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熙宁八年，都官员外郎刘师旦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县有废置，名号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载古迹有出于俚俗不经者，乞选有地理学者重修之。乃命赵彦若、曾肇就秘省置局，删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宁末，诏置局编修，前后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
晁端禀大受，少以知人则百僚，任职为开封府解头。大受为文敏而工，于王禹玉为表侄。禹玉内集酒数行，而欧公谢致仕启事至，禹玉发缄看，称美不已，谓大受曰：“须以一启答之，此题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略不辞，让酒罢，方啜茶，启已成矣。禹玉惊其速，虽夸于座人，而意终不乐。
章子厚与晁秘监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为馆职，常以三同相呼。元间，子厚有诗云：三同晁秘监，乃谓此也。然绍圣初，子厚作相，美叔见其施设大与在金山时所言背违，因进谒力谏之，子厚怒，黜为陕守，美叔谓所亲曰：“三同，百不同矣。”
章被谪，钱勰草词云：无大臣之体，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衔之。绍圣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宣草麻，暨庭宣，有“赤舄几几对南山岩岩”之语在庭。士大夫相语云：“今则几几、岩岩，奈何、鞅鞅乎？”未几，钱自吏部尚书贬知池州。
秦少游自郴州再编管横州，道过桂州秦城铺。有一举子，绍圣某年省试下第归至此，见少游南行事，遂题一诗于壁曰：“我为无名抵死求，有名为累子还忧。南来处处佳山水，随分归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读之，泪涕雨集。徽宗践祚，流人皆牵复，而少游竟死贬所，岂非命耶？
朝廷初令诸路州军创天庆观，别建圣祖殿。张文懿公时为广东路都漕，请曰：“臣所部，皆穷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诏许之，仍照诸路委监司、守臣亲择堪为天庆观寺院，改额为之，不得因而生事。
刘道原自洛还卢阜，时过淮南，见晁美叔。美叔呼诸子拜之，道原曰：“诸郎皆秀异，必有成立，无为妖学，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闻于世。妖学已为今日患，后三十年横流，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恕与公老矣，诸郎皆自见之，勿忘吾言。”
隆德府屯留县王诰，字宣叔，少习文，应进士举。以家贫，训幼学为业，屡取乡荐，而于省试辄不利。每赴省试，必梦胡僧姿状雄伟，谓曰：“君此行徒劳耳，君骨相虽主有才，而不应得禄位，寿可过耳顺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余，又将赴省试。梦前僧相贺曰：“君是举必登第无疑矣。”梦中诘之，曰：“师向语我不当得禄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导童子，用心笃志，不负其父母所托，为有阴德，故天益君算，而报君以禄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陈古乐器，曰：“君姑记之，异时当自悟也。”厥后亦数有梦，但其僧不复见，而所陈乐器如初。时蜀公方献新乐，诏于延和殿按试，诰意廷试必问乐，凡古今乐事，无不经意者。逮试日，所试赋题乃“乐调四时和”也，是岁始预正奏名，遂于马涓榜下赐第，历官数任，以奉议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于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为记之。
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于迹盗尤有法。潞公过郑，失金唾壶，明仲见公于驿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附耳嘱付之。既去，不食顷，已擒偷唾壶人来矣。潞公归朝，大称赏之。
刘道原日记万言，终身不忘。壮舆亦能记五六千字，壮舆之子所记才三千字，晁以道戏壮舆曰：“更两世，当与我相似。”
东坡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曷不为之？”东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
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著。”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走尔>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画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往往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承君，建中靖国间为大宗正丞，曾布欲用为提举常平，以非其所素学，辞不受，士论美之。
东坡曰：郗超虽为桓温腹心，以其父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将死，出一箱书付门生，曰：“本欲焚之，念父年尊，必以相伤为毙。我死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不尔，便烧之。”后果哀悼成疾，门生依指呈之，悉与温往返密计。乃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复哭。若方回者，可谓忠臣矣，当以石昔比。然超不谓之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则不从温矣。东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东坡在儋耳，因试笔，尝自书云：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东坡云：遇天色明暖，笔砚和畅，便宜作草书数纸，非独以适吾意，亦使百年之后与我同病者有以发之也。张长史怀素得草书三味，圣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谟颇有法度，然而未放心，与东坡相上下耳。
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箸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
东坡至儋耳，见野花夹道，如芍药而小，红鲜可爱，朴故丛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结子如马乳，烂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细核，并嚼之，瑟瑟有声，亦颇涩。童儿食之，或大便难。叶背白如石韦状，野人秋夏病痢，食其叶辄已。海南无柿，人取其皮，剥浸烂杵之得胶，以代柿漆，盖愈于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浊，近又大腑滑，百药不瘥，取倒黏子嫩叶蒸之，焙燥为末。以酒糊丸，日吞二百余。二腑皆平复，然后知其奇药也。因名海漆，而私记之，贻好事君子。明年子熟，当取子研，滤酒为膏以剂，不复用糊矣。
东坡在海外，于元符二年春且尽，因试潘道人墨，取纸一幅，书曰：松之有利于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皆长生其节，煮之以酿酒，愈风痹、强腰足。其根皮，食之肤革香，久则香闻下风数十步外。其实，食之滋血髓，研为膏入漓酒中，则醇酽可饮。其明为烛，其烟为墨，其皮土藓为艾，纳聚诸香烟。其材产西北者至良，名黄松，坚韧冠百木。略数其用于世，凡十有一。不是闲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东坡尝语子过曰：“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二人皆辱与予游，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来者，递至少游所惠书诗累幅。近居蛮夷，得此如在齐闻韶也，汝可记之，勿忘吾言。”
东坡因子过读《南史》，卧而听之，语过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马粪巷，子孙贤实谦和，时人称为马粪诸王，为长者。东汉赞论李固，云视胡广、赵戒如粪土，粪之秽也，一经僧虔，便为佳号，而以比胡、赵，则粪有时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东坡因与方士论内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丹欲成而炉鼎败，明日忠州除书到，乃知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信而有征，君辈为我志之。”
东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弹琵琶，制道调。梁州国工康昆仑求之不得，后于元载子伯和处得女乐八人，以其半遗段，乃得之。予家旧有婢，亦善作此曲，音节皆妙，但不知道调所谓。今日读《唐史·乐志》云：高宗以为李氏老子之后，故命乐工制道调，皆在海外语过者。
东坡云：今琵琶有独弹，不合胡部诸调者曰某宫，多不可晓。《乐志》又云：凉州者，本西凉所献也，其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正元初，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予尝闻琵琶中作轹弦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宫调也。
东坡言：唐初即用隋乐，武德九年，始诏祖孝、孙窦等定乐。初，隋用黄钟，一宫惟击七，钟五悬而不击，谓之哑钟。张文收乃依古，断竹数十二律，与孝孙等次调五钟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至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辅国奏云云，太常乐调皆下不合黄钟，请悉别制诸钟。帝以为然，乃悉取诸乐器磨剡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汉律考之，黄钟乃太簇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唐自肃、代以后，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于亡，以理推之，其所谓下者乃钟声也，悲夫！
东坡在儋耳，谓子过曰：“吾尝告汝，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乃涤砚索纸笔，焚香曰：“果如吾言，写吾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既写毕，读之大喜，曰：“吾归无疑矣。”后数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赋墨迹始在梁师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章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晁叔用云：“东坡如毛嫱、西施，净洗却面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耶？”
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见以此为言。东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贤科，一时魁旧往往为知已。上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已而章疏屡上，虽甚剀切，亦终不怒。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美叔默然，东坡浩叹久之，曰：“朝廷若果见杀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杀了我后好了你。”遂相与大笑而起（美叔名端彦）。
东坡之殁，士大夫及门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存方叔文尤传，如“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此数句，人无贤愚，皆能诵之。
温公既薨于位，而元丰余党以先政撼摇宰执。刘莘老持两端，独微仲、子由奋不顾身，靡所依违。时韩川上言，云：“伏闻朝廷谓前日臣下罪恶，已赐施行，将降诏书，自今以前事状，更不复问。戒敕言者，不许弹劾。得于传闻，臣不敢信。”反覆开陈，累千百言，盖疑莘老也。后三月，果有诏书，谓罪显者已正，恶钜者已斥，则宜荡涤隐疵，阔略细故，一应今日以前事状，一切不问。有司不得施行，川遂言张ロ罪显恶大，独在朝廷，而刘器之等交攻不已，因并言莘老，莘老久之亦求出。议者论微仲、子由非不虑后患也，为天下计当如此耳。
予尝闻陈叔易与人言，韩川章疏崔台符、杨、王孝先等元丰以后次第为大理卿，专视蔡确风旨，数年以来，锻炼刑狱至二万二千余事，而诉理所才八百余事，则知贫弱不能自诉，及流移死亡而无人为雪理者，皆在八百事之外也。绍圣、崇宁干进之臣，持此籍口，指为谤讪，而不推原。专视宰相风旨之人，上累裕陵，是以深刻固爵位者愈得志，而大臣为国者终以忌器，不可论列，小人一何幸哉！予在南平城，得元所编类臣僚章疏，而韩川一集在其中，其言台符等所断过刑狱数目，与当时所传不差。
熙宁大臣以缙绅不附，多起大狱，以胁持上下，而蔡新州因是取台辅。元间，置诉理所，专为新州之尚阝上误裕陵。建中靖国元年，范致虚知绍述之说复行，引诉理为言，欲击韩师朴而助曾子宣。师朴论其奸，自谏垣出为郢ヘ。既到任，谢表犹云云不已，其略云：岂十九年之睿断，有八百件之冤刑。当时读其表者，莫不知其必取好官，而恶其心术之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