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正苦守不挠，日本诸将闻蔚山急，谋以兵来救。三年春，杨镐闻援师大至，遽策马遁，诸将失统御，大溃，清正纵兵逐北，明兵死者万余。镐至王京，犹欲上捷，赞画丁应泰劾杨镐等罪，中朝震怒，罢镐，以万世德代之。夏四月，秀吉遣使谕诸将，留秀秋、行长、清正及岛津义弘等十余将，余尽召还。留者分四军，秀秋居釜山，清正守蔚山居右，行长守顺天居左，义弘守泗川居前，四城兵凡十万。明兵亦可十万，世德既至，与邢玢议，令董一元当义弘，刘蜒当行长，麻贵当清正，陈磷以水军出其后，彼此相持。刘绝欲攻顺天，遣使约行长日：“先锋前既与我盟，吾欲亲与先锋会。”行长出，会遇伏，跃上马夺路而去。明兵又逼蔚山，清正坚壁固守，立花宗茂以五百人自釜山往援，途遇明兵，破之，又与清正夹击，麻贵大败。当是时，岛津父子在新寨与董一元夹晋江而军，岛津筑八砦，尤险者为望津，前带晋江，新寨峙其后。一元用茅国器谋，先陷望津，望津兵退守泗川，一元遂悉军渡江，分取数砦，向新寨。冬十月朔，一元合兵攻之，城兵殊死战，会炮裂，明军乱，岛津父子率骁骑千余开门直冲，明军披靡，岛津纵兵追击，遂大败，溺江者无数。《明史》作石曼子，即岛津二字译音也。蔚山、顺天之明兵闻败，亦解围去。而秀吉既先于是年八月卒矣，两军未之知也。秀吉病革，召家康日：“外事未竣而吾罹此既秀吉赴闻，明人举酒相贺。诸将各理归装，釜山之军先引回对马。十一月，清正、义弘各收兵人海，刘纸追围行长，清正与义弘返击，拔行长，俱上舟。陈磷以舟师邀击之，互战各有胜败，卒脱归。是月，尽达对马。无何，诸将皆至名古屋，长政、三成迎劳之，令解兵各就国。德川家康公田，在萨摩者三万石，清正、行长以下得赏各有差。明朝鲜，后三年，尽撤。自壬辰迄此，前后凡七年，明丧师数十万，靡饷数百万。日本亦困累甚，至秀吉死而祸始息。后水尾帝庆长六年，岛津义弘奉将军命，遣岛原忠安送被掠人二十余日于明，明厚遇之，为许岁通二商舶于坊津。界商伊丹某闻之，遂结奸细要之硫黄海上，毁船掠货，义弘捕磔之麂岛。然明船后不果至。庆长十一年，德川秀忠为将军，禁用永乐钱，犹用京钱。京钱，汉古杂钱也。足利氏时，屡乞钱于中朝，永乐钱铜质纯良，流通全国，以一当古杂钱四，一贯当黄金一两，而民间往往争取斗讼，沿用盖二百余年，至是停之。十五年，前将军德川家康颁给印票于明商，约互市。商给印票始此。冬十二月，商人周性谒见家康，乞禁海寇。家康知开港通商之利，而中国独不通公商，遂命本多正纯作书，附性致福建总督陈子贞，略日：“敝国与中华通问久矣，内外史籍历历可征，台下所知也。前日兵马倥偬之际，尝一辱专价，情绪不通，来往顿绝，遗憾不已。今也吾主源君戡定祸乱，厘革前辙，西南诸番国咸来朝贡，独遗中华而不相通，洵乖旧好。适周某来，得通问好机，请自今结符信、通福船，两国之利孰大焉。且吾海商岁航蕃方者，遭风破船，或匮薪粮，亦愿见惠。敝邑僻处海隅，所谓蕞尔国也。中华以大字小之意，幸有熟图。”长崎奉行长谷国广智亦致书，皆不答。十八年，将军秀忠命岛津家久因琉球王尚宁致书于福建巡抚丁继嗣，求互市，亦不答。元和七年，明浙直总兵遣人赍书请禁海寇，将军却之。宽永二年，将军复令末次正直贻书于福建总督，求通商，亦不得报。
卷六 邻交志上三
华 夏
日本明正帝正保三年丙戌，时我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既三年矣。我大清龙兴东土，声威所播，先及呖谷，莫不震砻。又当德国氏执政权，方欲以文治致太平，故二百余载彼此安和，海波无警。是年八月，郑芝龙奉明唐王聿键意，赠书暨方物，乞援兵。芝龙，福建南安人，先为商，寓长户，娶妇田川氏，生二子，长日森，即郑成功也。既而芝龙为海盗，拥众数万。崇祯时，就明招抚，有战功，封平虏侯。尝图其军，日本，求还儿，与之，故素与日本通往来。书闻，将军德国家光召宰执酒井忠胜等议之，又下议德三亲藩，赖宣建议日：“援而有功，无益于国；倘若无功，匪翅辱国，结怨强邻，实贻后患，勿援为便。”议遂寝，命日根野吉明如长崎告之。会闻大清兵下福建，芝龙就抚，遂罢使、却信物，令西北诸大藩阴戒不虞。冬十二月，崔芝复遣使致书乞兵，按：芝，福清人，初为海盗．既而受抚，乙酉秋，唐王加水师都督，驻舟山，黄宗羲《行朝录》作崔芝是也。各书多误作周霍芝。书略日：“芝忝任水师都督，有志无力，有力无兵，贵国人皆义勇，兵皆精悍，惯于刀枪，熟于舟楫。芝思竭君辱臣死之忱，难忘泣血枕戈之举，敢效七日之哭，借三千之兵，壮我同泽同袍之气，永缔如带如砺之盟。”又致一书乞给日本甲二百副，皆不纳。后二年戊子，郑彩致书乞兵器，成功亦贻书长崎有司，书略日：“大明龙兴三百余年，治平日久，人皆忘乱，以至今日。成功誓心报国，徘徊浙闽，颇有感愤乐从者，然孤军悬绝，四面无援。成功生于贵国，值此艰难，倘惠假数万甲兵，感岂有极。”亦不报。戊戌，成功又遣使赠书暨方物，致眷恋之意，亦不答。成功后据台湾时与长崎通商，至郑氏降乃绝。己丑，冯京第、黄宗羲以明鲁王以海命来长崎乞师，不达。朱之瑜亦来乞师，不达。之瑜字舜水，明余姚贡生，亦鲁王遗臣。尝至安南，又三至长崎，图藉外援，终不遂其志。至岁己亥，遂留长崎不归。筑后人安东守约分廪禄之半师事之，德川光国钦其德义，请之幕府，延为宾师，水户文教之兴，与有力焉。是时有僧陈元赘，明进士，辟难削发来居西京。有福建僧隐元，德川家纲遣人迎之，命于宇治创万福寺，名日黄檗，传衣钵者多汉人。其后有画工沈诠，号南苹，幕府聘之来长崎，亦留不归。均为日本所重，附识于此。暨明唐、鲁二王亡，遂绝音问。日本籍称我康熙十二年七月，平南王尚可喜及刘进忠致书于长崎奉行，赠销金马鞍以通商舶，书有“山丽水秀，人物清华”之语。考尚可喜于十二年三月告老，以兵事属其子之信。进忠，时官潮州镇总兵，十三年叛，旋结郑锦掠潮、惠。盖郑氏素与日本往来，进忠知之，将萌叛志，预图外援，故有此举。可喜时为之信所制，不得出一令，未必知也。而华商之来日本者日众，有船一百八十四艘，杂居长崎街市，和同贸易，不经官司。至德国纲吉始设官董理，限七十艘，旋增十艘，德川家宣又限五十艘，德吉宗又限四十艘，尔后递减至二十艘，德川家重又限十五艘，旋许例额外加二十艘，德国家治又限十三艘，至德川家齐定十艘，终德国氏之世，无复增减。初，限输出货物岁值银八千贯，继减至二千七百四十贯。国朝以来，商船日增，初无定额。纲吉始限七十艘，行之十一年。改八十艘，限输出物岁银值八十贯，行之十七年。家宣限五十艘，输出值三千贯，又铜一百五十万斤，行之三年。吉宗改限四十艘，输出值八千贯，行之二年。更限四千贯，行之十四年。限二十九艘，行之三年。限二十五艘，行之四年。限二十艘，行之九年。家重又限十五艘，输出值四千贯，行之十年。许例额外加二十艘，行之六年。家治又限十三艘．输出值三千五百一十贯．行之二十六年。家齐定限十艘，输出值二千七四十贯。始设长崎奉行三员，二员驻长崎，一员驻江户，后又增一员驻江户。建哨台于长崎、小濑户浦及横濑浦，以讥察来船，巡禁私商。又筑华商馆于长崎，来去出入均有法制。家宣时，特遣使长崎更正贸易法，始给信牌。船有信牌者乃得至岸。世以大村氏监护长崎，至家齐时，大村纯昌筑逻所于商馆门外，严检出入，华商愤，遂与哨兵斗，毁逻所，旋复筑之。后又因捕兵株连毁馆滋事。长崎奉行久世广正捕华商漏税者七十六人交大村纯昌监禁，遣监察议治其罪，华商群起毁馆门。筑前戍卒缚二百余人，戮党首沈扬等，余皆释之。日本之天保六年事也。华商输入之货绵糖、将军家重时，长崎人某始学蔗糖之法于华商，幕府命长崎平户人造之，不成。既而尾张长门造糖成，遣吏验之，颇精良，然未得精白品之方。绸缎、德川纲吉时，禁呢绒、布帛、玩好、珍异入口。除药物外一切动植物悉禁入口。行九年，开呢绒、布帛、动植物之禁。又六年，开玩好珍异之禁。书籍、诗文集及类书为多。乾嘉之间，考据之学盛行，日本争购其书，于是又有考据之学。惟日本以禁耶稣教故，凡舶来书籍，有译西方文者，概涂抹之。至德川吉宗时解禁，日本因是得窥西人星算测量之学。文具为多。惟禁广东人参进口，曾焚四百五十斤参于商馆门外。输出之货铜最为大宗。考日本各籍。称自庆安戊子至宝永戊子，六十一年间，华商与荷兰商共输出金三百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两，银三十七万四千二百九贯，铜则宽文癸卯至宝永戊子，输出一亿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九万八千七百斤，中间五十七年不详。自明和丙戍迄天保壬寅，七十七年中，共输出铜一亿四千二百八十万八千一百四十斤，反输入银一万零九百四十七贯，我与荷兰分购铜数不详。大约华商每岁购铜约一百五十万斤，而金银出入前后迥异者，盖因日本素无蔗糖，后于乾隆中学得其法，竞相栽种，不复如前之仰给于外，故省费至多。货物出入相抵外，仍有输入之银也。余则昆布、即海带。鳆鱼及铜漆杂器。而日本商入绝无至中国者，考乾隆四十六年，户部颁发江海关则例刊载东洋商船进出口货税，并有洋商入市之条，似日本亦有商人至上海者。惟日本是时严禁国人出海通商，先是，有长崎代官末次平藏父子窃造商舶，载军器贸易台湾诸处。事觉处流。或当时有一二商人潜附我商舶而来，抑或荷兰运铜之船转贩于中国，故称洋船，均未可知。只有漂风难船资给送还而已。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九月，兵部议覆：广东广西总督石琳奏称，风漂日本国船至阳江县地，计十二人，请发回伊国。应如所请。上谕曰：“外国之人船只被风漂至广东，情殊可悯，著该督抚量给衣食，护送浙省，令其归国。”又嘉庆元年十月，上谕军机大臣等：“日本国贸易夷民，在洋猝遇暴风，漂至赫哲地方，殊为可悯。向来该国遭风难民，俱送至浙江乍浦，遇有赴东洋便船附带回国。今安治录等三名，令带回浙省，传谕该抚委员送至乍浦，转附便船归国，以示体恤柔远至意。”盖德国氏执政权，专以锁港为国是，长崎通商惟许华商及荷兰，他皆禁绝。逮三十年前，美舰、俄舶迭以兵劫盟，内国纷扰，遂至废幕府，尊王室，与泰西诸国互结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