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尔德·卡明的秘密情报行动一开始就超出了他战前在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情报网络。但是，几乎从一开始，他就做了更广的部署：斯堪的纳维亚、瑞士、俄罗斯和更远的地方。在战争的第一年里，他代表自己，或按照海、陆两军情报局的命令，在地中海组织了情报网，并向西班牙、意大利、埃及、巴尔干国家、近东、南非和美国派出了代表。1916年10月的一个礼拜日——也许是总部很平静的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他有1024名“下属和特工”散布在世界各地。总部有60名。海外数量最多的是亚历山大港：“300名？[原文如此]”；其次是荷兰（250名）、雅典（100名）、丹麦（80名）和西班牙（“大约五十名”）；萨洛尼卡、罗马尼亚、法国、瑞士、俄罗斯、挪威、瑞典、马耳他、意大利、纽约、南非和葡萄牙的数量小一些。也列出了“美国情报人员”，但旁边只有一个“？”。但是，在1914年到1915年，如同战前一样，卡明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比利时和荷兰。
低地国家的秘密情报活动
尽管卡明的特工没有一个预见到德国会在1914年8月宣战，但很显然，他在比利时和荷兰的情报网仍然应该报告德国进攻法国的时间、兵力和方向。在远征军去法国之前，麦克多诺就作出安排，英国军队的情报搜集应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统帅部在法国的一个组构成。这一组“将努力保证卢森堡以北敌占区特工的安全并由他们越过战线或沿敌军两翼传递情报”。麦克多诺预计，这一情报活动将主要“关注直接面对我们的敌军的兵力、构成和调动”。第二小组将处理“来自德国内部的所有情报”。这将“由伦敦的特别情报局接收，如果有的话”。情报局的长官——卡明——将同麦克多诺“保持直接联系”。
统帅部接管了卡明在布鲁塞尔的罗伊·雷格纳特，还有塞西尔·卡梅伦少校，卡梅伦是卡明在战前一周招聘并部署到季薇镇的。统帅部在1914年8月14日移驻法国。第二天卡明就去了布鲁塞尔，试图去安排他的特工的战斗岗位，通过英国使馆让卡梅伦的身份合法化，并平息由亨利·戴尔·朗的不慎举动招致的怨愤。可到这时，德国军队已经深入这个国家，打乱了卡明和麦克多诺的安排（尽管没起多大作用）。他们的网络沦陷了，季薇镇的岗哨也被撤离。卡梅伦加入到统帅部麦克多诺麾下，奉命“在我们的左翼工作并尽量打入敌后”。他“显示出明显的能力，能够”在敌军战壕“从大海到瑞士连成一线”之前“获得一定的情报”。麦克多诺报告说，“到1914年11月，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从前线获得任何情报，已经不再有围绕其展开行动的侧翼”。
在此期间，卡明尽力去发展来自荷兰的报告。应海军情报局局长关于“荷兰海岸线安排”的询问，他在8月5日请求一家荷兰公司W.H.穆勒公司的伦敦公司经理沿海岸线六个点安排特工“报告德国军舰动向”。两天后，他同意向一位代表每月支付30英镑，以便“同阿姆斯特丹的朋友保持联系”。卡明并非惟一寻求在荷兰搜集情报的人。8月15日，英国驻鹿特丹总领事欧内斯特·马克西告诉他的外交部主子，在与威尔弗雷德·亨德森上尉（1913年10月至战争爆发驻柏林海军武官）的合作中，他已经“在荷兰前线”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情报组织”。该组织由理查德·廷斯利上尉负责，马克西让伦敦相信“该组织中找不到他的办公踪迹”。马克西相信他能够“保障海军情报局和外交部所需的正确情报……我们的人和中间人是可靠的”，他在电报中说。无论他们怎样谨慎，伦敦外交部官员们仍对外交官从事间谍工作感到震惊。亨德森和马克西已经“违背了我们反复强调的所有绝对命令”。既然这就是卡明情报局建立的宗旨，廷斯利便被调到他那里。外交部的罗纳德·坎贝尔小心地指示卡明“让马克西远离秘密情报活动”。[48]
38岁的廷斯利是一个难缠的家伙，他在卡明的荷兰特工组织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原先是一位商业海军官员（及皇家海军预备队军官），1909年之后在鹿特丹工作，先是做“邱纳德航运公司”的代理人，后做了“尤丽娜姆轮船公司”的地方经理，那是一家经营横渡大西洋的低价移民船的加拿大公司。1911年，他因为允许一些归国的俄国移民无证登陆而遭到荷兰政府驱逐。廷斯利令沃尔特·柯克（他在1915年11月见到廷斯利）大为惊讶，说他“是个聪明的家伙，但不是任何真正的高级特工都能与之共事的人”。对廷斯利来说“这只是小事一桩”，但柯克怀疑“他能否把爱国热情传给特工”，会因此“失去最好的人”。实际上，廷斯利似乎适合卡明手下“无赖”那一类人。战争后期在荷兰为统帅部从事情报工作的伊冯·柯克帕特里克把他描述成“说谎者和没有丝毫顾忌的一流阴谋家”，而其他同事，西格斯蒙德·佩恩·贝斯特（后来在秘密情报局工作）则声称卡明告诉他，廷斯利“是个十足的恶棍”——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后聪明。贝斯特还报告，据说廷斯利“通过敲诈荷兰的公司弄到了20万英镑”。他威胁要将“与德国人做过生意的所有公司列入英国的‘黑名单’，禁止他们今后与英国进行任何商业贸易”。但廷斯利也有崇拜者，包括在1917年到1918年为他工作的亨利·兰多。兰多把他描绘成“精明的领导”，有“很多有权势的朋友”，他们“有助于各分支机构在他的领导下紧密合作。他与荷兰当局打交道的主要作用执行得可圈可点”[49]。1918年9月，劳里·“奥皮”·奥本海姆少校（1915年以来驻海牙的英国陆军武官）向卡明“褒奖T[廷斯利]，他认为廷斯利绝对诚实、勤奋”。
由于战线稳定以及特工从法国进入敌占区机会的消失，麦克多诺想到了利用成千上万涌入英国的比利时难民，“从他们那里了解他们知道的敌军的情况。如果可能的话，从那些要回到他们国家去的人当中招募特工”。这“本应是伦敦的秘密情报局做的”工作，但由于卡明在1914年10月初的车祸后暂时无法行动，他的下属们“尽管精力充沛，却失去了正确领导”。而且在麦克多诺看来，他们“没有能力完成要求他们的任务”。因此，麦克多诺派卡梅伦去英吉利海峡的福克斯通港工作[50]。卡梅伦在那里与法国和比利时官员合作，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情报组织。尽管卡梅伦工作很成功，却是个家庭背景不太光彩的人。他父亲是在印度赢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受人尊敬的士兵，在19世纪80年代曾经是陆军部情报科负责人。1911年，在一桩价值不菲的珍珠项链的虚假保险索赔案中，他和妻子（一个吗啡上瘾者）被判犯有欺诈罪。卡梅伦被判入狱，但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为了忠实地陪伴提出索赔的妻子而牺牲了自己。作为一名丢脸的前军官（尽管个人声誉很好），他在战争初期难以轻易地重返军队。他也许是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理想人选，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卡明在1914年7月雇用他。但他的过去可能会被暴露，这对他仍然不利。1915年底，沃尔特·柯克担心奥卡弗里中尉获知了卡梅伦的历史。奥卡弗里在卡明手下做事，负责管理由荷兰入比利时去为海军部猎取航空情报的特工。因为卡梅伦的特工抱怨奥卡弗里的活动，柯克担心奥卡弗里会利用他了解到的情况“损害卡梅伦在荷兰的威信”。他写道，“实际上，作为耶稣会会士，没有我们那样的正确观念，O'C[奥卡弗里]有可能成为一切麻烦的根源”。[51]
卡梅伦的福克斯通分局很快在比利时德国占领区建立了一个以监视列车为主要任务的组织。麦克多诺写道，“它取得了很大成功，我们得以在很大程度上监视敌人在德国和比利时之间的调动，以此来验证伦敦送来的许多有关敌军在比利时大量集结的报告”。麦克多诺最后总结道，（由荷兰领事馆官员送往外交部的）报告都是德国宣传人员有意散布的，意在误导英国。1914年的秋季和冬季，卡明的荷兰情报组织提供的有用情报很少，麦克多诺将此归结为如下事实：卡明的情报官员“没有秘密情报战经验”。卡明（还有凯尔）战前在布鲁塞尔的人，亨利·戴尔·朗，也令人失望。尽管卡明在8月给了他钱，而且在1914年9月又雇用了他6个月，到12月就开始对他疑窦丛生。卡明在其日记中提到了一次对朗的“能力的热烈讨论”。1915年3月，他告诉柯克，朗是个“赝品”（失败），他的合同似乎不该再续签。[52]
为满足不断增长的情报需求，麦克多诺另外建立了一个以伦敦为基地的组织，由炮兵欧内斯特·沃林格少校领导，他在1914年8月的莱卡托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这样一来，到1915年初就有三个独立的英国秘密情报组织在低地国家活动。其中两个，卡梅伦的福克斯通组织（称作“CF”）和沃林格的伦敦组织（“WL”），直接受现位于法国北部圣奥默统帅部的麦克多诺领导。第三个组织由位于荷兰的廷斯利领导（称作“T部”），向伦敦的卡明报告。在这一阶段，廷斯利的组织是卡明最大的单个组织，至少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如此。在1915年4月制定的一份情报网（显然是）月工资报表上，支付给“廷”的大约三千英镑占了6313英镑总支出的将近一半。第二大支出是给予雅典的里斯·萨姆森办事处的1000英镑。到1915年11月，（据柯克讲）廷斯利的支出“显示”为每月5000英镑[53]。卡明在同月的日记中对“R.B.T.的人员”名单做了记录和评注，为数26人（包括2名妇女，1名打字员）。该名单似乎由办公助理和实际特工组成。在两个名字旁注有“走私、政治”和“海军调查表”。另外3个名字的标注分别是“俄罗斯人”、“匈牙利人”和“鲁塞尼亚人”。9个人的身份是“比利时人”（1个“在德国”）；还有4名德国人，包括“克虏伯工厂”、“科隆”和“奥格斯堡”。
这些特工干了什么？雷金纳德·德雷克上校（沃尔特·柯克在统帅部的继任人）在战后撰写的一部英国陆军情报局在战争后期的法国的历史著作中提到，“特别情报局在敌占区的大部分工作是监视火车”，目的在于追踪敌军部队的变动——“敌人制定战斗命令至关重要”的情报。“这对我军的行动和调动具有直接影响，因此成为我们秘密情报系统的首要目标”。德雷克还说，“次要的努力”就是有关防御工事、比利时泽布勒赫和奥斯坦德港口军舰变动的报告，还有“有关炮兵部队、空军、飞机场及类似事件的技术详情”，以及“盗取或购买德国人的军事刊物和所有普通的军事情报”。廷斯利的组织还留意着那些试图进入联合王国或更远地方的敌人的特工。来自卡明的鹿特丹情报站的情报在1915年帮助发现了5名德国特工，在1916年发现了1名。1916年6月，廷斯利识破了在海牙的一个德国情报隐蔽地址，几名美国记者在那里被德国人吸收。其中之一的乔治·培根在英国被捕，经过军事法庭审讯后在1917年3月被判处死刑。判决后来被减为终身监禁，培根被驱逐回美国。他在美国提供证据，导致该网络的两名领导人在纽约被判罪。[54]
秘密情报局档案中，卡明特工在战争头两年的原始情报很少保存下来，但在一名代号叫“马”的特工那里留有一些情报碎片，“马”在1916年以马斯特里赫特为基地。一条日期为8月31日的情报（9月9日传到伦敦）报告，德国人正在修建一条新铁路，以改善比利时东部的维斯到亚琛之间的交通状况。一周之后，“马”告诉伦敦，比利时“所有可用的驳船”都被征用了，“装满了砾石，朝靠近当前战壕阵地的南昆廷方向运送”。另一位特工“20017”是欧洲大陆人，战前曾在英国居住，但后来因“以欺诈手段获取伦敦公寓寄养者的存款”而被定罪驱逐。1916年，因为被一支德国空军部队（据他说）在东部战线遗弃，他同卡明在海牙的代表取得了联系，并转交了有德国空军司令冯·林森金将军签名的文件。根据1927年的一份报告（他当时再次为秘密情报局效力），他被“‘廷’组织的陆军分处雇用并有五六次被派回德国，每次都带回有用的资料。特别在最后一次，他带回冯·林森金保险柜的一部分材料”。但是，他的情报被“认为好得不可能是真的（不过后来证明是绝对正确的）”，因此他没能获准返回德国。他仍然留在荷兰，并“被贬去招降叛逃者，他根据叛逃者的价值而得到报酬”。早在1917年，他不明智地企图重新进入德国，但在前线被逮捕，经过德国人的军事审判后被判服15年苦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