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
万斯同先生传
万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祯丙子举人，鼎革后以经史分授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异敏，读书过目不忘。八 岁在客坐中背诵扬子《法言》，终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书遍读之，皆得其大意。余姚黄太冲寓甬上，先生与兄斯大皆师事之，得闻蕺山刘氏之学，以慎独为主、以圣贤为必可及。是时甬上有五经会，先生年最少，遇有疑义，辄片言析之。束发未尝为时文，专意古学，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启实录皆能閷诵。尚书徐公乾学闻其名招致之，其撰《读礼通考》，先生予参定焉。
会诏修《明史》，大学土徐公元文为总裁，欲荐人史局，先生力辞，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罢，继之者大学士张公玉书、陈公廷敬、尚书王公鸿绪，皆延请先生有加礼。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后设局分修之失，尝曰：“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湢，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唯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读而详识之。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它书证之，它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
建文一朝无实录，野史因有逊国出亡之说，后人多信之，先生直断之曰：“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成祖实录》称：‘建文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诳其主？而清宫之日，中涓嫔御为建文所属意者逐一毒考，苟无自焚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极二三年，削夺亲藩，曾无宽假，以至燕王称兵犯阙，逼迫自殒。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由是建文之书法遂定。
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每月两三会，听讲者常数十人。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刘知几、郑樵诸人不能及也。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先生则曰：“史之有表，所以 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
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庙制图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汇考》八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群书疑辨》十二卷、《书学汇编》二十二卷、《崑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园诗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见也。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