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明王朝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皇权被提到前所未有的“至尊”地位，明朝的皇帝们行的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路线。他们对待臣民，只要是有异己或稍不顺心，便大肆屠戮，甚至还制定了“廷杖”的刑罚：即对忤旨的大臣当庭杖责，有的人被当场打死。这对于把脸面视如生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极大的羞辱，且有生命之虞。在这种政治环境里，文武百僚大都变得唯唯诺诺、顺旨逢迎。不过，明初的几代皇帝还不是那种昏庸式的暴君。他们还是有政治进取心的。为了使自己的大明江山千秋百代地传下去，他们必须要在政治、经济方面施行一些改良措施，对大地主阶级的贪欲进行一些限制。这样，他们又希望能经常有人提一些建议，甚至也允许批评一下时政。为此，都下过一些诏令，提倡让大臣们直谏阙失，还规定了什么“不言者罪。”在这种进亦获罪退亦获罪的情势下，大臣们，特别是一些比较清明的臣僚说话办事只能是吞吞吐吐如履薄冰。事实上，真正因不言而获罪的并不多，以言获罪的倒是大有人在。因此敢于犯颜直谏者就更少了。但是我们敢说，杨士奇可算这为数不多者中的突出一人。关于这一点，宣宗曾对杨士奇讲：“卿能持正言不避忤意。议事之际，先帝数不乐卿，然卿言以不败事。尝有小失，甚悔不用卿言。”（《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
如何提意见既切中时弊又不至于拂耳难入呢？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极大的勇气，而且还要有巧妙的进谏艺术。士奇当政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进谏风格，从而使自己的意见多被采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鉴于诸臣不敢讲话，成祖在位期间倒是很认真地下过几道命令以鼓励人们直言：
上谕给事中朱原贞曰：“郡县之间岂无一事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犹默默，况远在千万里外乎？卿等可以朕意谕之，何利当兴，何弊当革，皆勿隐。若公不言，有他人言之，则无所逃罪矣。”（《明通监》卷十四）“一日，上御奉天门，谕科臣直言，因顾（解）缙等曰：王、魏之风，世不多见，若使进言者无所惧，听言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原与尔等共勉之。”（同上）
“上谕郑场曰：不罪直言则忠告言进，谀言退。”（《明通监》卷十五）
但是，进“谀言”还是大有人在。
永乐十二年元旦那一天日食。这之前皇帝问礼部和翰林诸大臣：“正是元旦这一天日食，百官还行不行贺礼呢？”礼部尚书吕震是个惯于溜须拍马的家伙，他从不放过一个讨好的机会，于是赶紧说：“日食与朝贺不在同一时辰，应该如期举行大庆贺。”而礼部侍郎仪智却不同意说：“但毕竟是同一天呐，还是免了吧。”士奇非常鄙夷吕震的为人，他站出来坚决主张免贺，接着他又举出宋仁宗时元旦日食免贺的例子来驳斥吕震，劝说皇帝，最后成祖同意了士奇的意见。“上曰：‘君子爱人以德，士奇与智言是也。’”（《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免去了繁盛的贺礼贺宴。
以日食而主张免朝贺，应当称是一个迷信论点，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杨士奇不无端逢迎，反对铺张，能秉公论事的正直性格。
永乐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七月，成祖去世，八月，朱高炽以太子身份继承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明仁宗，年号洪熙。仁宗性格不那么刚烈，也较乐于纳谏，加之他在二十年监国中，遭受过种种打击，全仗士奇等人为他排解纷扰，因此，对于这位患难与共的忠臣的建议，自然是言听计从。他一即位，便提拔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这是明史上内阁大臣第一次担任六部职务。“上践作以来，士奇、荣等皆东宫旧臣，俱掌内制，不次超迁，然居内阁者，必以尚书为尊，自荣后，诸入文渊阁者，皆相继晋尚书，于是阁职渐崇。”（《明通监》卷十八）仁宗朝，是内阁权力增大的重要过渡阶段。
这次提升之前，仁宗曾对士奇说：“自今朝廷之事，全仗蹇义和你了。”要先封他二人的官。士奇的态度非常明朗，说：“汉文帝即位时，先提拔他的亲信宋、昌，历史上皆批评之，还是先提拔扈成祖北征的有功之臣吧。”杨荣与金幼孜在成祖时多亲随北征，因此他们都得到了提升。杨士奇这个意见，既规劝了仁宗要任人为贤，又体现出他不以宠臣自居傲视别人的谦虚美德和宽阔胸怀。仁宗很钦佩他这种品格，对他更加信赖了。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为了发展生产，稳定封建秩序，一面招抚农民开荒，一面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使明初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朱元璋的继承者也基本上遵循了这种路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随着经济发展，明统治者们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贪欲日益增大，因而出现了对人民徭役赋税越来越重的趋势。明成祖为了营建北京，永乐十五年——十八年（一四一七——一四二0年），动员了三十万优秀工匠和上百万农民参加修建工程，这对人民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一四二0年的唐富儿起义，正是剥削惨重、徭役繁多的结果。尔后的皇帝们，随着他们追求享受的欲望增大，宫廷开支剧增，因此对百姓征收的赋税越来越没有名堂了。此时的杨士奇虽然长期生活在上层，但是由于他三十多年的平民生活，使他能够理解人民的疾苦要求，能够清醒地分析现状。他出于对明朝根本利益的考虑，不断地向皇帝进谏，批评和制止了种种增派赋税徭役的做法，减轻了百姓们的一些负担。
仁宗继位后，下了一道命令：同意宫廷岁用征收减半。这命令下了两天后，杨士奇便听到惜薪司准备按旧例向北京、山东年征大枣八十万斤为宫中烧香炭所用的消息，并听说已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他很不满意，准备提意见。一天，仁宗在便殿听蹇义、夏原吉奏事，看到杨士奇来了，便对二人说：“新任华盖殿大学士来了，一定是有直言相告，我们不妨一同听听吧！”这时士奇上前进言道：“朝廷关于减轻岁供的诏书下了才两天，可是惜薪司还在传旨征集大枣八十万斤，实在太多，这不是和朝廷下的诏书相违背了吗？”仁宗接受了士奇的意见，高兴地说：“我就知道大学士说出来的话必定有道理。这些日子我的事情太忙，那件事（指征枣）是我一时仓促回答的。”于是马上重申，大枣征收减半。仁宗诚恳地说：“你们三人是我的得力助手，有什么话都应该说出来，以纠正我的过失。”他认为士奇这人忠诚可嘉，便又升他为少保，然后赐给他与杨荣等人每人一枚刻有“绳愆纠缪”的银章，以示自己纳谏的决心，他还准许这几个人可以密奏重大国事，不久士奇又被晋升为少傅，权力就更大了。
仁宗由于监国二十年，所以他有着较丰富的经验，懂得“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的道理。他很痛恨一些地方官吏侵扰百姓的行为。为了使自己不被蒙蔽，他一再鼓励大臣直言。一次他对士奇、杨荣、金幼孜说：“你们三人和蹇义、夏原吉都是先帝旧臣，我正要依靠你们的辅助。不少皇帝恶闻直言，他们的亲信都是畏威顺旨，而忠臣们由于提了意见不被接受，亦表示不言。我和你们都应该深刻地记取这种教训呀！”正由于仁宗有这种勇于纳谏的作风，士奇提的建议、批评，才不断被接受实施。
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年）正月，全国各地的地方官来京朝贺。趁着仁宗高兴，兵部尚书李庆对皇帝说：“现在民间牧养的马繁衍很快，有不少已散到军伍之中，目前还剩下几千匹，请您下令，让在京的朝觐官们领去饲养以减轻民间负担，让正官领一匹公马，佐贰官领一匹母马，然后每年收他们的马驹子，如有了亏损，也与百姓一样，令其赔偿。”这个建议貌似同情百姓，官民平等，实际上是一个媚上压下，非常可笑的主意。它不仅于国家收入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影响又很坏。杨士奇一听就反对这个意见。李庆非常生气，不顾杨士奇的劝阻，一意孤行。于是士奇便单独晋见皇帝，指出：“当今朝廷征求天下贤能者任官，却又让他们去养马，还要象百姓一样收他们的税。难道这是重人才贱牲畜吗？”第二天他又上奏：“如果一定要颁行此令，天下的贤能之士谁愿意来做官呢？亏损一匹马一定要赔偿，耗费了全家资产还累及子孙，朝廷如何以此名声而负天下和后世呢？”皇帝听后答应马上制止此事，但是过了几天仍不见皇帝的指示下来。士奇不罢休，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又亲自上街视察。他向仁宗汇报道：“兵部现在已经督使朝觐官领马去了，而他们散出去的多是些没驯过的生马，那些南方人都很脆弱，根本驾驭不了，眼看着野马在街头逃逸，无法追回，只好号泣于街头。看来这个命令的错误真是太大了”。仁宗漫不经心地说：“我偶然忘了。”中午，仁宗来到思善门，把士奇召来说：“我哪里是忘了这事呢？我是听说吕震、李庆都很嫉恨你，我怕你遭到别人攻击，处于孤立的地位，因此不愿意由你制止此事。现在咱们可有话说。”说着他拿出陕西省按察使陈智的《言养马不便疏》，让士奇以此写一道诏令制止分马。士奇一听非常感动地说：“陛下这样信任我，我并不孤立啊！”仁宗说：“今后行此令若有不便，你只管和我私下说。李庆、吕震这些人不识大体，不足以和他们商量。”没多久，仁宗就罢掉了李庆的职务，让士奇兼兵部尚书，领三份的俸禄。这样一来他就身兼三职：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由此可见，仁宗倒是一位善辨忠奸的明君，他对士奇的信任到了宠爱的地步。但是杨士奇并没有借宠逢迎，而是更加谦恭和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谏，批评时政。士奇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有着他明确的政治抱负的。我们从下面的这段对话可以窥其一二：
一次仁宗对士奇说：“我办事情如有过失，退朝后就很后悔。如果此时大臣正好说到了这一点，那我会感到很痛快。”士奇说：“宋朝宰相富弼说过：‘愿不以同异为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仁宗说：“是的，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群臣所言，即使有人讲的很不中听，我退而自思，若确实是我错了，那我也不会怪罪他。”士奇说：“成汤能够善于改过，所以才成为圣人。”仁宗说：“我有不对的地方，主要是怕自己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并不难改。”
从这番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杨士奇作为一个开明的政治家，热情地希望自己能成为成汤文武那样的圣人，因此他非常佩服“耻君不尧舜，以谏争为己任”的唐初魏征。实际上，他在某些方面也起到了一个唐朝魏征应起的作用。这样，明朝前期也出现了一个为史家所称道的“君明臣直”的政治局面。
洪熙元年四月，有人为了逢迎新皇帝，上书歌颂太平盛世，仁宗看过后拿给杨士奇、蹇义、夏原吉、杨荣等人看。不少人看过后，都点头称是。蹇义说道：“陛下即位以来，所行的都是仁政，百姓们再没有科敛徭役之苦，现在真是治世呀！”很明显，这是一种不合实际的吹捧。这时唯独杨士奇没有高唱赞歌，没有粉饰太平，而是实事求是地对现实进行了正确的估价。他说：“陛下虽然恩泽天下，但是现在仍有流民无家可归，战争的创伤还未医治好，国内还有吃不上饭的人。看来，必须再休养上几年，太平日子才会到来。”这一席话，压住了阿谀奉承的不正之风，给产生了骄傲心理的仁宗敲响了警钟。仁宗逐渐冷静下来，连连称是，他转向蹇义等人说：“我对待你们非常至诚，是希望你们能够经常匡正我。但是现在唯有士奇曾经上书五章，而你们却无一言可进，难道朝政果然没有缺点，天下果然就太平无事了吗？”这番话把另外几个羞得满面惭色。
事实上，在当时辅佐皇帝的大臣中，杨士奇不仅具有冷静的头脑，而且更具有敢于针砭时弊的正直品格。他除了自己直谏外，还支持其他官员大胆上书，当这些人遭受打击时，他也能站出来，为他们申辨。
仁宗皇帝继位之初，提拔弋谦任大理少卿。弋谦为人十分耿直，敢于议论朝政。他特别痛恨那些贪官污吏的残暴行为，多次上书请求制裁，仁宗都接受了。但后来他又提了五条意见，因为言辞过激，引起了皇帝的反感。礼部尚书吕震和都御史刘观都是些专事逢迎的谀臣，他们善观风向，喜欢揣摸皇帝的心理。现在看到皇帝不高兴，他们立刻纠合了一帮人攻击弋谦，说他是借批评时政来诬蔑朝廷，应当论罪。皇帝于是问杨士奇该如何处理，士奇直率地说：“弋谦这人讲话虽然过激了些，但他乃是一片忠心，想报效朝廷。古来主圣则臣直，因此请陛下一定要宽怀容人。”皇帝虽然没有治弋谦的罪，但因多位官员的弹劾声常在耳边回响，他心中依然很愠怒，一方面要弋谦任事如故，另一方面又不让他上朝。士奇觉得这样下去不利于君臣共事，便又从容地对仁宗说：“陛下，是您下命令让大家提意见，说讲错了也不怪罪。可您现在却因为弋谦提意见而如此生气，那以后朝臣们就害怕了，谁还敢提意见呢？若传出去，人们都会说朝廷不能容纳直言了。”这番话虽然引起了仁宗的警觉，但他仍然很不痛快，说：“可现在大家都在说弋谦的不是呀，以后不要让他见我算了！”果然，从这以后提意见的人越来越少了。仁宗开始有些不安了，他忙把士奇找来解释：“我不是讨厌弋谦提意见，而是嫌他言过其实。你看群臣让我治他的罪我都没有治，只不过免去了他的朝参。但从那以后言事者果然越来越少。现在请你把我的心意向大家转告一下。”士奇不错过这个机会，说：“这不是我讲了人家就会相信，一定要您下诏书才行。”仁宗为了挽回影响，便请士奇代笔检讨了自己的过失，表示今后一定会待谦如初，并希望大家不要以弋谦的境遇为戒。不久，仁宗又提拔弋谦当了副都御史。在那种君主权威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里，一个皇帝能够这样主动地引咎自省，一个臣子能够为一件事这样三番五次地犯颜直谏，确实都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