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态的发展打乱了怀斯曼的计划。毛姆（因为身体不好）再也没有回到俄国，但他提出向俄罗斯国内的民族自决集团包括哥萨克人提供秘密津贴的建议，却时不时地吸引着伦敦和华盛顿后来的决策者的注意力。怀斯曼仍然接近豪斯上校和威尔逊总统，尽管英美关系日益正常化影响了他的位置。麦克多诺将军坚持与协约国的情报联络应通过正规的军事渠道，这打击了怀斯曼作为卡明组织成员的地位，加强了弗农·凯尔在美国建立直属于军情五处的军事管理处的欲望。怀斯曼在1917年12月告诉卡明，他想继续担任他的代表“为秘密情报局和政治处工作”。大概是提到了萨默塞特·毛姆在俄国的工作，他说“S.I.”（秘密情报）工作的一部分可以移交给美国人，其余的由思韦茨少校负责，后者也应该被任命为军事管理处主任并对陆军武官负责。1918年3月，思韦茨成为军情五处纽约办事处负责人，但仍然是卡明组织的成员。但是，将反间谍工作交给军情五处造成的损失（这是陆军情报局局长特别命令的）令卡明“非常受伤”。伦敦总部的查尔斯·阿舍森对怀斯曼讲他“当然同情他[卡明——译者]，因为这看起来似乎很无情，在他的组织建立起业务并令人满意地开展工作两年多以后，现在居然被人整体夺走，我认为他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110]
与此同时，劳合·乔治任命怀斯曼为“战时内阁和他们可能派到美国去代表他们的所有特派代表之间的联络官”。豪斯上校明白怀斯曼现在“是我个人和英国政府之间的联络官”。劳合·乔治相当倾向于在“正常渠道”以外寻求政策咨询和援助，这一情况在公务员当中发展得并不好。当怀斯曼为“H上校”向卡明索要“军情一处（c）”的政治报告的副本时，外交部的罗纳德·坎贝尔却生硬地回答“不行”。卡明也认为，将原始的秘密情报文件拿去“让为P[总统]工作的H上校看过于危险”。但是，1918年1月雷丁勋爵取代斯普林·赖斯任大使，他经常利用怀斯曼与美国人进行交流合作。1918年4月，威廉爵士回伦敦旅行时对卡明讲了“许多他的美国工作的趣事，特别是他与总统、雷丁勋爵和H上校的私人关系”。在战争的其他时间里，尽管还承担一些秘密情报工作，怀斯曼的时间大多被联络职责所占用。1918年10月他回到欧洲，留下思韦茨在纽约负责。巴黎和会期间，他担任A.J.贝尔福有关英美事务的特别顾问，1919年3月，他以私人身份将美国军情局局长马尔伯勒·丘吉尔将军引荐给卡明。但是，随着威尔逊总统和豪斯上校来到巴黎，他们也能直接与协约国的同仁进行交流，怀斯曼作为中间人的用途迅速下降。尽管他们在1919年春还偶尔见面，但到5月底他似乎已经离开了卡明的组织。[111]
地中海及其以东
18世纪末以来，英国对地中海和中东的兴趣因为帝国在印度的存在而得到加强。最高要求是防止别的大国——特别是法国和俄国——统治这一地区并威胁到帝国同东方的联系，在1877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更是如此。20世纪初英国同法国和俄国的协定消除了这一问题，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德国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不断介入扩展到了东边的波斯（伊朗），包括阿拉伯世界的叙利亚、黎巴嫩和阿拉伯半岛，甚至严密包围了埃及，这让英国的地区安全产生了新的担忧。至少从1912年开始（直到战争结束），外交部就利用秘密情报基金去购买君士坦丁堡码头公司的主要股权，意在使英国政府对土耳其产生秘密的商业影响[112]。再往南，英国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实际控制了埃及和一系列“堡垒殖民地”——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和亚丁港——巩固了它的地位，但随着1914年8月战争爆发，一切都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10月底，土耳其加入同盟国一方参战。英国的回应是宣布埃及为受保护国，埃及迅速成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在战争的其余时间一直都是），同时向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派出军队，那里最终成为主要的行动舞台。自1882年以来，意大利一直是德国和奥匈帝国三国同盟的一员，它也是一个关注的焦点。尽管它在战争爆发时宣布中立，但在此后明显倾向于协约国，德国的外交姿态也表明并不一定要依赖它的支持。
卡明第一次提到进行针对土耳其的工作是在1914年底。12月29日，卡明的副手莱科克上尉会见了一个以前居住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英国人，除夕采取的一次迅速行动与达达尼尔海峡的一个新组织有关，那里是爱琴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入口。在科孚和萨洛尼卡的银行里分别安排了5000法郎和8000法郎的存款。拟向土耳其海岸线外靠近士麦那的一个岛屿运送给养，一个利比亚人从的黎波里被派往君士坦丁堡做联络人。1915年1月，卡明奉海军部的布林克·霍尔之命，对贿赂土耳其人使其退出战争的一项计划（莫里斯·汉基提议的）提供支持。霍尔显然没有向更高当局请示，他授权向土耳其人提供近四百万英镑，选择埃德温·维托尔和乔治·格里芬·伊迪去同土耳其人谈判。维托尔出生于一个长期居住在近东的家庭，伊迪是一位工程师，战前曾受雇参加土耳其铁路建设。卡明提供资金和后勤支持，安排了与靠近土耳其前线的希腊东北部的泽泽阿加赫（亚历山德鲁波利斯）的可靠通讯联系。但是，维托尔在1月告诉卡明，这一计划“希望渺茫”，结果也确实如此。不管存在什么可能，所有希望都被协约国海军1915年2月对加利波利的炮击给炸没了，协约国希望炮击能够逼迫达达尼尔海峡并打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通道。伊迪4月份回来向卡明报告，“他开始谈[判]的那一天我们炮击了达达尼尔海峡，他的人在士麦那登陆的那一天我们炮击了它。钱也没有用了”。伊迪认为，如果君士坦丁堡由“国际共管——即在国际监督下由土耳其实行名义上的占领”，他或许有可能达成一份协议。但[协约国军队]4月25日在加利波利的登陆和随后的激烈战役，直到1916年1月的耻辱撤退，毁灭了达成谈判协议的任何希望。[113]
在土耳其的冒险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在战争的这一时期（显然就霍尔来说是如此）卡明的主要作用似乎只是提供业务支持。1915年春确定的一个追踪德国人向潜艇提供补给的计划，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2月22日，霍尔让卡明看了一份密码电报，“说据信在巴利阿里群岛的一艘船将为Tr[德国]的潜艇提供补给”。卡明收购了1300吨重的“贝里尔号”游艇来调查这一情况。游船从西班牙西北部的圣塞瓦斯蒂安出发，沿伊比利亚海岸到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然后到达巴塞罗那。卡明将他的“两用长焦镜头相机、一组镜头”和“两副蔡司眼镜”借给了游艇船长卡伦上尉，还“答应给他[一副]罗斯望远镜”。当霍尔告诉卡明他在搜寻一些牵引缆绳的时候，卡明便组织购买。1915年4月，卡明派热心的游艇爱好者雪莱·斯卡利特（阿宾杰勋爵）和他的游艇“圣乔治”去直布罗陀和“贝里尔”一道工作。这些冒险活动获得了什么情报，秘密情报局的档案中没有证据保留下来。卡明日记里记载地中海其他地区的情报收集工作时，提到了从伦敦派去的人。1915年3月9日，科维尔上校“同意派一个好人去热那亚的主意”。5月，霍尔向卡明介绍了一个夫妻团队，他们在四天之内便被雇用去完成一目的不明的任务，报酬是“两人共400[英镑]”，并已动身前往威尼斯。他们在7月回来，拜访了卡明，“离开时得到许多感谢”。
意大利是分阶段参战的。在1915年4月的《伦敦条约》中，协约国答应提供可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同意意大利对南蒂罗尔、亚得里亚海沿岸、北非和土耳其西部的领土要求，意大利随即对奥匈帝国（5月23日）和土耳其（8月20日）宣战，但直到1916年8月28日才开始对德作战。1916年3月初，在卡明参加的一个英、法、意三国会议上探讨了协约国在地中海的情报合作问题（主要涉及反间谍工作）。据后来报道，“我们几个情报局对于分享他们所讨论的特殊工作现在清楚得多了，将会产生与意大利人更加紧密合作的结果”。英法之间的联络“已经很密切”，史密斯——卡明上尉已经“能够更密切地广泛接触协约国在地中海的工作和它的特殊需要”。[114]
从1916年6月，在意大利成立了一个正式的情报特派团，凯尔的组织对此很感兴趣。1917年7月，在俄国做过同样工作的塞缪尔·霍尔爵士被卡明派去领导“与意大利总参谋部联系的英国使团特别情报组”，一个既代表卡明“军情一处（c）”、又代表弗农·凯尔军情五处的任命。霍尔负责领导罗马、米兰和热那亚办事处，他将“与意大利总参谋部情报部保持密切联系”，并“同英国特派团‘前线情报科’科长（负责军事情报业务）紧密合作”。霍尔一开始并不领导任何特工，尽管他的确在报告政治事件。1917年12月，麦克多诺在伦敦同意了霍尔通过《泰晤士报》记者获取政治情报的建议，“因为那是他当然的分内之事”。霍尔还涉足被称为“特别行动”的领域。1918年1月他告诉麦克多诺，他用了100英镑去资助一次“大型拥战游行”，游行的时间安排得与意大利议会开幕刚好巧合。到这一阶段，霍尔和他的同事已经直接向陆军部陆军情报局报告，卡明完全被排斥在这一工作之外。实际上，卡明在1918年3月会见意大利海军情报局负责人时就“不得不羞愧地承认，我现在在意大利没有组织”。[115]
回顾1918年8月的总体工作时，他提到“我们必须依靠的意大利军事情报部门，从人员整体和影响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不相称的”。而且，意大利不同机构之间的竞争严重削弱了安全和反间谍工作。从1918年春，霍尔特派团的官员就开始探索向奥地利和土耳其派遣特工的可能性。与捷克斯洛伐克小组的联络建立起来了，他们在敌人领土上有监视列车的特工。也有人希望招募“南部南斯拉夫人”，诸如艾斯特利亚人、克罗地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尽管招募他们会和意大利人产生麻烦，因为意大利人从心底里就不信任他们。“尽管如此，”霍尔写道，“还是有人希望最终能发展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南斯拉夫情报组织。”但是，正如他在战争出人预料地迅速结束的三个月之前所写，霍尔的团队不可能在这条战线上取得很大成绩。[116]
卡明在地中海地区最大的行动集中在希腊和土耳其。出于对“亚洲”情报的关心，科维尔在1915年1月告诉卡明他“在雅典建立了一个组织”。它必须与埃及的英国军队指挥官保持一致，但卡明写道，科维尔“在组建完毕的时候将把人交给我管”。科维尔同意卡明派里斯·萨姆森少校（迄今为止致力于与法国的联络工作）去雅典建立一个间谍与反间谍联合行动组。自1915年2月，萨姆森开始以陆军武官助理的身份收集土耳其军事情报。他手下有两名战前住在这一地区的英国人。他们开始以人道主义救援机构的名义招聘特工，主要是亚洲的希腊人，去土耳其工作。他们工作的一个范例被保存下来：一份关于通往加利波利半岛的一条主要补给线长达8页的报告从土耳其欧洲地区的卡尚[土耳其语]发出，日期为5月13日，雅典发送日期为5月24日，伦敦接收日期为1915年6月4日。该报告提到土耳其援军（有些由德国人指挥）增援加利波利的行动，描述“军队士气如何低落”。它声称，一位德国军官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射杀了13名土耳其军官。粮食和军用补给品不足。该报告宣称，“一万名士兵就能占领靠近土耳其——希腊边境的卡尚地区，所有基督徒和波马克人（说保加利亚语的穆斯林）都会汇聚到协约国旗帜之下”。土耳其军队里的所有基督徒都被解除了武装，“被用来挖战壕、干笨活，等等”，但他们“能做好向导和士兵的工作。当地基督徒只要求宽限24小时以偿还对穆斯林欠下的大量旧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