：‘祀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礼月于北门之外；’此因事之祭，非常祀也。惟春分，朝日于东门之外；秋分，夕月于西门之外；此祀之正与常者。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阴阳之义，春分阳方永，秋分阴气始长，故祭以二分。今宜设坛专祀。朝日坛筑于城东门外，夕月坛筑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则祭于月坛。”从之。（《春明梦馀录》。 ）
七年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日春分。礼官奏：“朝日礼用己亥。”制曰：“可。”（《典汇》。 ）
二十一年二月，增修南郊坛。于大祀殿丹墀内叠石为台四，东西相向，以为日月星辰四坛。其朝日、夕月、星之祭悉罢之。（《通典》。 ）
嘉靖九年二月，帝谕张璁曰：“日月照临，其功甚大。太岁等神岁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从祭，于义未安。当并建东、西郊与南、北郊而四。”遂定春、秋分之祭，如常仪；而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西向；夕月坛于阜成门外，东向。（《礼志三编》。 ）
时改郊坛礼，朝日、夕月等坛玉爵，各用其方之色。因诏求红黄玉于天方、哈密诸国，不可得。有回回馆通事撒文秀者言：“二玉产在阿丹，去吐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或自鸣。请如永乐、宣德时，赍重贿往购。”帝从部议，已之。（《外国传》。 ）
十年，夕月坛以铁炉置于坎上焚燎，不必造燎坛，以称祭月于坎之义。（《图书编》。 ）
二月庚辰，上亲祀大明于朝日坛。八月癸未，亲祀夜明于夕月坛。（《大政记》。 ）
隆庆元年，礼部议定：东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车驾亲祭。馀岁，遣文大臣摄祭朝日坛，武大臣摄祭夕月坛。（《礼志》。 ）
三年，礼部上朝日仪，言：“正祭遇风雨，则设小次于坛前，驾就小次行礼。其升降奠献，俱以太常寺执事官代。”制曰：“可。”（《会典》。 ）
天启六年二月己亥，祭日于东郊。（《本纪》。 ）星辰
洪武三年，帝谓中书省臣：“日月皆专坛祭，而星辰乃祭于月坛，非礼也。”礼部拟于城南诸神享祭坛正南向增九间，日月及周天星辰皆于是行礼。朝日、夕月用春、秋分；祭星辰则于天寿节前三日。从之。
四年九月，帝躬祀周天星辰，仪如朝日。二十一年，以星辰既从祀南郊，罢星之祭。
先是元年，太常司奏：请以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为坛于城南。从之。二年，从礼部尚书崔亮奏：每岁圣寿日祭寿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八月望日祀灵星，皆遣官行礼。至三年，罢寿星等祀。（已上《礼志》。 ）
太岁风云雷雨之祀
洪武初，以太岁、风、雷、雨师从祀圜丘，增云师于风师之次。（《会典》。 ）
二年，以太岁风云雷雨诸神合祀城南，享祀之所，未有坛，非尊神之道。命礼官考古制以闻。礼官奏：“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城隍诸神，宜合为一坛，春、秋专祀。”从之。遂定以惊蛰、秋分日祀太岁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岳渎诸神。（王圻《续通考》。 ）
六年，命天下祀风、云、雷、雨之神。（《通典》。 ）
七年，令春秋上旬择日祭太岁。未几，以诸神从祀南郊，遂省春祭。（《春明梦馀录》。 ）
嘉靖九年，改定风、云、雷、雨神牌次序，曰“云、雨、风、雷”。（《日下旧闻》。 ）
十年，何孟春言：“国初，定祭太岁于山川坛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将分祀两庑。或谓‘月将’非经见者；按《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太岁实统四时，而月将四时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时’与‘寒暑’之祭。今祭太岁、月将，则固时与寒暑之神，孰谓非经见耶？”（《春明有梦馀录》。 ）
是年，建太岁坛于正阳门外之西，与天坛对。中、太岁殿；东庑，春、秋月将二坛；西庑，夏、冬月将二坛。帝亲祭于拜殿中。每岁孟春享庙、岁暮祭之日，遣官致祭。（《礼志》。 ）
十一年，厘正祀典，改叙云、雨、风、雷祭期。每岁仲春、秋上旬，择日行事，并同社稷仪注。（《通典》。 ）社稷
吴元年八月癸丑，建社稷坛于宫城西南，北向，异坛同。（王圻《续通考》。 ）
洪武元年二月戊申，祀社稷；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周弃配。是日，上亲礼社稷，服皮弁服，省牲祭服，通天冠、绛纱袍，行三献礼。初，上命中书省、翰林院议创屋备风雨。学士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建屋非宜。若遇风雨，则请于斋宫望祭。”从之。（《春明梦馀录》。 ）
十二月己丑，颁社稷坛制于天下。郡邑皆建于本城西北，右社、左稷。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礼志》。 ）
三年，于社稷坛北建享殿，又北建拜殿五间，以备风雨。（《通典》。 ）
十年八月癸丑，太祖以社稷分祭，配祀未当，下礼部议。尚书张筹历引《礼经》及汉唐以来之制，请改建于午门外之右，社稷共为一坛；罢句龙、弃配位，奉仁祖配享。遂升为大祀。（《纪事本末》，《明史张筹传》。 ）
文彬按：社稷升为大祀，始于唐天宝三载。至于同坛合祭，奉祖配享，自周以来二千余年，未之闻。初，陶安议礼，谓社稷之“社”与郊社之“社”异。社与郊对举，则天地分祭之本义也。社与稷异名，则社稷异坛之本义也。故据古礼分祀，而以句龙配社，后稷配稷。今张筹迎合上意，改为合祀，改为配祖，说多强为传会。且既以仁祖配南郊合祭之社，又以配五土之社，混淆无别，于尊祖、亲地之道雨失之。此与改天地合祀，同一变礼之过也。
十一年，礼臣言：“太社、稷既同坛合祭，王国、各府、州、县亦宜同坛，称国社、国稷之神，不设配位。”诏可。十三年九月，复定制，两坛一如初式。（已上《礼志》。 ）
建文元年二月，祀社稷，奉太祖配，撤仁祖位。（《太常纪》。 ）
永乐十九年正月，北京社稷坛成，制如南京。奉安神位，遣太孙行事。（《实录》。 ）
洪熙元年二月，祭社、稷，奉太祖、太宗同配，命礼部永为定式。（《通典》。 ）
宣德二年二月，祀社、稷，仍用上戊日。是日适当万寿节，礼官以祭期妨庆典，请改用中旬。帝以祖宗定制不可改，至日，行礼如常。（《实录》。 ）
正统二年，令应天府建社稷坛，春秋祈报，以守臣行事。（《会典》。 ）
嘉靖九年，谕礼部：’天地至尊，次则宗庙，次则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礼官之失也。宜改从皇祖旧制：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后稷配。”（《礼志》。 ）
十年，上命于西苑空闲地开垦为田，树艺五，改土、坛为帝社、帝稷坛。每岁仲春、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春明梦馀录》。 ）十八年三月，帝至承天，秩于国社、国稷。（《本记》。 ）
隆庆元年，礼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无，嫌于烦数，宜罢。”从之。（《礼志》。 ）《通典》云：“按汉书郊祀志有太社、矿产稷，又别立官社。《臣瓒注》所谓‘王社’是也。自魏、晋至唐皆有帝社，相沿已久。嘉靖时，帝社稷之名，不为无据。隆庆礼臣谓‘自古所无’，未免失考，以为烦数而罢之，则可矣。”
岳镇海渎山川
国初，建山川坛于天地坛之西，正殿七间，祭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之神。东西庑各十五间，祭京畿山川、春夏秋冬四季月将及都城隍之神。（《会典》。 ）
洪武二年，太祖以岳镇海渎诸神合祭城南，未有坛，非隆敬神只之道，命礼官议。礼官言：“岳镇、海渎、山川、城隍诸神宜合为一坛，与天神埒，春秋专祀。”遂定祭日，以清明、霜降。（《春明梦馀录》。 ）
是年，命官十八人祭天下岳镇海渎之神。（《礼志》。 ）
三年六月癸亥，诏曰“岳镇海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朕思之则有不然。夫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川本名称其神。”（《日知录》。 ）
是年，奏准：自今遣官祭山川坛诸神，春用惊蛰后三日，秋用秋分后三日。（王圻《通考》。 ）
七年，令礼部颁祭岳镇海渎仪于所在有司。（《图书集成》。 ）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择日祭山川坛。
九年，复定山川坛制，凡十三坛。正殿：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七坛。东庑，京畿山川，夏、冬月将；西庑，春、秋月将，京都城隍；各三坛。
十年，太祖亲祀山川坛诸神于殿中，功臣分祀两庑。命官十八人分祀岳镇海渎，赐之制。（已上王圻《通考》。 ）
二十一年，增修大祀殿诸神坛。乃敕十三坛诸神并停春祭，每岁八月中旬择日祭之。命礼部更定山川坛仪，与社稷同。（《礼志》。 ）
永乐十八年，建山川坛于正阳门南之右，位置陈设悉如南京旧制，惟正殿钟山之右，增祀天寿山神。（《明会典》，《春明梦馀录》。 ）正统九年三月，雨雪愆期，遣官祭岳镇海渎。
弘治十七年，畿内、山东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已上《礼志》。 ）
大学士邱浚云：“历代东海南海，皆临海而祭，西海北海则望祀。在宋都汴梁，无由至辽苏之域，出国门而北望祭之可也。今建都於燕，望南而祭北海，岂天子宅中以临四海之义？按京师东北乃古碣石沦海之地，於此立祠而祭，於理为宜。若夫中国之正西在於秦陇，西南则蜀，稍南则滇也。滇之极西，百夷之外，闻有大海，宜於此处望祀之。”今祭北海仍在让庆，祭西海仍在蒲州，是邱之说终明世末用也。（《春明梦余录》。 ）
嘉靖八年，今凡亲祀山川等神，皆用皮弁服行礼，以别于郊庙。先是改山川为中祀。嘉靖中，凡由川皆天子亲祀。国有大事，则遣官祭告。（《会典》。 ）
十一年，大学士李时等以圣嗣未降，请廷臣诣岳镇名山祝寿。礼部尚书夏言言：“辅臣所请，止于岳镇；窃以山川海渎发祥效灵，与岳镇同功，祈寿之礼皆不可缺。”遂命大臣诣坛分祀。（《吾学编》。 ）
是年，改山川坛名为天地神只坛。天神坛在左，南向，改序云雨风雷凡四坛。地只坛在右，北向，五岳、五镇、五陵山、四海、四渎凡五坛。从祀：京畿山川，西向；天下山川，东向。以辰、戌、丑、未年仲秋，皇帝亲祭。余年，遣大臣摄祭。（《明会典》。 ）
隆庆元年，礼臣言：“天神、地只已从祀南、北郊，其中秋神只之祭，不宜复举。”今罢之。（《礼志》。 ）先农
吴元年十一月，太祖欲举行田礼，谕廷臣曰：“古者天子田千亩，所以供粢盛，备馈膳。自经丧乱，其礼遂废，上无以教，下无以劝。夫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莫先务农。”遂命以来春举田礼。（《大训记》。 ）
初，御史寻适请行耕享先农礼。上命礼官钱用壬等议，谓：“先农与社异，当以耕日祭之。《国语》：‘农正陈礼，’卫昭《注云》：‘祭其神，为农祈也。’汉以田之日祀先农，其礼始著，由晋至唐、宋相沿不废。政和间，命有司享先农，止行亲耕礼；南渡后，复亲祀；元虽议耕，竟不亲行。其祀先农，命有司摄事。今议：耕之日，皇帝躬祀先农；礼毕，躬耕田，以仲春择日行事。”从之。（《春明梦余录》。 ）
洪武二年二月，帝建先农擅于南郊，在田北。亲祭先农，以后年轻化配。祀毕，行耕礼。御耒耜二具，韬以青绢；御耕牛四，被以青衣。礼毕，皇帝还大次。应天府尹及上元江宁两县令率庶人终亩。是日，宴劳百官耆老于坛所。（《礼志》。 ）
八年，遣应天府尹祭先农，不设配（《春明梦余录》。 ）
十年二月，遣官享先农，命应天府官率农民耆老陪祀。（《礼志》。 ）
二十年二月，上躬耕田遣官享先农。礼成，宴群臣于坛所。（《明通纪》。 ）二十一年，更定祭先农仪，不设配位。（《礼志》。 ）
永乐中，建坛京师，如南京制，在太岁坛西南。每岁仲春上戊，顺天府尹致祭。后凡遇登极之初，行耕礼，则亲祭。（同上。 ）
宣德元年，礼部进春耕田仪注。上观之，谓侍臣曰：“先王制田以供粢盛，以率天下务农。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贵有实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通典》。 ）
弘治元年二月丁未，耕田。礼毕，宴群臣，教坊杂伎进。都御史马文或厉声曰：“新天子当知稼穑艰难，岂宜以此渎乱宸璁？”即斥去之。耕之礼，自成祖以后，唯登极一行之。至是，始定于每岁仲春，上躬自行礼，定为制。（《三编》。 ）
嘉靖元年，命终亩农夫照例引见。人赏布一疋。（《图书编》。 ）
九年二月，礼部上耕仪，帝以其过烦，命来岁别议。（《实录》。 ）
十年正月，更定耕仪。（同上。 ）又命恳西苑隙地为田，建殿曰无逸；亭曰豳风，又曰省耕，曰省敛；置仑曰恒裕。贮田之所入，以供祀事。（《会典》。 ）
十六年谕：凡遇亲耕，则户部尚书先祭先农；皇帝至，行三推礼。三十八年，罢亲耕，惟遣官祭先农。（已上《礼志》。 ）四十一年，遣顺天府尹祭先农，免乐舞。（《图书编》。 ）
降庆元年，罢西苑耕种。诸祀皆取之田。（《礼志》。 ）
二年二月己亥，耕田。以礼部言，增上中下三等农夫各十人于耆老之后，如弘治中例。（《通纪》。 ）
崇祯十五年二月，亲祭先农，行田礼。科臣沈迅言：“教坊承应歌词俚俗，宜改正。”上谕阁臣：以后耕，宜歌《豳风无逸》之诗。教坊俚俗之词，斥令改正。（《春明梦余录》。 ）
先蚕洪武二年二月，命皇后率内外命妇，蚕于北郊。（《通纪》。 ）
嘉靖九年正月丙午，作先蚕坛于北郊。（《本纪》。 ）初，给事中夏言请皇后亲蚕；以为耕、蚕礼本并行，不宜偏废。帝召礼官详考古制。大学士张璁等，请于安定门外建先蚕坛。从之。三月丁巳，皇后亲蚕于北郊。礼毕，亲诣采桑坛，公主及内外命妇从之。赐宴毕，还宫。逾月，蚕事告成，复行浴茧礼。（《三编》。 ）
十年，改筑先蚕坛于西苑仁寿宫侧。四月丁巳，皇后行亲蚕礼于西苑。十六年，诏罢之，仍命进蚕具如常仪，遣女官祭先蚕。三十一年，罢亲蚕礼。四十一年，并罢所司奏请。（《通典》。 ）
高
嘉靖九年，张璁疏：“顷者生员李时扬，监生张岑各疏请举祀高之礼，以祈圣嗣。夫古后稷之生，祈于郊；孔子之生，祷于尼山。乞祷之说，古礼有之。虽《大雅既醉》之诗曰：‘公尸嘉古。’曰：‘君子万年，永锡祚允。’曰：‘厘尔女士，从以孙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锡福也。愿值兹慎选淑女之时，以广求嗣续之诚，告于太庙、世庙，以祈祖考之，以慰圣母之心。”上嘉其请，于是建木台于皇城东永安门北震方，择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礼。夏言充祈嗣醮坛监礼使。（《春明梦余录》。 ）
十一年十一月，复于钦安殿建祈嗣醮。以夏言充监礼使，湛若水、顾鼎臣充迎嗣导引官。（《实录》。 ）城隍洪武二年，封京师及天下城隍。（《图书编》。 ）
是年，以城隍止合祀于城南诸神享祀之所，未有坛，非隆敬神只之道，命礼官考古制以闻。礼官言：“国家开创之初，尝以京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祀于城南享祀之所，即非专祀，又室而不坛，非礼所宜。今宜以城隍及太风雨等合为一坛，春秋祀之。”诏可（《春明梦余录》。 ）
三年，诏去封号，止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命从祀于山川坛。（《会典》。 ）九月戊子，京师城隍庙成，改东岳行祠为之。（《大政记》。 ）永乐中，建庙都城之西，曰大威灵祠。（《礼志》。 ）
弘治中，倪岳疏：“岁以五月十一日为神之诞辰，及万寿圣节，各遣官致祭。夫庙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诞辰？可谓谬妄。况每岁南郊大祀坛，八月山川坛，俱有合祭之礼，事体已重，与天下府州县之祭不同。所有前项祭告，烦渎无据，俱各罢免。”（王圻《通考》。 ）
嘉靖九年，罢山川坛从祀，岁以仲秋祭旗纛日，并祭都城隍之神，凡圣诞节及五月十一日神诞，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国有大灾则告庙。在王国者，王亲祭之；在各府、州、县者，守、令主之。（《礼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