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曼斯菲尔德·卡明对康普顿·麦肯齐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战后他应该来秘密情报局和他一道工作。他告诉他，这一行是“头等乐事”，“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有趣得多”[133]。也许是这样。毫无疑问，卡明不是惟一在阴郁的战争岁月里对战前田园诗般的日子怀旧的人，他们希望那些日子今后还会再来。但是对秘密情报局来说，从战争到和平的实际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麻烦的年月却不是很“有趣”。如同战时情况一样，情报局的独立存在受到威胁。尽管外交部被证实为情报局的上级部门，外交官员与地下工作者同事之间的关系有时却会很困难，特别在伪装的问题上。尤其重要的是，将近二十年的财政窘境困扰着情报局的工作，这意味着在苏俄新革命政权构成主要威胁之时，在30年代意、德、日三国充满侵略和野心勃勃的政府上台以及德国和日本进一步挑战英国的全球利益时，情报局却只能在经费拮据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战后组织重建计划
随着1918年战争全面结束，卡明在“白厅”却不得不面对情报局的独立生存这样一场战斗，虽说远非致命，却是更为险恶。有关英国秘密情报活动的性质和组织的紧要（而持久）的问题，引起了激烈争论。尽管卡明最终实现了他的目标，保持了同“白厅”各部门——特别是情报部门——的联系，确保了后来所称的“秘密情报局”的自治，但是在和平初期，这样的结果却毫不确定。
停战协议签署刚三天，接任乔治·麦克多诺陆军情报局局长仅一个月的威廉·思韦茨将军便提议，将卡明和凯尔的机构整合为由一个局长单独领导的“特殊情报局”。他还提议将大批陆军、海军和空军军官调入情报局，以避免信息不畅通和与现实脱节。新的特殊情报局和三军情报局领导层之间的联络将“成立一个三军情报部门的3至6名军官组成的海、陆、空联合情报小组”来执行。思韦茨显然为这一联合情报局之上的小组设计了一个监督角色，他说它“应该考虑并与情报局一同确定该组织的发展”。在写给海军情报局局长布林克·霍尔上将的信中，思韦茨还提议“我们的两个情报机构”[陆军部“军情一处（b）”和海军部“四十号房”]也应“整合到这一小组之下”。
外交常务次官哈丁勋爵回答很谨慎。他在11月25日写道，“现有体系具有自成一派的所有缺点；但它行得通，而且，所考虑的一切事情都经历了四年战争的检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同意“有些变化是必要的”，但他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认为，“在和平条约签署之前进行任何更改都不成熟，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路看得更清楚一点”。霍尔也想等一等。“我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这件事”，他告诉思韦茨。虽然他同意“最终应进行整合……但在政府首脑满脑子和平决议和即将开始的[和平]会议的时候”，他认为“成功通过一个庞大计划的可能性不大”。卡明起初持保留意见。11月30日，思韦茨抱怨卡明“没有答复他进行重新整合的意见”，但（正如卡明在日记中所写）当他“问我对那一方案的意见时”，他“似乎并没有考虑我的意见”。卡明的意见是否定的。一份未署名的备忘录——“‘C’的个人记录”从三个层面否定了思韦茨的方案。第一点是“两个部门采取的工作方法、人员构成和工作场合截然不同”——反间谍工作“在英国实施……间谍工作在国外进行”。第二点是“操作考虑”，因为“军情五处似乎不可能继续作为一个严格的军事组织”，它在和平时期的工作“将是警察工作”；“内情处”当然要参与，而且“很显然，内情处不会涉及间谍工作”。第三个论点是外交部“仍然是能对秘密情报处间谍方面事务负责的惟一部门”，因为它“牵涉到国外情报活动，尽管外交部经常不予承认，但正由于这一原因（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他们必须知道正在做的事情，有权检查它，以便至少知道他们要抵赖什么”。
1919年1月，卡明将这些观点整理成一篇强烈反对合并提案的文章。因为预感到金融紧缩迫在眉睫，他巧妙地提出，“接受”整合方案“的实际操作措施过于奢侈和昂贵”。战前，秘密情报局的核心成员仅由“3人组成”，而根据新建议，“仅海、陆、空情报部门就要由6到12名官员组成”。他再次肯定情报局首长“具有最高控制权”的原则，并指出只处理“陆、海、空三军情报”的方案忽视了“本局的政治处和经济处”。他断定，这两个处将“成为最重要的部门，必须得到和其他部门一样的待遇”。假如这一提案得到通过，仅总部成员的开支就将“几乎相当于整个秘密情报局战前在全世界经费的总和”。他转而攻击对方，认为“陆军情报局根本不知道和平时期需要什么”。他宣称“他们在这方面既无知识又无经验，只知道军事方面的需求”。虽然卡明断言“秘密情报局应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但在文章中却清楚地臆断外交部仍应领导该局（这显然是准备给哈丁看的）。
战时的痛苦经历意味着卡明想尽量避免同陆军部发生任何关系。他写道，战争期间，陆军部“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摧毁了我的组织”。如果要建立一个高效率的秘密情报机构“以应对和平时期更为复杂的形势”，它“就必须摆脱陆军部的干预，否则就不可能保证高效率或保密，而这些正是它赖以成功甚至继续生存的关键”。卡明继续抱怨陆军部在战争期间“不停地劫夺”他的人，“每当我的手下表现出非凡才能时，都会被从我身边夺走，令我十分窘迫，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他“真诚地”祈求，允许他“在不受陆军部干预的情况下重建和平时期的秘密情报局”。在回应亚瑟·尼科尔森爵士1915年11月定下的约定时，他就要求相关部门只需将他们的要求告诉他，“让他不受妨碍地去做”就行。他在结尾时说，如果（按此方法让他履行职责）他仍不能取得一定成功，“那么他应该被解除职务，但他应该得到一个完成工作的公平机会”。
不出意料，关于情报机构的争论发展到了大臣一级层面。1918年12月的大选中，首相劳合·乔治因为被普遍认为是“赢得了战争的人”而获得压倒性胜利和组建新一届联合政府的授权。但是，他最终依靠保守党和联邦党议员才组阁成功，而这两党的正统经济思想、社会保守主义和“小政府”制约了他对自由主义和激进倾向的追求，在国内阵线尤其如此。除了1919年巴黎和会上解决国际问题的谈判吸引了他上半年的注意力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国内的重建。英国也像世界各地一样，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都染上了普遍害怕革命的浓重色彩，国内外都是如此。布尔什维克不仅在俄国夺取了政权（更重要的是还呼吁进行世界革命），战争结束还见证了同盟国帝国——德国、奥匈和土耳其的崩溃以及革命浪潮在全世界引起的动荡不安。即使在英国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预兆。工业界骚乱急剧增多（就连警察当中也是如此）；在“红色克莱德塞得”和别的工业中心还爆发了革命示威游行；在爱尔兰都柏林，共和党人在第一届国会上开会宣布独立；在国内外军营中，厌战的英国士兵为了更快复员而鼓噪哗变。[134]
1919年1月，在沃尔特·朗（资深的保守党政客）被任命为海军部首席大臣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他向大家传阅了一份关于“秘密情报”的文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朗（1916年到1919年曾任殖民地大臣）对有关布尔什维克、贸易工会和德国在英国煽动颠覆的事情的关注与日俱增。他与好友巴西尔·汤姆森分享这些文件。汤姆森是伦敦警察局助理专员和政治部主任，其职权范围是政治犯罪。汤姆森是一位热情的帝国建设者，他想将国内安全工作全部集中到一个情报局，这反过来也鼓励了朗建立一个可以合并政治部和军情五处的扩大和协调的国内情报机构（显然是由汤姆森自己来领导）的想法[135]。由于对“骚乱分子”和布尔什维克的政见感到不安，朗告诉他的内阁同事，“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民间拥有一个高效的、高薪的特别情报机构”。他的备忘录刺激了另一个人，内政大臣爱德华·肖特。肖特同意“秘密情报问题具有十分的重要性”，并且十分担忧“试图在国内传播布尔什维克理论的严重问题”。这些事情“格外危险，要求进行最仔细的监控和强烈的反布尔什维克宣传”。[136]
虽然两位大臣关心的主要是国内安全，但当情报局的事情提到1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上时，讨论便扩展到包括秘密情报机构在内的一般性讨论。有人提到，除了内务部，其他几个部门也感兴趣。朗还强调，需要一个起协调作用的权威机构。他坚持说，“鉴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性，这件事情十分紧迫和重要”，他肯定“这一危险正在加强”。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由寇松勋爵任主席的委员会去弄清“几个部的秘密情报分支机构正在做的事情”，并确定“怎样采取最迅速的行动使这一工作得到最佳的协调”[137]。寇松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卓越的殖民地总督，在亚瑟·贝尔福参加巴黎和会时由他代行外交大臣职权（他将在1919年10月底接替贝尔福任外交大臣）。作为前任印度总督和英、俄对中亚影响这一场“大博弈”的长期观察者，他很可能意识到了国外情报的重要性。
继委员会成员的任命（除寇松外，还包括肖特、朗、陆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和爱尔兰事务部首席大臣伊恩·麦克弗森）之后，卡明去见朗（显然是关心他的局的地位）。他写道，朗“把‘秘密情报局’和‘秘密警察’弄混淆了”，但他觉得自己能够纠正朗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还写提到朗“对我的工作的看法似乎很不错”。他还去见了哈丁，后者写了一封“非常令人满意”的信给寇松，具体讲了卡明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在1月28日给寇松的电报中，哈丁关心寇松的委员会是否要讨论“国外的秘密情报局”（它“完全不同于内务部和爱尔兰事务部的组织机构”），外交部迄今为止对它的控制应予保持。
在有效描述卡明情报局在1919年初的情况和重申奠定外交部与秘密情报局前四十年关系原则的时候，哈丁在2月7日的信中对寇松强调，“外交部管理的秘密情报局只处理国外的情报”。它“与在英国、爱尔兰和殖民地获取情报没有任何关系”，而且“重要的是在外国的秘密情报活动的控制权应该掌握在外交部手中”，因为外交部是“决定这些活动是否与女王陛下政府的一般外交策略发生冲突，考虑这些活动一旦被发现是否会与外国政府造成严重困难的惟一政府部门”。他补充道，这一点“在和平时期甚至比在战时还重要，因为战争期间在中立国采取的行动和措施在和平时期是难以被容忍的”。他写道，外交部的控制“是通过握紧钱袋子来得到保障”。为掩饰卡明关于他在战时与其他情报部门之间关系的苦涩意见，哈丁声称外交部“一直与海军和陆军的情报局局长们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正是由于麦克多诺将军和霍尔上将最干练的合作才取得了令人愉快的工作效果”，而且他相信“秘密情报局的成功真正称得上无与伦比”。哈丁最后为卡明说了一句话，说他的工作和职责“技术性很强，所要求的个人特质是很难找到的”。外交部“特别庆幸能得到现任局长的情报工作”，他已经工作了“将近十年”，具有“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独特经验”。
这些说辞达到了预期效果，至少在推迟决定卡明组织的未来时是这样。寇松委员会开会时虽然回顾了秘密情报工作的近段历史（特别提到了战争期间“外交部情报”的成功），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国内和民间情报上。会议采纳了朗的意见，将国内机构整合为一个情报部，由巴西尔·汤姆森负责。这对凯尔的暗示意义比对卡明更强。尽管军情五处仍然负责反间谍和军事安全工作，汤姆森部门的扩张威胁到接管反颠覆范围以外的更多职责。就卡明而言，他尽力堵住汤姆森想在海外活动的任何野心，以确保“国外的反布尔什维克工作”是他一人之责的协议。至于“陆军和海军的秘密情报分支机构”，寇松委员会认为，它们的重组问题应留待帝国国防委员会（或某个类似机构）在和平条约签署之后去考虑。虽然委员会认为“出于军事目的而协调所有情报并建立一个像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那样的机构是最理想的”，但关键问题是他们认为“保持军事和民间情报的区别很方便”，这似乎为卡明的“外交部”情报局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留下了选择空间。[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