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封建之制与《王制》相较，一公所封多至二十四倍，此必不能合者。《孟子》以齐鲁皆百里，初以为今学门面语也。然下云今鲁方百里者五，以为大，似确是当时实事，继乃悟周初封国实不如《王制》之小，诸侯封大易为乱，故《王制》改为百里。鲁旧本大，《诗》有七百里之说是也。至孟子时多所侵削，所谓「鲁之削也滋甚」，非鲁多灭小国，乃仅此方百里者五也。周礼本非百里，《孟子》以《王制》为周礼，皆因主其说久，周礼不可闻，故即以为是周礼。董子亦以《王制》为周礼，封建之制，变为郡县，郡之大者方广得四五百里，汉初封国大者亦四五百里，此所本也。《王制》则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说也。总之，《周礼》之书与《王制》同意，均非周本制，特《周礼》摭拾时事处多。《王制》则于时制多所改变尔。
今学有大庙，古学无大庙。《明堂位记》因《春秋》有大庙，缘经为说，故曰「大庙，天子明堂。」以明堂、大庙分为天子、诸侯制，顺《春秋》大庙之文也。今学禘在大庙，古学禘不在大庙。[郑曰行于圆丘]《春秋》有禘于大庙，当缘经为说，故《左传》[《礼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言天子禘于圆丘，诸侯则禘于大庙，以顺《春秋》禘于大庙之文也。此《左氏》缘经立说之事也。
予言今、古，用《异义》说也。然既有许义而更别有异同者，则予以礼制为主，许以书人为据。许以后出古文为古，先出博士为今，不知《戴记》今古并存，以其先出有博士，遂目为今学，此大误也。其中篇帙，古说数倍于今，不究其心，但相其面，宜其有此也。《异义》明堂制，今《戴礼》说明堂篇曰云云；又引古《周礼》、《孝经》说明堂文王之庙云云。按，今学不言明堂，言明堂皆古学，刘子骏所说是也。《戴记》四说皆古学之流派，非今学也。且其四说有一说以明堂为文王之庙。即许君所引古《周礼》、《孝经》说也。安见其说在《周礼》便为古，在《戴记》便为今？《大小戴记》凡合于《周礼》、《左传》、《毛诗》者，盖为古学；合于《王制》者，盖为今学。一书兼存二家。此不以实义为主；乃以所传之先后为主，使当时《周礼》早出得立博士，或《戴记》晚出不得立，不又将以《周礼》为今，《戴记》为古乎？盖汉人今、古纷争积成仇隙，博士先立，古学之士嫉之如仇。凡未立者引为一党，已立者别为一党，但问已立未立，不问所说云何。东汉之末，此风犹存。故许右古左今，著为《异义》，以《戴记》先立，尚挟忿排斥以为异端。今则无所疑嫌，平心而睹，源流悉见。康成和解两家，意亦如此。然康成合混，予主分别。合混难而拙，分别易而巧。然既合混之后，又历数千年之久，则其分之也，转难于康成昔日之合之矣。
《异义》引《左氏》说曰：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高、曾，时享及二祧，岁祫于坛墠，终禘及郊宗石室。按，此说《左传》者之言也，其言本于《国语》、《祭法》而不尽合。《祭法》言亲庙有五，其庙制以考为总汇，当是日祭考、月祀四亲庙，故下有下祭五殇之文。以上祭五代，故下亦得同。今说日祭祖、考，月祀高、曾，此则改五代以为四代也。至于以岁祫终禘为说，则更非《左》意矣。《国语》虽有岁、终之文，岁犹可言，终当不能定为常典，其谓王终耶，抑谓外藩之终耶？此恐当从外藩说，事无定，不能言时日也。至于岁一行祫，亦与烝尝禘于庙不合。大约此言亦误解纬说，妄附祫禘，而不知《左传》本义不如此也。
《礼记·冠义》、《婚义》、《乡饮酒》、《射义》与《仪礼记》异篇。旧以为异师重篇，今乃知此《王制》今学六礼记也。以《婚义》言之，内官百二十人，与外官同，此今说。又《仪礼》为士礼，此独详王后事，可知此《王制》说。又《射义》「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试之于射宫，射中多者得与于祭云云，及庆让益地、削地之说，全与《穀梁》、《大传》、《繁露》等书同，此亦今学也。古学则不贡士，皆世官，亦不以射为选举，此可知也。又《婚义》云：「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王制》则云：「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按，《王制》之相见即《婚义》之朝聘也，于士为相见，于天子为朝聘。《王制》之乡即《婚义》之乡射也。
予学礼，初欲从《戴记》始，然后反归于《周礼》、《仪礼》。纵观博考，乃知其书浩博无涯涘，不能由支流以朔原，故以《王制》主今学，《周礼》、《仪礼》主古学。先立二帜，然后招集流亡，各归部属。其有不归二派者，别量隙地处之，为立杂派。再有歧途，则为各经专说。《易》、《诗》、《论语》，言多寄托，大约可以今、古统之。至《尚书》、《左传》、《公羊》、《孝经》，则每经各为一书，专属一人理之。《尚书》为史派，有沿革不同，以统《国语》及三代异制等说。庶几有所统驭，不劳而理也。
《王制》似有佚文在别篇，疑《文王世子》其一也。今观《千乘》篇，其说四辅全与《王制》文同，此孔子晚年告哀公用《春秋》说也。予初以《王制》后篇分为三公，今此篇乃以四官分主四时，今用其说主四官，特司寇不入三公数耳。又《王制》言大司徒以教士车甲，《千乘》作司马是也。上下文同，司马主兵，知司马义长。不然，《王制》说司马主兵者不见矣。今取为注，则官职之事详矣。得此辅证，又一字千金也。
孔子《三朝记》皆晚年之说，故多同《王制》、《千乘》、《四代》、《虞戴德》等篇是也。故《虞戴德》多与《穀梁》合。如天子朝日，「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士行，使仁守」。及射礼、庆让诸节，此其文义皆同《穀梁传》，文与今学合者。旧多失引，一俟《王制义证》成，再为补改也。
《千乘》篇者，《王制》说也。《王制》言三公，而《千乘》多司寇，分主四时。《王制》言司寇事甚详，既不得谓《千乘》与《王制》不合，又不得谓司寇非秋官，疑当依《千乘》作四官。司寇既掌四时，其不与三公敌体者，乃任德不任刑之意。故其所掌与三公同，而退班在三公后。《王制》：司寇献狱之成于三公，而三公听之，然后献于王，此司寇受制三公之证也。盖乐正，司徒之副；司寇，司马之副；市，司空之副。三者为九卿之首，然乐正犹为上公佐，司寇乃为中公佐。一主教，一主刑，刑不先教，虽司寇不敌乐正之尊，此孔子任德不任刑之意也。董子之说，盖原本于是矣。
人见庐山图，皆知其只一面，而全山不见也。然习见此图，目中虽为一面，而心中遂以为足尽庐山，故见其左右及后面之图，则骇然以为别山而非庐，此人情也。人日读《王制》，以为此正面也。及观《孟》、《荀》、《大传》、《繁露》、《外传》、纬候制度，则以为别山而非庐，此又人情也。故凡《孟》、《荀》、《书》、《诗》、《春秋》师说、纬候之文，多各异端，不能得其纲领，不以为异说则以为伪撰，不以为传闻则以为讹搅，而孰知其即庐山之别面也哉！予故类集而推考之，诸书各说一面，合之乃全，或左或右，或全或后，于是向之扁而不圆者，今乃有楞象，其中曲折，亦俱全备。譬之人身，《王制》其面目四体而已，诸书乃其藏府肠胃、经络脉理。今但言面目四体，则是木偶；必顺得其藏府清和，经络通鬯，乃知行步饮食，出谋发言。苟不及诸书，则是木偶《王制》而已。
《王制》一篇，以后来书志推之：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命官、兴学，则选举志也；其言巡狩、吉凶、军宾，则礼乐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马所掌，则兵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大约宏纲巨领，皆已具此，宜其为一王大法欤！
古学六卿，今六部之所仿也。今学则只三公。司徒主教，礼部是也。司空主养，户部是也。其余吏、兵、刑、工四部，今学皆以司马一官统之。可见其专力于养教之事。古学分一司马为四官，今反重吏、兵、刑为繁缺，毋怪教养之政，膜不相关也。
《王制义证》中当有图表，如九州图，建国九十三图，二百一十国图，制爵表，制禄表。务使此书隐微曲折，无不备见，又皆可推行，虽耗岁月所不辞也。
或疑古学出于燕、赵为无据，曰：荀子赵人，《韩诗》燕人，皆为今学，岂能必燕、赵为古？叔孙通、贾子亦非燕、赵人，此可疑者也。然古学秦前无考，汉初不成家，先师姓名俱不传，又何能定其地？西汉古学，惟《毛诗》早出成家，今据以立说者，特以《毛诗》为主。毛公赵人，又为河间博士，且鲁无古说，齐则有兼采，以此推之，必在齐北，此可以义起者也。今、古之分，亦非拘墟所能尽，以乡土立义，取人易明耳。至于实考其源，则书缺有间，除《毛诗》以外，未能实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