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道路上不知要遇到多少人，然而，能在记忆中停留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岁月往往在磨洗着我们并不牢靠的记性，有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如过眼烟云，随风而逝了。有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却愈久弥新，时不时在记忆的屏幕上清晰地呈现出来，常常让人惊悚于这样的呈现。
每次回西海固老家，总想找一找九红，我初一时的同学，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那时候我们都是十三四岁的样子。1980年，我和她同在一个名叫土勿的中学上学。年景并不是很好，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一个经历过“文革”特殊岁月、有过富农家庭出身背景的农家孩子，童年的色彩如一抹灰色的画板，黯然而令人心酸。
初一因本村没有可供读书的中学，我只能去十几里外的土勿中学去上。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我家的成分虽然得到了平反，但生活的境况仍捉襟见肘，没有多大改观，更无法同成分好的家庭相比。我们弟兄仨都在上学，这对于一个当时靠工分值吃粮糊口的家庭，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
那时农田基本建设、平田整地如火如荼，父亲每天都在拼命完成划给他的土方任务，回来得很晚。母亲常常在生产队收工之后去帮父亲，两人往往在别人吃过晚饭快要睡觉时才匆匆跨进老宅的大门。母亲的背上还背着一大捆回家的路上顺带着挖的柴火。顾不得洗手赶紧照顾饥肠噜噜发起抗议的肚子，饭后已是夜阑人静时。
等待父母的饭食说不上有多少营养，每顿都是祖母搅成的已经凉了的红薯拌汤或者高粱面糊汤。我去学校时要带一星期的口粮，这往往成为母亲最为发愁的事情。母亲只好用开春时窝在缸里的酸菜拌红薯面烙些菜饼，供我一周的饭食。
我们班大约有40多个学生，九红就在我们这个班里。她身穿一件红格子的圆领外衣，洗得有些发白的兰咔叽布裤子，扎着马尾巴，瓜子脸上镶着一双明澈清亮的眸子，跟其他女同学一样，她也有一种乡村女孩子特有的腼腆和矜持。
她就在我的前排坐着，那时我大概是自卑且胆怯的，对于班里的女生连正眼看一眼都不敢，虽然心里也萌动过当时不知来由的朦胧冲动，但那仅仅是一闪念。我明白我的中心任务是念书。那时高考制度已经恢复，我想，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命运才有出现转机的可能，当然包括我的家庭。
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得非常紧，早上是没有早餐一说的，因此，在第二节课后，有15分钟的课间休息，同学们都有吃干粮的习惯。这个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借故走开或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座位上抱着书看。只有沉入书中，才可抵挡来自肠胃的叨扰。因为别人吃干粮，人的生理往往产生条件反射，就会更加饥饿。
班里有一个姓马的回族同学，他经常带的是小麦面做的白面锅盔，锁在他的红木箱里。和我同桌的张连同学虽然母亲早逝，父子相依为命，但他家出身不错，虽不是很宽裕，但每次还是能带着糜面馍上学的，比我强得多。课间，那位姓马的同学跑过来要与我的同桌换馍吃。他说：“张连，咱们换着吃行吗？我的白面。”张连疑惑地问：“那你咋换我糜面的呢？”姓马的笑嘻嘻地说：“白面的我吃了挖人（胃难受）得很，咱俩换换吧。”
张连很高兴地换了。然而，当他掰开白面馍准备进口时，却发现馍已经发霉，扯出长长的白丝线，张连一甩手中的馍掉头扑向姓马的同学，就这样，一场厮打在两个同学间展开了。教室里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同学们听了事情的经过都笑得前仰后合，我也被这样一场有预谋的交易所引起的打斗逗笑了，小马的行为让我领教了小伙子的精明与狡黠。
就在教室里乱作一团的时候，坐在我前面的九红将一包东西向我递了过来。当时，我有些惊讶，不知所措。但看她执拗的目光，不自然地接了过来，她迅疾地转过身去。打开布包，发现里面是白面油烙饼和尚且散发着温热的一个土豆。
我急忙将包还给了她。她又将包推给我说：“别嫌弃了，我吃不完，你吃吧，我这还有呢。”“我不饿，真的。”我说。
她执拗地一遍遍将包往我手上塞，我已经看见有几个同学向我这边挤眉弄眼了。我能感觉到脸在发烫。
“我真的不饿，你自己留着吃吧。”
“你不要这样，这饼子虽不好看，但很好吃的，是我妈特意给我做的。”
至今还记得她绯红的脸和那双清泉般清澈的眸子里流露出的真诚和执拗，至今还记得她那双纤弱的但很好看的手。
已嗅到了夹着那苦豆子叶的香喷喷的油烙饼。但我终究没有吃，固执地拒绝了她的好意。说来，这主要是源于自尊和虚荣，这件事让她很难为情，也非常失望。后来听同桌说，她曾问过我为何早餐不吃干粮，同学告诉她我的家境情况。
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躲闪着她有些忧郁的目光。我怕那样的目光会灼痛我的什么东西。
到了初二开学初，大约上了两三周的课，突然有一天，眼前的座位空了。那空座位突兀地触及到我的目光时，猛然间，我有一种丢失了什么的感觉。我想，她肯定是生病了吧，抑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几天过去了，那个位子依然空着。忽然从几位女生的议论中知道她不会再来了。那个周末我回家带干粮，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在厨窑的灶间，我把她给我送干粮的事情说给了母亲。
“该不会是你舅爷的外孙女九红吧！”母亲说。说这话时转过眼去，我知道，母亲哭了。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又不敢看母亲那张沧桑的泪脸。出了窑门，一直在纳闷。
我舅爷的外孙女，那应该是我的表姐，抑或表妹，我应该多少知道她家的一些情况呀。这疑惑一直深埋在我的心底，直到后来年迈的舅爷来过我家说要去山背后的女儿家，看看得病的女儿。走了之后奶奶才告诉我，在“文革”中，我们家和舅爷家都因为戴上了“地主富农”的帽子，好多亲戚都疏远了。舅爷的女儿家是贫下中农，而我家属于富农，大人们之间早就互不来往了，就是平时在赶集时偶然间碰上，也是陌如路人，不敢搭言。
我懂得了母亲为什么哭，是因为在她看来孩子间尚存的一丝亲戚的情分，在大人们之间已经无处可寻了，孩子的单纯让母亲感动。我问母亲，她为何不再上学时，母亲摇了摇头：“她家的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不至于供不起。”
“孩子，你不应该拒绝她，九红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她没有别的意思。”
再后来，我再一直没有见到过她。
直到我考取本省的一所农业学校，一次放暑假，正逢老家唱庙会，在村子的戏院里偶然碰见了她。她同一个年龄与她相差无几的女子在戏院的另一头，她看见了我，我也看到了她，四目无意间撞到了一起。
她好像是在有意躲着我，当我挤过人群，再也找不到她的身影。她好像没有多大变化，只是有点发胖，唇角的笑靥依然那样甜美动人。再后来，我参加工作离开了故乡，没有了她的任何消息。
不知为什么，多年之后，我常常会想起那件事情，想起那段童年的往事，就会生出一种温馨的情愫和眷恋来。想写封信去，但我只记得那个小山村的名字，要写她的名字吧，我想她应该是早已出嫁了，信是否还能转到她的手里，不得而知。
但我仍然压抑不住这样的念头。先后写过三封信，但寄出之后均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想，大概她是不会收到我的信了。多次想在回西海固老家时试着找一找她，但终无所获。
如今，我们都已经进入人生的不惑之年，奋斗的前程已经明了，一切的追求归于平淡。滚滚红尘，我们的内心还需要珍视什么？应该是不记名利和得失的真诚，就让我带着那份久违的真诚继续走我的路吧，我们都已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