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下
天顺二年正月，命李贤等重修《寰宇通志》。贤尝谓翰林实文学侍从之臣，非杂流可与。景泰间，陈循辈各举所私，非进士出身者十将四五，一时无由而退。至是重修《通志》，惟推择进士山身者。此辈遂知不当居此，愿补外职。贤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昭代典则》。 ）自是专选进士充翰林院，遂为定制。（王圻《通考》。 ）
成化三年，帝以明年上元张蹬，命词臣撰诗词进奉。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旦水}言：“顷谕臣等撰鳌山烟火诗词。臣等窃议，此必非陛下本怀，或以两宫圣母在上，欲备极孝养，奉其欢心耳。然大孝在乎养志，不可徒陈耳目之玩，以为养也。今川东未靖，辽左多虞，江西、湖广赤地数千里，万姓嗷嗷，张口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劳，两宫母后同忧天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论思为职，鄙俚之言，岂宜进於君上？伏读宣宗皇帝御制翰林箴有曰：‘启沃之言，唯义与仁。尧舜之道，邹鲁以陈。’张蹬岂尧舜之道？诗词岂仁义之莒？若谓烟火细故，不足为圣德累，则舜何必不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汉文何必不作露台？古帝王慎小谨微，必矜细行者，正以‘欲不可纵，渐不可长’也。伏乞将烟火停止，移此视听，以明目达聪，省此赀财，以赈饥恤困。则灾可消，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张蹬，祖宗故事。恶懋等妄言，杖之，左迁其官。修撰罗伦先以言事被黜。时称“翰林四谏”。（《章懋传》。 ）
柯潜为学士时，即院中後圃构清风亭，凿池时芙蓉，植二柏於後堂。人称其亭为“柯亭”，柏为“学士柏”。院中有井，学士刘定之所浚也。“柯亭”“刘井”翰林中以为美谈云。（《柯潜传》。 ）
十三年七月辛未，诏翰林院会内阁自考察其属。旧制：诸司官属考察，俱由吏部、都察院会核。至是，以翰林职居清要，听其长自核奏闻。（《宪章录》。 ）
弘治四年，给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选庶吉士，请循祖制行之。大学士徐溥言：“自永乐二年以来，选取庶吉士无定制。今後请每科选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於东阁。试卷舆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所留不过三五辈。将来成就，必有足称者。”孝宗从其请，命内阁同吏、礼二部考选，以为常。（《会典》。 ）
六年，诏天下举才德之士隐於山林者。顺天府尹唐恂以潘辰荐。吏部以辰生长京师，寝之。恂复奏，给事中王纶、夏昂亦交章荐。乃授翰林待诏。白天顺後，渐拘资格，布衣无得预馆阁者。辰独以才望得之，一时诧异数焉。（《陈济传》。 ）
十年，大计京官。侍讲学士杨守址时掌院事，上言：“臣舆掌詹事府学士王鏊俱当总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属员，进舆吏部会考所属，则坐堂上，退而听考，又当候阶下。我朝优假学士，庆成侍宴，班四品上，车驾临雍，坐彝伦堂内，视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舆考察，则学士亦不应舆。臣等职讲读撰述，称否在圣鉴，有不待考察者。”诏可。学士不与考察，自守址始。（《杨守陈传》。 ）
正统间，以学士一人在内阁，专管诰敕，後久不设。弘治七年复设。至用尚书兼学士如石缶，侍郎兼学士如贾咏辈掌管。嘉靖六年，以张璁议，始停不补。（《梦余录》。 ）
是年九月，以桂萼为礼部尚书，仍兼翰林学士。故事：尚书无兼学士者，自萼始。（《桂萼传》。 ）
升少詹事霍韬为詹事，仍兼翰林学士。韬固辞，言：“杨荣、杨士奇、杨溥以及李东阳、杨廷和专权植党，笼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由吏部，而中书至有晋秩尚书者。臣尝建议：翰林去留尽属吏部，庶不阴倚内阁为腹心，内阁亦不阴结翰林为羽翼。议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躐居学士徐缙上，何愧如之？”上优诏不允。（《霍韬传》。 ）
十月丙寅，谕内阁选择翰林诸臣，称职者留用，不称者量才外补。（《实录》。 ）初，张璁以议礼拜学士，诸翰林耻之，不与并列。璁深恨。及侍读汪佃讲洪范不称旨，帝令补外。璁乃请自讲读以下量才外补。改官及罢黜者二十二人。诸庶吉士皆除部属及知县。由是翰苑为空。（《张璁传》。 ）
上既罢转翰林多人，复谕内阁、吏礼二部，都察院，咨访有才识文学者，量为推举，改宫僚、翰林，以广用人之路。乃改大理少卿黄绾、南京通政司参议许诰、南京尚宝卿盛端明、、福建按察副使张邦奇、四川按察副使韩邦奇、山西按察副使致仕方鹏、刑部员外欧阳德、吏部主事金璐、御史张衮皆授学士、讲、读、宫坊、编修等官。（《实录》。 ）
八年四月，考选庶吉士。大学士杨一清等列上唐顺之等二十人，请命官教习。得旨，以：“庶吉士之选，祖宗旧制诚善。迩来大臣徇私选取，市恩立党，於国无益 自今不必选留。”遂改顺之等为主事等官。并限翰林之选，侍读、侍讲、修撰各三员，编修、检讨各六员。著为令。（《选举志》。 ）
十一年十月甲申，复考选庶吉士例。（《通纪》。 ）
十二年七月庚午，改主事唐顺之、陈束、杨瀹、卢淮、陈节之，御史胡经、周文烛为编修。十月乙酉，改主事屠应竣、王汝孝，郎中华察为修撰。（《大政记》。 ）
翰林由别衙门改用者：欧阳兼、张衮、胡经俱以御史改编修，余皋以给事中改检讨，王一宁以工部主事改修撰，欧阳崇一以刑部郎中改编修，王大任、姜儆俱以御史升侍读学士。（《梦余录》。 ）
万历九年十一月，张居正言：“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学之臣，奉侍清燕。或承诏登朝，或应制赓酬，皆寓风劝箴规之益。翰林撰述讨论为其职务，如日讲诸臣皆文学优赡，其余翰林亦皆需次待用，宜令分番入直，每日轮四员，同日讲诸臣在馆只候。万几之暇，如披阅古文有所采录，或鉴赏名笔有所题咏，郎属诸臣具草。或以不时面赐质问，以观其才品高下。”从之。（《通纪》。 ）
崇祯十一年，帝以国家多故，朝臣词苑起家，儒缓不习吏事，无以理纷御变。改旧例，择知、推治行卓绝者入翰林。（《汪伟传》。校点者案：“懦”，《明史》作“儒” ）
秘书监（仍元官。 ）洪武三年三月庚子，置秘书监，掌内府书籍。六年，擢举人萧韶为秘书监直长。
十三年七月癸巳，罢秘书监，所藏古今图籍改归翰林院典籍掌之。（已上《大政记》。 ）文华堂
洪武六年正月，擢举人张唯、王辉等十余人为翰林院编修，又选国子监蒋学、方徽、彭通拜给事中，俱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宋濂及修撰孔克表、正字桂彦良为之师。帝听政之暇，辄幸堂中，评其文字优劣，锡以鞍马、弓矢、白金有差。（《山集》。 ）
宏文馆
洪武三年，法唐永徽之制，置宏文馆，以胡铉为学士。命刘基、危素、王本中、睢稼皆兼学士。（《昭代典则》。 ）
是年，以罗复仁为宏文馆学士。复仁在帝前率意陈得失，常操南昔。帝顾喜其质实，呼为“老实罗”而不名。（《罗复仁传》。 ）九年闰九月，罢宏文馆。（《大政记》。 ）
洪熙元年正月，建宏文阁於思善门左。诏选诸臣有学行者入直。命学士杨溥掌阁事，帝亲授阁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为治道辅。有所建白，封识以进。”（《三编》，又《殿阁词林记》作宏文馆。 ）
六月，宣宗即位。闰七月乙丑，罢宏文阁。（《大政记》。 ）
正德元年，王鏊奏：“请於便殿侧修复宏文馆。选天下文学行艺著闻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内阁大臣一人领之，如先朝杨溥故事。陛下万几有暇，时造馆中讲论经史，於圣德自有裨益。”疏入，报闻。（《明臣奏议》系之嘉靖元年。按：王鏊已于正德三年致仕。兹据《明正统宗》及《大政记》。 ）
起居注（元给事中兼修起居注。 ）
甲辰三月丁卯，置起居注，以宋潦、魏观为之。日侍左右，记言动。（《通纪》。 ）
乙巳六月，以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谕之曰：“起居之职，非专事纪录而巳。要在训忠纳诲，致主於无过之地，而後为尽职。吾平时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犹寻绎不巳。今尔在吾左右，不可不尽言也。”（《大训记》。 ）
复命毅、训文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曰：“吾观此者，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鉴戒耳。”（《陈修传》。 ）
吴元年，魏观迁两淮都转运使，入为起居注。（《魏观传》。 ）
洪武五年，礼部尚书陶凯言：“汉、唐、宋时，皆有《会要》，纪载时政。今起居注虽设，其诸司所倾谕旨及奏事簿籍，宜依《会要》编类为书，庶可以垂法後世。下台省府者，宜各置铜柜藏之，以资稽考，俾无遗阙。”从之。（《陶凯传》。 ）
七年八月，宋濂荐僧郭传，授翰林应奉，直起居注。（《王蒙传》。 ）
十四年，定起居注秩从七品，以单仲佑、詹同为之。（《词林记》。 ）
弘治十七年九月，复置起居注。初，洪武间，设起居注，後废。至是太仆少乡诸言：“古者史官纪言、纪动，典至重也。臣见陛下宣召群臣，多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与闻，史官莫由纪录。失今不图，恐岁月绵远，传闻各异，无以究其始末。乞敕廷臣曾蒙召问者，备录呈览，宣付史馆。”报可。（《三编》。 ）
世宗初，御史黎贯请复起居注之制，命诃臣编类章奏以备纂述。从之。（《黎贯传》。 ）
嘉靖十一年，学士寥道南言：“太祖设起居注，仁宗开宏文馆，皆师古者记事、记言之制。自宣德後，相权重，史职轻，而起居注遂废。今宜选翰林中学识优异者，俾兼起居，日记言动，以至邦有大政，民有大眚，皆令书之。庶克徽信来兹，而史职不为虚设矣。”上嘉纳之。（《两朝宪章录》。 ）
万历三年，编修张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独无，疏言：“臣备员纂修，窃见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诏令，形诸章疏，悉湮没无考。鸿猷茂烈，郁而未章。徒使野生流传，用伪乱真。今史官充位，无以自效，宜日分数人入直。凡诏旨起居，朝端政务，皆据见闻书之，待内阁裁定，为他年《实录》之助。”於是大学士张居正议曰：“国初设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纪录言动，实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制。迨後定官制，乃设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盖以记载事重，故设官加详，原非有所罢废。但自职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记注之规。以致累朝以来，史文阙略。迩者纂修实录，臣等只事总裁。凡所编辑，不过总集诸司章奏，稍加删润，奖括成编。至於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舆夫稗官野史之书，海内所流传者，欲事采录，又恐失真。是以嘉谋嘉猷，实多未备。凡此皆由史臣之职废而不讲之所致也。今宜申明史职，以复旧制。舍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朝廷政事见於诸司章奏者，俱选年深学优之史官六员，专管纂修。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每人专纂一曹。俱在朝供职，不得别有差遣。凡遇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记事官侍班，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於视听。即古螭头载笔之意。”从之。（《三编》。 ）
神宗一日顾见史官，还宫偶有戏言，曰：“莫使起居闻知，闻则书矣。”起居之有益於主德如此。（《梦余录》。 ）修前代史
洪武二年二月，诏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长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为总裁。徵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来僖、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访、张文海、徐尊生、黄篪、王绮、傅著、谢徽、傅恕凡十六人为纂修。
三年二月，诏重修《元史》，复徵四方文学士朱右、贝琼、朱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坟、张宜、张简、杜寅、殷弼、俞寅、赵埙等十四人为纂修。先是，得十三朝实录，惟元统以後之事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山东采遗事。至是还朝，重开史局。七月丁亥，书成，凡二百十二卷。（已上《三编》。 ）
礼局徐一夔者，王荐之入史局。一夔遗书曰：“迩者县令传命，言朝廷以续修元史见徵，且云：执事谓仆善叙事，荐之当路。私心窃怪执事何倦倦於不材多病之人也。仆素谓执事如我，今自审终不能副执事之望。何也？近世论史者，莫过於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於《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如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於吏牍，或有讠为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者，於岁终检点修撰官日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讠为失。他时，会要之修取於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後然，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元朝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巳。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此书，可以参稽，而一时纂修诺公，如胡仲申、陶中立、赵伯友、赵子常、徐大年辈，皆有史才、史学，廑而成书。至若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也，言未必驯也，首尾未必穿贯也。而向之数公或受官，或还山，复各散去。乃欲以不材多病如仆者，承之於後。仆虽欲仰副执事之望，曷以哉？”遂不至。（《徐一夔传》。 ）
成化十年，命编纂《宋元纲目》，以阁臣彭时等为总裁，宫坊翰林刘、邱浚、程敏政、刘健、杨守陈、尹直、彭华、谢一夔等为纂修官，分八馆。未五年而书成。（《梦余录》。 ）
十一年四月，大学士商辂等进所撰宋元通鉴纲目二十七卷。（《艺文志》。 ）
正德二年七月，大学士李东阳等进所撰《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刘瑾以誊写不谨，欲因是为东阳罪。东阳大窘。焦芳为解，乃止除誊录官数人名。（《三编》又《质实》曰：“是书修于孝宗时，芳未尝为总裁官。至是命文华殿改胜，芳遂列名其间。及进呈，书办官张骏等皆擢显秩，装潢匠役亦悉授官。 ）
嘉靖十五年五月，议修宋史。南京吏部尚书严嵩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李时请留之，命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严嵩传》。 ）
《宋史》舆《辽》、《金》二史，旧分三书，嘉靖中，柯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於《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凡二百卷。（《柯维骐传》。 ）
修国史
吴元年四月壬子，谕起居注詹同曰：“国史贵直笔，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肤平日言行是非善恶，汝等皆宜直书，不宜隐讳，庶使後世观之，不失其实。”（《大训记》。 ）
洪武六年八月，学士承旨詹同以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纪载尚未成书，请编《日历》。帝从之。命同舆宋濂为总裁官，吴伯宗等为纂修。明年五月，《日历》成，自起兵临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昭代典则》。 ）
建文元年，修太祖实录，以修撰李贯，国子监博士王绅、教授胡子昭、杨士奇，训导罗恢，吏目程本立等，充编纂官。（《三编》。 ）
文彬按：洪武修元史，徵山林隐逸之士为纂修官 建文、永乐间，修《太祖实录》，博士、教授、训导、吏目及知州、知县等得为编纂官。杨士奇由布衣起家，三修《太祖实录》皆预焉。成祖修《永乐大典》以布衣陈济为都总裁，修撰曾等仅为之副。其始重文学不拘资格如此。宣德後，专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自是，非翰林不得预，一代纪载专属诃臣矣。
成祖初即位，以建文中所修《太祖实录》为失实，乃重修之。命李景隆、茹常监修。前纂修官南昌知府叶惠仲，以直书燕起兵事，族诛。（《三编》。 ）
永乐九年十月乙巳，帝以前监修官李景隆、茹常等心术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精详$$复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为总裁、纂修等官。（《通纪》。 ）十六年五月庚戌朔，《实录》成，共二百五十七卷，起元至正辛卯，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首尾四十八年。（《艺文志》。 ）
正统三年四月乙丑，杨士奇等进所撰《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士奇、杨荣俱进少师，杨溥进少保，余进秩有差。廷臣以《实录》成进官，始此。（《明纪》。 ）
成化二年八月，阁臣陈文等进所撰《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起宣德十年正月，讫天顺八年正月，首尾三十年，附景泰帝事迹於中，凡八十七卷。（《艺文志》。 ）先是，总裁欲革去景泰帝号，引汉昌邑、更始为比。编修尹直辩曰：“实录中，有初为大臣後为军民者，方居官时则称‘某官某’，既罢去而後改称。如汉府以谋逆降庶人，其未反时，书‘王’书‘叔’如故也。岂有逆计其反而即降从‘庶人’之号者哉？且昌邑旋废，景泰帝则为宗庙社稷主七年。更始无所受命，景泰帝则策命於母后。当时定倾危难之中，微帝，则京师非国家有。虽易储失德，然能不惑於卢忠、徐振之言，卒从两宫以至今日。其功过足相准，不宜去帝号。”时不能难。（《尹直传》。 ）
弘治五年，大学士邱浚请於文渊阁近地别建重楼，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关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於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仪注、前朝遗文旧事舆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垒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先请委翰林院一员察视，事毕封识。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从之。（《梦余录》。 ）
正德四年四月壬午，李东阳等上所撰《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刘健、谢迁既去位，焦芳入内阁，操史笔。凡所褒贬多挟恩怨。旧时大臣如何乔新、彭韶、谢迁辈，芳辄肆诋诬。李东阳等不敢为异同。故奏表中有“传疑传信，庶以备於将来”之语。盖为芳改窜《实录》之张本云。（《通纪》。 ）是年五月，内阁援《会典》请序迁编纂《实录》诸臣。忽附批：调侍讲吴一鹏於南京刑部，侍读徐穆於南京礼部，编修顾清於南京兵部，汪俊於南京工部，皆员外郎；编修贾咏、李廷相於兵部，温仁和於户部，刘笼於礼部，翟銮、董於刑部，崔铣於南京吏部，陆深於南京礼部，检讨王九思於吏部，汪伟、穆孔晖於南京礼部，易舒诰於南京户部，皆主事。始瑾恶翰林官不下己，欲尽出之外，为张彩劝沮。及是，又持前议，彩复力沮。而焦芳父子与检讨段炅辈谓可乘此以挤所不悦者，乃疏名上之瑾，怂患成之，谓之“扩充政事”。（《三编》。 ）
嘉靖元年五月癸酉，御史卢琼言：“景皇帝有拨乱大功，而《实录》犹称成阝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泽，而《实录》成于焦芳手，是非颠倒，乞诏儒臣改纂。”帝惟命史臣正《孝宗实录》之不当者，然亦未有所正也。（《马录传》。 ）
四年三月，大学士费宏言：“献皇帝嘉书懿行，旧邸必有成书，宜付史馆，纂修《实录》。”从之。明年六月丙子，《实录》成，凡五十卷。（《明纪》。 ）
文彬按：有明一代阙典，如建文、景泰二帝，君临天下数年，不得入庙，并不得修实录。世宗以制作自任，未识及此，独徇私恩於兴献，不但称宗庙，乱一朝之祀典，且纂修《实录》，紊千秋之史体。费宏之请，徒欲阿徇上意，不顾贻讥千秋。而廷臣惩议礼之祸，无复规谏。殊可叹也。”
六月庚子，费宏等上所撰《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艺文志》。 ）
检讨席春，尚书书弟也，预修《实录》成，当进秩。内阁费宏以春由他官入，舆检讨刘夔并拟按察佥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笼改授者也。书大怒，疏言：“故事，无纂修书成出为外任者。”帝以书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留擢编修。（《席书传》。 ）
十三年，建皇史於重华殿西，以藏列朝《实录》、《宝训》。每纂修告成，焚稿椒园，正本贮此。（《梦余录》。 ）
隆庆二年，王世贞奏：“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间至永乐元年，筒有阙漏未载。夫汉不以吕氏而废本纪，唐不以武氏而废实录。明天下不可一日无史也。乞下内阁诸耆硕臣，考究革除年间事迹，别为一书，附之国史之末。”疏入，不纳。（《明臣奏议》。 ）
万历初，穆宗实录成，于慎行进修撰，充日讲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讲，无及史官者。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咸以史官得之，异数也。（《于慎行传》。 ）
十六年，司业王祖嫡请复建文位号，修辑四年事迹，尽废野生不经之说，其景泰宜自为一录，削成阝戾旧名。疏下群臣议。於是礼部尚书沈鲤奏言：“建文以革除而称洪武，景泰以分附而并系英宗，皆为我朝缺典所据。司业王祖嫡有循史职、修缺典之奏，臣等不敢为更张之议，惟将英庙《实录》中间七年事迹，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实录》，无相混淆。至於建文位号，诏书中原无降削之文，今亦无凭议复，亦惟於高庙《实录》之末，摘出四年事迹，复称建文年号，如斯而巳。”诏从之。然卒不果行。（文彬按：沈鲤覆祖嫡之疏，诸书未载。见《明臣奏议》系之万历十三年。《三编》载辅臣申时行覆祖嫡疏，在十六年三月。当时下群臣议，内阁、礼部必同时覆奏。《明史》鲤本传，有十六年请复建文年号重定《景帝实录》云云。证之《明通纪》亦同，直系之十六年。 ）
十七年，逯中立疏：“伏见辅臣王锡爵题请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刘虞夔充总裁官。舆论啧啧，以为匪人。窃维修史钜典，必博访名流，广招俊士。前辅臣疏，有‘欲取之别署，取之外僚，取之闲废，取之山林隐逸，’而必曰‘文行兼优’，又曰‘行义无亏’。今乃授其门人虞夔首预总裁之选。傥误蒙收录，则修史之典，适以启邪臣奔竞之途，何足以昭法戒而垂万世？伏望谕辅臣及吏部严行谘访，务求端方直亮、博闻、有道术之士。毋得滥及匪人，以污盛举。”从之。（《明臣奏议》。 ）
二十二年三月癸卯，诏修国史。先是礼部尚书陈于陛疏书：“宋真宗祥符间，王旦等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仁宗天圣间，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国史》。此则本朝君臣自修正史之明证也。我朝史籍，止有列圣《实录》，正史阙焉未讲。伏观朝野所撰次，可备采择者 无虑数百种。若不及时网罗，岁月既久，卷帙散脱，欲成信史，将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诏，设局编纂，以成万世不朽盛事。”诏从之。（陈于陛传。 ）修撰焦言：“国朝《实录》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向无专纪。景帝位号虽复，而《实录》附载，未经改正。夫胜国之君，代必为纪，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况在本朝，乃使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名实相违，传信何据？（此所当创为者，一也。德、懿、熙、仁四祖，本朝发祥之始，列於高庙《本纪》之首，如汉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长沙，巳无可议。 ）至睿宗献皇帝似当一遵此例，不必另纪。盖位终北面，犹人臣之列；事属追王，无编年之体。此所当附见者，二也。或当分而不宜合？或当合而不必分，兰台石室之中，自有定论，但须经圣断，乃可遵行。（《梦余录》。 ）
二十三年九月乙酉，诏以建文朝事，附国史《太祖本纪》末，复其年号。时给事中杨天民、御史牛应元言：“建文年号不宜革除。见值纂修国史，当更正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年号，以复建文元、二、三、四年之旧。”礼部议从之，故有是命。
二十五年六月癸未，以皇极门左右两廊被灾，阁臣张位等请停止国史纂修事务。从之。（已上《实录》。 ）
泰昌元年十一月，詹事公鼐言：“近闻南、北臣僚，论先帝升遐一事，亦多怪异，语多隐藏。恐因委巷之讠为传，流为香山之稗说，臣窃痛焉。夫臣子爱君，存其真不存其伪。今实录纂修在即，请将先帝事迹别为一录。凡一月间，明纶善政，固大书特书；其有见闻异词？及宫闱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笔指陈，勒成信史。臣虽不肖，窃敢任之。”疏入，不许。（《公鼐传》。 ）
天启二年，修《神宗实录》，命太常卿董其昌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Ａ３博徵，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於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贪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宜付史馆。（《董其昌传》。 ）
魏忠贤既辑《三朝要典》，以《光宗实录》所载与《要典》左，乃言叶向高等所修非实，宜重修。遂恣意改削抵牾《要典》者。《崇祯》改元，毁《要典》，而所改《光宗实录》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皇考《实录》为魏党曲笔，当改正从原录。”时温体仁当国，与王应熊等阴沮之。事遂寝。庶子许士柔曰：“若是，则《要典》犹弗焚矣。”乃上疏曰：“皇考《实录总记》於世系独略。皇上娠教之年，圣诞之日，不书也。命名之典，潜邸之号，不书也。圣母出何氏族，受何封号，不书也。此皆原录备载，而改录故削之者也。原录之成，在皇上潜邸之日，犹详慎如彼。新录之进，在皇上御极之初，何以率略如此？使圣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伦，皆暗而不明，缺而莫考。其於信史谓何？”疏上，不省。体仁令中书官检校《穆宗总记》示士柔。士柔具揭争之曰：“皇考实录与列圣条例不同。列圣在位久，登极後事，编年排纂，则总记可以不书，皇考在位仅一月，三后诞育圣躬，皆在未登极以前。不书之《总记》，将於何书也？穆庙大婚之礼，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总记》不载。至於册立大典，编年未尝不具载也。皇考一月易世，熹庙之册立当书，皇上之册封独不当书乎？”巳复上疏曰：“累朝《实录》无不书世系之例。臣所以抉摘改录，正谓与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录具书保护之功，而改录削之，何也？当日国本几危，坤宁调护，真孝慈之极则，顾复之深思。史官不难以寸管抹杀之，此尤不可解者也。”疏上，报闻。（《许士柔传》。 ）
崇祯九年，礼科给事中冯元飚奏：“我朝列圣以来，虽御世长久，事迹繁重，实录之成，无逾至数年者。今熹庙之政，前後七载，《实录》至今未成，後世将何所取信？乞敕所司，将实录、宝训立行竣役。有不公者，廷臣据实纠正，按治如法。”（《梦余录》。 ）
文震孟疏：“臣备员史局，顷因纂修《熹宗实录》，从阁中恭请《光宗实录》副本校对，见其间舛误甚多。而悸谬之大者，如先帝之册立与挺击、红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说，而应和之。盖天启三年七月十六日，《实录》进呈，则礼臣周炳寰等所纂修，而阁臣叶向高、韩炉等所总裁者也。至天启六年，逆党崔呈秀请旨重修，则崇祯元年二月十七日所进，今皇史之所藏者也。是时皇上初登大宝，逆案未成，阁臣黄立极含糊从事，後来诸臣无复洗石渠之秽，使流传後世，何所取衷？国史所关，良非细故。臣谨摘其悖谬之甚者，乞敕史馆逐一改正。或取天启三年所进遗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庶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衮钺可凭。”（同上。 ）初，天启时，诏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郧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臬危 及妖书梃击诸事，直笔无所阿。其後忠贤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忠贤使其党重修，是非倒置。故震孟摘尤谬者敷条，疏请改正。帝特御平台，召廷臣面议，卒为温体仁、王应熊所沮。（《文震孟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