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教学新体制自确立后，中间几经周折，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当然这时它已被打了很多折扣。从总体上看，这一体制是“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产物，它的基本点都是“左”的或极“左”的，它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鼓吹极“左”思潮、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鼓吹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统帅、推动学校的教学工作，以学校为阵地迫害知识分子，打击一大批从事教育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攻击周恩来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它歪曲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用所谓“厂带专业”否定以教学为中心，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它篡改、歪曲毛泽东有关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论，把直接经验等同于实践，把实践的决定作用歪曲为人们必须事事直接经验，从而否认书本知识和学校课堂教学的重要性，用“干啥学啥”和以干代学取消了学校的基础教育，等等。另一方面，这一体制中也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学校中就已采用并取得成效的方法，如开门办学、厂校挂钩、下乡下厂等等。但江青一伙却把它们当作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最新发明，并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旗号下，把它们发展到否定课堂教学、否定“以学为主”的荒谬地步。他们歪曲了毛泽东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把大学降低到中等技术学校的水平，实际上取消了普通高等教育。
很快，这种体制内在的脱离实际、压制知识分子、违背教育与生产规律的问题便暴露出来。自1970年底以后，许多学校反映，由于校办工厂属非生产部门，原材料供应因未列入计划而往往得不到充足供应，难以维持正常生产。一些中学反映，校办工厂往往满足不了学生学工的需要。如北京市中学校办工厂规模一般为四五十人左右，而北京市中学学生大多在千人以上，一般学生要2～3年才能轮到学工一次，而到工厂去劳动的学生，往往由于所需劳保用品，粮食补助，住房等问题不易解决及工厂要考虑自身生产任务等因素，工厂不太欢迎，不愿接待。就是到了工厂，也因无法操作机器而只被当作劳动力使用，达不到厂校挂钩、厂带专业的目的。特别是这个体制内在的排斥文化知识、贬低课堂教学的倾向，更是受到广大师生越来越明显的抵制，1972年起，各种各类的学校普遍开始强调以课堂学习为主，以书本知识为主。那些不顾客观条件、违背教育规律、轻视理论学习、简单化、绝对化的开门办学的作法和形式实际上已被程度不同地打了许多折扣，有的也只是徒具形式。许多学校和教师提出，学生的升留级和毕业，在政治上、文化上要有个标准，不能一刀切，不分好坏全部升级，全部毕业，这样做不符合学生目前的客观实际。他们认为，在学生的自觉性还不是那么高、学习目的还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还应保留升留级制度和对学生的一定考试制度。
1972年5月10日至6月20日，在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上提出，进一步提高质量的问题值得认真注意，要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会议指出，理科的基础课一般宜单独设课，系统学习，基础知识面要适当宽一些，保证必要的教学时间；文科要使学员在实践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外语院校要加强基本功训练；要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重视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努力开展科学研究，贯彻“双百方针”；理科要加强理论研究，抓紧实验室、研究室的改造与建设，等等。会议提出的这些意见，反映了广大师生的迫切要求，部分地否定和纠正了教学体制改革以来的“左”的或极“左”的错误。
1972年7月3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中国学者杨振宁时，表示赞赏他关于加强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和研究人才培养的看法和建议，并要求会见时在座的北京大学教授、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提倡一下理论”。他对周培源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周培源认真地考虑了周恩来的指示，7月20日，他给周总理写信，汇报了自己对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看法，提出了一些建议。为此，周总理写信给郭沫若、刘西尧等人，信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完了”。此后，周总理又多次指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指出“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针对教育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周总理指出：“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提倡不够，学校里的基本理论课也少了”。他还提出：“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提高”；“大学毕业生不一定100％的回到原单位，有些人可以留下来深造”，“从理论上提高。”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光明日报》1972年10月6日发表了周培源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取消和削弱理科的倾向。提出“理与工、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改造和建设实验室，加强实验训练”；“对基本理论的教学、研究应予足够的重视。”周培源的文章在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广大师生的衷心拥护。
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问，教育界中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又受到江青等人的猛烈攻击，被诬为“右倾”、“复辟”、“修正主义回潮”，一些极“左”的做法再次抬头。
废除考试的招生制度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与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一样，大、中、小学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和招收新生的工作被迫停止。局势稍有稳定后，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各学校”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自此，大量实际未完成规定学业的大、中、小学学生毕业离校，各类学校的招生工作也由此提出。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该报编者按中转述了毛泽东7月21日的一个重要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谈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反映了他教育思想中一些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如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农基本群众中普及教育、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等。这里，因为是针对一个具体经验而发，很难说这段指示就是他对招生制度改革思想全面、系统的表述。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特别是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歪曲，这段指示的精髓被忽视了，而其中的一些个别论断则在被形式主义、绝对化地歪曲之后广为宣传、普遍贯彻。
《调查报告》所总结的上海机床厂的主要经验有：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应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普通劳动者；由有经验的工人担任教师；由基层选拔经过劳动锻炼的初高中学生人大专院校，等等。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和毛泽东的批示——已经被形式化地处理过的，为“文化大革命”中招生制度的改革定下了基调。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按所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9月，为贯彻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大学的学员由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工人52名入学。学员平均年龄29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相当于高中不等。学制为2年（后延长10个月）。学员全脱产学习，但仍参加工厂的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除了一些大、中型企业纷纷办起了自己的“七二一大学”外，一些大专院校也开始尝试举办各种试点班。广东省一些大专院校自1969年起，举办了各种试点班24个，从工人、农民、复员退伍军人、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学员1000多名。“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经验”。其他一些省、市的大专院校也大多如此。农村中很快也出现了类似的经验。1968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告：《“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报告》提出：要从“土专家”中招生，到学校学一两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中小学的招生工作，在1968年以前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68年底，随着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的出现，许多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下乡而停办了高中，而初中和小学要么是采取依据年龄自然升学的办法维持，要么就是处于停滞状态。自1970年起，中小学开始全面、大批地招收新生，新生入学的首要条件是政治表现——这在当时被称作“路线斗争觉悟”或“阶级觉悟”，一切文化考核均被取消，这种状态在1971年以后有所改变。当时，一对十分突出、荒谬的矛盾直接影响着中小学校的入学率，一方面，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轻视教育、鄙薄知识使许多学生失去了入学、求学的热情，这在中小学中比较突出，直接导致了中小学入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教育普及的重视和强调，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教育普及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一尽管它同时存在着粗糙、质量低下、形式主义等各种问题，这一因素又导致了入学率的上升。这两种因素作用的方式、层次及其结果各不相同，但后者起码在形式上占了上风。所以，从总体上来看，中小学学生的入学率始终保持在上升的趋势，而与这种上升趋势同时存在的却是教育质量的明显下降。
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教育革命中，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中的问题表现得格外突出、集中。
在许多大专院校举办各种类型的试点班、教改小分队约一年多的基础上，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供各地参照执行。《报告》认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因此，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报告》中有关“学生条件”的规定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报告》规定的“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分配原则”为：“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
1970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的署名文章《大家都来关心高校招生》中，进一步阐发了以上《报告》所提出的招生设想。文章指出：
“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整个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在学校这个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招生上。
“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数挂帅’，鼓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工农兵一针见血地说：“分数线，分数线，工农兵的封锁线。”这次高校招生，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招生工作的全过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手发动群众，实行群众路线，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真正把工农兵和上山下乡以及回乡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推选出来。”
1970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介绍江西省教育革命的文章认为：“旧招生制度是‘高分录取’，‘不分阶级’，‘一张考卷定终身，工人农民莫进门’。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题、打分、说了算的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废除。”《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文章把这场改革的意义提得更高：“招生工作，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实质上是一场社会革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是由少数人包办代替？这是招生工作中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不难看出，所谓招生制度的改革，所谓新的招生制度，其基本点主要有二：一是停止了从高中直接升入大学的传统做法，代之以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知识青年中招生，二是废除升学考试制度，代之以“群众推荐”，“领导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