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蹒跚地穿过蒸汽室，墙边有个水龙头，细小的水丝淌进陶瓷水槽里，我不停地喝水，当我终于停下来之后，他来到我身边，用双手掬水洒在石头上，蒸汽炉啪一声发出刺耳的声响，新生成的蒸汽往前方窜，使得坐在板凳上的男人喃喃地抱怨。他大声地笑，弯下腰，然后用手掌撑住地板倒立，并拢双腿往上举，脚踝轻轻地靠在烧烫的壁面上，接着他面带微笑开始倒立挺举，头顶点地，双脚直挺挺朝上伸。他的生殖器上下跳动地拍打他平坦的小腹，发出我宁可没听到的声音，而那肌肉在光滑的皮肤下鼓动，汗珠沿着胸膛往下滚。在这个没有人能呼吸的地方，他依旧气定神闲，我在心里默数：十、十一、十二……每次他这么做，我都会跟着数。我的视线没有离开过他的身子，一上一下，再上再下。我心里明白，纵使自己能活到一百岁，也永远不可能会是这副模样，我不可能那么优雅，那么结实。随后，我想到在此之后又过了好些年，我们在医院附属教堂领棺木的一幕。当时，所有的棺木沿着墙壁排成了一列，教堂外的车道上有一队黑车在等待。我们从窗口望出去，看到静止不动的黑车全都开着车门，有个司机将手肘撑在引擎盖上，背对我们，远眺霍伯盖特，一边抽着烟。这时，一个葬仪社的人清了清喉咙，说：“首先，我应该要告诉你们，棺木可能没有你们想象中来得重。”他伸手梳理头发，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和哥哥，我们两人则互望了一眼。然而，当我们目光直视前方，弯腰握住把手抬起棺木时，才发现他所言不假。
我好累。我把全身的重量靠在门上。我现在就能立刻睡着，也许我正在睡觉、在做梦，或者只是在回忆一场梦境。我在威特维的公寓里。我的母亲、父亲和两个弟弟都在。我知道他们死了，也晓得他们自己也清楚，但是谁也没把话说出来。我真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回来的。我突然记不得他们的坟墓在哪里，但一定不远，也许就在路旁篱笆后面的草坪上。公寓看起来和当时——那年的五月——没什么差别，书架半空，咖啡桌上放了一叠照片，地板上有好几个纸箱，墙上的钟也停了。他们来来回回地帮我打点，把他们认为我会需要的东西交给我，帮我找来我女儿可能会想读的书。我替自己拿了一些小东西，偷偷放在外套的口袋里，但心里总觉得不太舒坦，因为这样做等于欺骗了我自己的哥哥，于是又把东西给掏了出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听到他们在客厅里低声谈话。我上楼来到曾经属于我的房间，打开窗户探头出去，看到父亲正站在楼下阳台，沐浴在阳光之下。他的站姿沉稳，闭着双眼，双臂在胸前交叉。外头很安静，他很硬朗，但是我不想让邻居看到一个已经过世的人站在阳台上晒太阳。楼梯下有一座木制的老书柜，顶端和两侧都雕刻了图案。我坐在地板上，把头靠在书柜中间的隔层，从前我经常用同样的姿势坐在这里。我把头往书本贴过去，接着，眼前一切开朗，我看进了书柜里。书本分好几层摆放，黄色的光线透过窗口洒入室里，这个前所未见的景象让我好生讶异，然而一切又是如此熟悉。我一手拿着托尔斯泰的作品，另一手扳开南森[2]的著作，将自己往里面塞。书柜在我后方关上，这时候，他们仍然在客厅里低声说话。
我站直身子，脸孔离开玻璃门，站在这个不容我立足的世界里聆听。我的左右两侧都没有脚步声，于是我解开牛仔裤，尽可能迅速地将衬衫往下拉整齐，然后扣上裤裆门襟。这并不简单，我没戴手套，双手冻得僵硬，几乎没有任何感觉，而扣子偏偏又很顽固。其中有一颗扣子扣错了孔，让我费了一番功夫才重新扣好。我想要拉上外套的拉链，但是拉链坏了，最下方的拉链齿不全，让我没办法将两襟拉拢。说不定有人曾经想要扯开这件外套。我想到那场梦，那是几年前的事，我还曾写下了梦境，收在某处。所以这么说来，我并非在梦中。我环顾左右。街上很安静。我沿着大橱窗走了几步，眼前的玻璃闪闪发光。春风从峡湾吹了过来，拂过了我的颈际，而刚出版的书都放在橱窗里。瑞克·巴斯[3]又有新作，我一直都在期待。我喜欢他笔下的故事，充满了画面和气味，尽管不在现场，读者也几乎可以嗅到松针和石楠的味道。
我必须离开这个城市。我握紧拳头，接下来就发现：我的手提箱不见了。我转头往后望，只看到门边的一捆报纸。我的目光沿着整条街往后扫去，从商业学校看到转角边的市府员工办公室，但是除了学生丢在人行道上的烟屁股和“六〇年代”小咖啡馆外面的“营业中”看板之外，我什么也没发现，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那是一只从前劳工阶级常用的老旧皮革手提箱，通常，他们会在搭巴士上班途中把手提箱搁在腿上，里面放了《劳工报》、装三明治的盒子和赌金单。在清理公寓的时候，我们在卧室壁柜里找到三个这种手提箱。三个全都是新的。他一定是盘算到退休后的生活，才会一次买下好几个来讲个好价钱，结果，手提箱比想象中来得耐用。他以一九二〇年代时在学校学到的书写方式，用墨水笔在手提箱盖的内侧写下自己的姓名。既然哥哥习惯用都会雅痞的手提箱，我便把三个手提箱全接收了下来。我常用这些手提箱，我在报纸上的照片里就提了一个，在街上，曾经有路人从我身后上前来打招呼，在我回头时对我说：“嗨，亚尔维，我看到手提箱才认出你来。”
手提箱里有一本写满资料的厚笔记簿、一副花了我两千克朗[4]买来的眼镜，还有一本艾莉丝·孟若[5]的《我年少时的友人》。我第三次重读这本书，孟若的每本作品我都读过，因为她的书内容扎实，总是能够不加美化，以流畅手法传达出一个意念：如果我们及早回顾，就会发现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有些晕眩，因为我不敢大口呼吸，每吸一口气都会带来疼痛，我只好试着忍下来，结果这让我大脑缺氧。我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清清喉咙，然后走进了书报摊。如果顾客愿意夹紧双肘，这里面的空间可以容下三个人。她挤在柜台和香烟架之间。我从架上拿起一份《日报》说：“一份《日报》和一罐可乐。”
她什么话也没说，藏在眼镜后方的双眼圆睁，这双眼睛并非瞪着我看，而是注视着我耳边的某个东西。我抬起手，只摸到自己的耳朵。我又摸了一次，然而她再次轻咳，然后露出谨慎的微笑，站直了身子。她没听懂我的话。我可以在脑子里清楚听到自己的每一个字，但显然和她听到的不同。我不知道她听到了什么。随后，我看到柜台外侧放冷饮的冰箱——这当然是让顾客自己拿想购买的东西——我转身拉住门把，因为觉得自己很虚弱，所以使劲地拉，以免一次拉不开让大家尴尬。可是，就在我一把拉开了冰箱门时，整个箱柜随着晃动，两瓶饮料滑了出来，摔在地上往外滚。幸好，这半公升容量的塑胶瓶都没有跌破，其中一瓶是芬达，另一瓶是可口可乐。我才一弯腰，就感觉到腰侧的剧痛。我像个老头子一样，将芬达捡起来放回冰箱里，把可乐放在柜台上。她还是不做声，只管睁大眼睛瞪着我看。我伸手掏外套口袋，满怀感激地摸到了皮夹。信用卡在原来的位置，蚬壳、快拿和德士古等加油站的集点卡，以及罗连斯寇和瑞林亘两处图书馆的借书证也都还在。她盯着我的皮夹，而我则是抽出信用卡。她瞪视卡片的样子，仿佛这东西是甫问世的最新发明。书报摊的收银机看来像是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的产物，而且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刷卡机，这让我束手无策。我渴极了，想不出有什么替代方案。她清清喉咙，用最缓慢的速度开口说话，想要让我辨认她的嘴型：“不用钱，店里请客。”她首次直视我，而且还露出大大的笑容。我实在没办法拒绝这个好意，总该要表达谢意啊。我舔舔嘴唇，但是口太干，舌头肿胀，于是只好收起信用卡，拿着报纸和可乐走出书报摊。外面的光线太刺眼，于是我横越马路，到对街的停车场去躲避阳光。这地方本来是德士古加油站，夹在两座博物馆之间，面对着学校的大门和火车站。我走到一半就忍不住旋开了可乐的瓶盖，冒泡的棕色饮料喷溅在我的长裤、皮鞋和报纸上。我动手擦拭。这段路我走了好久，如今我来到这里，探到了底。我伸长手把瓶子拿得远远的，直到可乐不再继续往外喷、不再继续滴，才喝下所剩无几的饮料，将空瓶扔进离我最近的垃圾桶里。接下来我把报纸也丢了进去。反正，没有眼镜，我根本没办法阅读。然后，我迈步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