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寺（元太常礼仪院。 ）
吴元年七月辛丑，置太常司，设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寺丞二人正五品，博士正七品。洪武三十年，改司为寺。建文中，增设赞礼郎二人，太祝一人，各祠祭署俱有更革。成祖初，复旧。（《职官志》。 ）
洪武初，张羽举贤良，廷对称旨，擢太常司丞。（《高启传》。 ）
凡祭祀日期，钦天监选择，太常寺豫於十二月朔至奉天殿具奏。洪武七年，命太常卿议祭祀日期，书之於版，依时以祭。著为式。（《礼志》。 ）
二十五年八月，上召太常司卿许升问祭祀礼仪，升不能对。典簿刘仲实从旁代奏甚详。上曰：“国莫重於祭祀。职太常者，昏惰如此，何以祀神？”遂降升为刑部主事，而以仲实代之。（《梦余录》。 ）
太常寺卿在南京者多由科目。北寺，自永乐间，用乐舞生累资升至寺卿。甚或加礼部侍郎、尚书掌寺。後多沿袭。（《职官志》。 ）
永乐中，魏骥用师逵荐，迁太常博士。帝谓曰：“刘履节为御史九年，高皇帝方授是官，不轻予人也。”（《魏骥传》。 ）
宣德二年三月乙卯，太常寺奏：“供祭少北羊，请买之平阳府。”上曰：“事种之物，买之民间，若有一毫损民，民心不悦，虽以奉祭，神岂歆享？天之视听在民，尔等当体此意信。”（《大训记》。 ）
正统八年，侍讲刘球疏言：“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清慎习礼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贰皆缺，宜选择儒臣，使领其职。”於是令吏部推举。修撰董麟乞改官太常，奉享祀事。（《刘球传》。 ）
成化十五年，方士李孜省以符得幸，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杨守随言：“祖宗官人之制，必考素行。是以奸邪衰止，流品不淆。李孜省故犯赃之吏。其资格，则刀笔也。其情罪，则胥靡也。太常职司祭祀，厥选尤重。奈何用此赃秽罪人，以渎事天地宗庙？”给事中李俊亦以为书。乃改上林监副。（《三编》。 ）
十七年十月，以道士邓常恩为太常寺卿。（同上。 ）
弘治十七年七月，给事中王洧奏：“太常寺缺少卿，请简用儒臣。”不报。（《大政记》。 ）
嘉靖九年，召行太仆寺丞张鹗至京，授太常寺丞，令诣太和殿较定乐舞。鹗更定庙享乐音，寻谱定《帝社稷乐歌》以进。诏嘉其勤，晋为少卿。（《乐志》。 ）
是年，四郊工成。帝谕太常寺曰：“大祀分献官豫定，方可习仪。”（《礼志》。 ）
十七年，辽州同知李文察进所著乐书四种。乃授太常典簿，以奖劝之。（《乐志》。 ）
隆庆元年，议准太常寺别途出身者，官至少卿而止。又议太常少卿须於科甲出身者选用。道流不得冒滥。（《会典》。 ）协律郎：吴元年置。二员，正八品。嘉靖中，增至五员。
元末，有冷谦者，知音善鼓瑟，以黄冠隐吴山。召为协律郎，令协乐章声谱，俾乐生习之。乃考正四庙雅乐。命谦较定音律，及编钟、编磬，遂定乐舞之制。（《乐志》。 ）
世宗方营观德殿，令协律郎崔元初习乐舞生於大内，太常卿汪举劾之，帝遂令太常官一人同入内教习。礼部侍郎朱希周上言：“太常乐舞有定数，不当更设。”帝不从。举复争，帝责其妄议。（《朱希同传》。 ）
隆庆三年，罢协律等官四十八员。万历十六年，复设。又设司乐二十人，考协雅乐。凡祭，先期演乐太和殿。（《通典》。 ）提督四夷馆（元会同馆。 ）
永乐五年二月甲子，设四夷馆：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凡八馆，隶翰林院。弘治七年，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遂改隶太常。嘉靖中，裁卿，止少卿一员，用本寺衔名，不治寺事。（《续通典》。 ）
正统六年，增八百馆。万历七年，增暹罗馆。（同上。 ）
译字生：永乐五年，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命礼部选国子生蒋礼等三十八人，习译书。遇开科，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登第後，仍官馆中，习译书，如许道中是也。景泰初，吴顺以民人充译字，始援此例中乡试。及登第，又以与修《寰宇通志》成，从庶吉士出授御史。
天顺中，礼部侍郎邹干奏，永乐间，翰林院译写番字，俱於国子监选取监生习用。近年以来，官员、军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师，私自习学，滥求进用。现番字文书多关边务，敬习既滥，不免透漏夷情。乞饬翰林院，今後各馆有缺，仍照永乐间例，选取年幼俊秀监生，送馆习学。其敬师不许擅留各家子弟私习，及徇私保举。（《春明梦余录》。 ）
光禄寺（元光录寺，隶宣徽院。 ）
吴元年九月辛卯，置宣徽院。设院使，以阮崇礼为之。洪武元年十二月壬申，改为光禄寺。设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正五品。八年正月，改寺为司，以寺丞为司丞。置所属：大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三十年正月己卯，复改为光禄寺。（《职官志》，《梦余录》。 ）
永乐十一年十二月癸酉，以朝鲜李茂昌为光禄少卿。（《大政记》。 ）
宣德五年二月已卯，行在光禄寺厨士告言光禄窃减外夷供给之弊。上命行在刑部侍郎施礼执而罪之。因顾侍臣曰：“毋谓饮食细故，不干大体。华元杀羊享士，羊斟不与，遂致丧师。句践投醪于江，与众共饮，遂成伯业。以此而论，所系匪轻。”（《大训记》。 ）
七年正月，减南京光禄寺堂上官。九年二月，始遗御史巡视光禄。
英宗初，减光禄料米粟九万余石。又减光禄寺膳夫四千七百余人。又诏光禄寺厨役悉取给外府，并取回捕鱼官。（已上《大政记》。 ）
正统六年，载四署亢员。先是，光碌卿奈亭以供应事繁，奏增各署官。至是，复奏裁之。（《职官志》。 ）
英庙在南城，一日饥甚，索酒食。光禄官弗与。浚县人张泽以吏办事光禄寺，曰：“晋怀、愍，宋徽、钦，天所弃也。上北狩而返，天有意乎？若复立而诛无礼，光禄其首矣。”乃潜以酒食进。英庙识之。後复位，光禄官皆得罪；即日拜泽为光禄卿。（《浚县志》。 ）
成化初，礼部侍郎蔚能管光禄卿事。每宴会，躬自检视，必求丰洁。在光禄三十年，未尝持一徽还家。尝率其僚，请清查入内供应器皿。有旨逮问。能谓众曰：“上怒不可测。某老矣，请独任之，不以累诸公。”遂降调官南京。（《梦余录》。 ）
十六年三月戊午，以岁歉，减光禄寺供用物。（《本纪》。 ）
弘治五年五月，巡视光禄御史彭程言：“臣适见光禄造皇坛器。皇坛者，先帝修斋行法之所。陛下即位，此类废斥殆尽，何复有皇坛烦制器？光禄金钱，悉民膏血，用得其当，犹恐病民，况投之无用地。顷李孜省、继晓辈倡邪说，而先帝笃信之者，意在远希福寿也。今二人巳伏重辟，则祸患之来，二人尚不能自免，岂能福寿他人？倘陛下果有此举，宜遏之将萌；如无，请治所司逢迎罪。”帝得奏，以为暴扬先帝过，大怒，立下锦衣卫狱。帝初无皇坛造器之命，特光禄姑为备。给事中丛兰亦巡觎光禄，继上疏论。帝宥兰，夺光禄寺卿胡恭等俸，付程刑部定罪。（《彭程传》。 ）
初，成化时，光碌增坐家长随八十余人，传添汤饭中官百五十余员。天下常贡不足於用，乃责买於京师铺户。价直不时给，市并负累。弘治十四年，兵部尚书刘大夏因天变言之。乃裁减中官，岁省银八十余万。（《通纪》。 ）
弘治十五年九月庚午，光禄寺卿王珩列上内外官役酒饭及所畜禽兽料食之数。戊子，命乾明门虎、南海子猫、西华门鹰犬、御马监山猴、西安门大鸽放减有差，存者减其食料。（《通纪》。 ）
十七年二月甲寅，诏减光禄寺供奉。（《三编》。 ）
正德元年，户部集议：“国用不足，韩文等所言亢食亢费，宜令光禄寺查看每年所徵厨料，及内外近侍官员每日所费酒馔。有不急之用，悉从减省。”於是该寺会计，膳羞供应视弘治元年日增一倍。礼部请复旧规。诏从之。
郑宗仁以太仆卿调光禄卿。凡供应俱照弘治初年例，日省百金。
寺额，岁定银二十四万。先时止用十二万余。至正德时，用至三十六万，犹称不足。嘉靖中，厨役用四千一百名。（已上《梦余录》。 ）
嘉靖三十一年，马从谦为光禄少卿。提督中官杜泰乾没岁钜万，为从谦奏发。泰因诬从谦诽谤，帝怒，命廷杖八十，竟死杖下。久之，光禄寺灾。帝曰：“此马从谦余孽所致耳。”（《杨允绳傅》 ）。
三十四年，给事中杨允绳巡视光禄。光禄丞胡膏伪培物直，允绳与同事御史张巽言劾之，下法司按验。膏窘，言：“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数、允绳憎臣简别太精，斥言‘醮斋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择？’其欺谤元修如此。”帝大怒，下允绳及膏诏狱。（同上。 ）
隆庆初，诏罢宝坻等处采取鱼鲜。自今荐新上供，俱令光禄寺备办，毋得奏遣内臣 著为令。（《梦余录》。 ）
穆宗在裕邸时，尝贪驴肠而甘。及即位，间以问左右。左右请诏光禄常供。上曰：“若尔，则光禄必日杀一驴以充内膳，吾不忍也。”岁时行幸，光禄供膳，必先期以请。上尝裁取最约者。岁省光禄费以钜万计。（《昭代典则》。 ）
杨熔奏：“以举人出身知县、教官廉能素著者入补光禄寺署正，而间以例贡参之，优其超擢；或径於听选举人中除补。”从之。（《续通典》。 ）
万历二年，光禄寺积米二十七万石，仓廒满盈。奏於东安门外置房一所，改为外仓。（《梦余录》。 ）
王汝训为光禄卿。汝训先为少卿，寺中岁费二十万。至是，滥增四万有奇。汝训据《会典》请尽裁内府亢食。不许。（《王汝训传》。 ）
光禄之设，上自玉食、庆典、祀典，下至各官供具、四夷宴赏，小至禁卫监局廪饩，皆於此出。先是，法度严明，宫中府中俱尚俭约。万历初年，本色有止甩三万余石，折色有止甩七八万两者。故本色常积数十万石，折色亦常积至一百余万两。後续添之项，浮於常例数倍；又有供养之增，好事之增，吉凶诸典之增。数行墨字，无例无印，顿费数千百两，而无敢出一言。按今本色六万六千余石，折色二十四万二千余两。用之皇上者不及十之一，用之额定正项者不及十之二三，而民膏民脂尽为旁窦所有，可不思一变计哉？（《世法录》。 ）
太仆寺（仍元官。 ）
洪武四年闰三月甲寅，置群牧监於达勒达锡里营所。（旧作答答失里营。 ）六年二月辛巳，更置牧监於滁州，改为太仆寺，以监令唐元亨为卿，监丞孙瑛为少卿。（《昭代典则》。 ）
三十年，朱守仁拜太仆卿，首请立牧马草场於江北、滁州诸处，所辖十四监九十八群。马大蕃息。马政之修，自守仁始。（《单安仁传》。 ）永乐元年，改北平行太仆寺为北京行太仆寺。十八年，定都北京，遂以行太仆寺为太仆寺。
宣德四年十二月，太仆寺请遣官阅孳生马。上谕之曰：“马蕃於民间，必宽民力而後可责其成效。国家立法固有定规，其孳生不及数者，亦屡下令免偿，未尝以马伤民。尔等当率旧典，以示劝惩。民有贫难者，宜宽恤之。”（《大训记》。 ）
金弼为太仆少卿，慨然以马政修为己任。屡奉命督理亏耗，自卫使郡守而下悉听决，无不畏法。有顺圣川者，水草甘肥，永乐中尝牧马蕃息。天顺初，命弼往视。筑二城，用养天闲之马，增二驿於中道，以便往来。诏嘉纳之。（《通典》。 ）
天顺元年，太仆寺卿程信按故事理营卫马。三营大将石亨、孙镗、曹钦诉太仆苛急，请马隶兵部。信言：“高皇帝谕：‘马数勿舍人知。’今隶兵部，马登耗臣等不得闻，脱有警，马不给，谁任其咎？”上是其言，令如旧行。（《世法录》。 ）
吕{常心}为南京太仆寺少卿。故事：太仆马数，不合他官知。以是文籍磨灭，登耗无稽。{常心}曰：“他官不与闻，是也。当职者可贸贸耶？”议请三年一校勘，著为例。（《吕原传》。 ）
成化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
初，边臣请马，太仆寺以见马给之。自改徵银，马日少而请者相继。给价十万，买马万匹。边臣不能市良马，马多死。太仆诸以为言，请仍给马。又指陈各边盗卖私借之弊。语虽切，不能从。（已上《兵志》。 ）
弘治中，张谦升南京太仆寺卿，以正率下，汰除积弊，禁革贪污，省费甚钜。寻奏马政便民四事，多见施行。（《续通典》。 ）
正德元年，太仆寺卿诸言：“本寺马匹，本备京营之用，不为各边之费。缘各边有行太仆寺、苑马寺，所蓄马匹，足备征调。其後马政废弛，一遇警急，奏请纷然。查宣府、大同给银买补不足其数。边方官军因见京师银马易求，不甚爱惜。及至倒毙，不行赔偿。甚或侵欺买马银两，如都督汪鉴追赃罢官。弊难尽言。请差兵部郎中同本寺少卿往各边查勘。”下部知之。
孙绪为太仆卿。时大司马王德华交结钱宁，移文太仆，语多不逊。绪以书数之，德华引咎。又淮安、凤阳诺郡饥馑，马供小弱。绪察其故，即与交兑，省费至千万缗。民赖之不破产者千余家。
明时，马政之弊，南畿苦赋，北畿苦养马。嘉靖中，田濡为太仆寺卿，奏请以额马赋十之三，其七以金代而输之北寺。即有军兴，以便宜召买，使两几畿力有所苏息。上嘉其议，行之。後二十余年，山东河南相踵以请。数省民不困，而ぁ寺有余藏，常输以给边，皆濡之力也。
嘉靖六年，太仆寺卿黄懋官奏：“太仆职掌马政，每岁派徵备用本折，付收场租余地马价，俱兵部题请，备扎到寺。至於调兑以应京边之需，放给以济各边之用，亦以部扎施行。议派多寡之数，出入赢缩之权，太仆不得与焉。今马调兑日繁，而寄养见在无几；动支日费，而库贮存积不多。若不区昼撑节，则将来之兑支未已，防秋之豫备何措？库贮银，先年常有二一百万。兹简核库籍，自本年二月起至今年三月止，陆续给发借支外，所贮仅有二十八万除两。夫边臣请马不足而益之以银，别部事务不干而名之以借。寺库有限之银，应各项无穷之用，虽有神输之术，当有时而竭也。夫在太仆寺为典守之官，在兵部为主持之地。使主持者无以裕其源而节其流，则典守者之分，不过因人成事而已。伏乞皇上特敕兵部，从长议处，复备用岁派之额，严京边倒失之罪，禁别项借支之需，以纾急缺。’（已上《世法录》。 ）
七年六月辛丑朔，敕太仆寺少卿一员出巡阅马。（《大政记》。 ）
时国家有兴作赏赍，往往借支太仆银。太仆帑益耗。万历十五年，寺卿罗应侨请禁支借。二十四年，诏太仆给陕西赏功银。寺臣言：“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今所存者止十余万。况本寺寄养马，岁额二万匹。今岁取折色，则马之派徵甚少，而东征调兑尤多。卒然有警，马与银俱竭，何以应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兵志》。 ）
太仆卿周九教疏：“本寺老库马价，自嘉、隆以来，封识唯谨，不许擅动，诚谓老库之银即外之马也。无事折而为银，有事出以市马，以备非常。所以拱卫神京，固安根本，虑智深远。节奉明旨，不许借讨，故自嘉、隆至今，老库马价所积几至千万。及後各部借讨，始曰，‘不得援以为例，’後率以为例。始犹兵部支请为例，後各部亦借请为例。始犹曰，‘勒限补还，’後竟不补还。以故，屡年千万之积殆尽。今仅存二百万有奇，又借讨百万，恐不数月，寺帑尽空。一旦有警，欲徵马则无马，欲市马则无银，仓皇失措，谁职其咎？往者庚戌之事，至今令人心悸。望敕下兵部，从长讦议，奏请定夺。”（《梦余录》。 ）
崇祯二年，太仆寺卿涂国鼎奏马价出入数目，并言：“祖制设立马政，专给团营骑操，防守都城，拱护陵寝。只谓本根重地，有备乃无患耳，原非为边镇。即後来折色，亦谓无事则易马输银，有事则出银市马，仍是备御京师之意。乃今折色银数尽给发各镇矣。如并其表马尽行改折，万一变生不测，计将安出？臣知为祖宗固守职掌，万万不敢徇边镇以误朝廷也。”（同上。 ）
十五年，王家彦迁太仆卿，疏言马耗之故，请行官牧及金牌差发遗制。且言：“课马改折，旧增至二十四万两，已重困。杨嗣昌不恤民，复增三十七万，致旧额反逋，不可不厘正。”（《王家彦传》。 ）
行太仆寺
洪武三十年正月丁卯，置行太仆寺於山西、北平、陕西、甘肃、辽东。永乐十八年，以北京行太仆寺为太仆寺。其旧在滁者改为南京太仆寺。（《职官志》。 ）
永乐十年，杨砥迁北京行太仆寺卿，定牧马法，请令民五丁养种马一匹，十马立群头一人，五十马立群长一人，养马家岁蠲租粮之半。而蓟州以东至山海诸卫，土地宽广，水草丰善，其屯军人养种马一匹，租亦免半。帝命军租尽蠲之，余悉从其议。於是马大蕃息。（《杨砥传》。 ）
宣德七年，发杂犯死罪应充军者於陕西行太仆寺养马。弘治初，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萧祯奏省行太仆寺官。兵部议：“洪武中，设陕西甘凉行太仆寺。永乐间，复於平凉设苑马寺，其属有六监、二十四苑。宫得其人，马牧常数万匹，足充边用。正统以後，边备渐弛，马遂日耗。久之，辽省同川等四监，太和等十九苑。今所存寺监官，言者每请裁革，是惜小费而忘备边之大计。恐马政遂废，请量省为宜。”於是革陕西行太仆寺少卿一员，寺丞一员，苑马寺少卿一员，寺丞一员，长乐、灵武每监监副二员。
明初〓置十二寺丞，訾以所属居行寺。弘治三年，议定分管寺丞三年一更。十年，简推素有才望者补本寺官，视太仆寺官升擢。
十五年，兵部尚书刘大夏奏：“在外寺监，近年各卿佐多用谪逐官及有过累者，府卫下僚多易视之，故自待亦轻，政务因以废弛。宜稍更其制：行太仆、苑马寺官缺，少卿於布按二司参议佥事推补，卿则於参政副使及本寺少卿推补；升任视太仆寺卿佐。其监苑庶官，亦请用北人素知牧马者。则官得人而政可举。”（已上《梦余录》。 ）
嘉靖三年，从御史陈讲请，增段陕西、甘肃二寺各少卿一员，分管延绥、宁夏。（《职官志》。 ）
十五年，议准陕西、山西、辽东行太仆寺，每年春秋二季点视官军骑操马匹。如遇倒失，照例追收桩朋银两买补，仍造清册送部查考。（《世法录》。 ）
隆庆五年，题准行太仆卿、苑马卿、运使员缺，必以廉谨有才望者推补。其阶格：卿视布政司参政，使视按察司副使；得一体升转。
万历九年，议准陕西行太仆卿、少卿有缺，查访二司并知府等官素有才望者推补。（已上《会典》。 ）苑马寺
永乐四年九月壬戍，置北京、辽东、陕西、甘肃四苑马寺。五年十月甲午，增设北京苑马寺六监、二十四苑。六年八月，增甘肃、平凉二寺监。十八年十一月戊辰，革北京苑马寺并入太仆。（《职官志》。 ）
宣德三年，辽东苑马卿方圆言：“辽东有行太仆寺，又有苑马寺。今孳牧马止九百余匹，而官员繁多。乞革苑马寺，令行太仆寺领之。”命行在吏部兵部会议。以苑马旧制不可革。今孳牧马少，苑马寺留卿丞主簿各一员；俟马蕃息，仍旧。（《世法录》。 ）
正统四年，革甘肃苑马寺，改牧恩军於黑水口，隶长乐监。弘治二年，革平凉寺丞一员。（《职官志》。 ）
四年，奏准辽东、陕西苑马寺孳牧马匹，每三年一差官点阅。其各行太仆寺、苑马寺，於内府关领精微文簿，将骑操孳牧马匹，逐一填写缴部，送内府交收。
十五年，命都御史杨一清督理陕西马政。奏言：“陕西监苑之官屡经裁减。今欲大圆修举，原额似不可关，当复其旧。”（已上《世法录》。 ）
十七年，杨一清奏：行太仆、苑马二寺员缺，简选才望参政副使补升卿，参议佥事补升少卿，以振马政。（《续通典》。 ）
嘉靖三十一年，题准陕西苑马寺令巡查御史督理。各监苑倒失马匹，亏欠马驹，将寺卿丞并监员各官查参。（《世法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