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教授、学者。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幼年读过四年私塾。在中学只读两年即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在日组织革命团体“神州学会”，参加反袁世凯运动。1916年辍学归国，与友人创办《晨钟报》，继续讨袁，倡导民族革命，反对北洋军阀。1918年2月，被北京大学聘为该校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为当时名教授。与陈独秀、胡适合办《新青年》杂志。
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国民月刊社》等，同时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论文。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与胡适、陈独秀等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促成五四运动爆发。曾在文化层面与胡适论争过“问题与主义”。
1920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于1921年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领导人之一——中共北方区委书记。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同年，他赴苏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逮捕，二十二天后与十九位战友英勇就义。遗著编有《李大钊文集》。
（一）
李大钊与胡适都是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新文化运动，共同迎接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的时代英雄。
李大钊与胡适是通过《新青年》邂逅的。命运安排他们从1916年起在《新青年》先后亮相。该年9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李大钊的《青春》四个月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出现在《新青年》的第二卷第五号上。
《青春》迂回地歌颂青春，以“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气势冲天地要冲破黑暗，创造一个“青春的中国”。
《文学改良刍议》乃“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郑振铎语），是掀起文学运动的第一声春雷。
二十七岁的李大钊与二十六岁的胡适，因缘萍水，亦非偶然。是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时代让二人风云际会。“现代中国”的大幕等待着他们共同拉开。历史让他们代表着一代知识精英与前进的思想跨入一个崭新的文化时代。他们二人的相遇、相交，一个自由主义者与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者结为一生的朋友，并一直联合作战，充满戏剧性，也充满悖论。
胡适与李大钊在北京谋面，是在1917年，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该校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之后。
胡适从大洋彼岸将现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火炬带到中国，李大钊也同样添薪加柴，助燃新文化运动的熊熊大火。在1918年元月，《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牵线，他们又都成为《新青年》的骨干。他们二人与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四人队伍齐整，志同道合，配合非常默契。这个团体在意识精神上，是以胡适为核心，着眼于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按胡适的思想，欲将《新青年》努力办成“迎合新时代的自由批判风气”，而“非政治的学术”阵地。李大钊接受了胡适的这一思想，但又觉得不满足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他又和同样怀有政治热情的陈独秀创办了讨论时局与政治的《每周评论》。胡适很清醒，他与李大钊、陈独秀那时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故李大钊、陈独秀为办刊向他征求意见时，并没反对，只是不积极而已。事实证明，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形成一种合力，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胡适非但不干涉，还写文章给《每周评论》，只是文章不涉及政治而已。
后来，在封建顽固派办的《国故》杂志，激烈、凶狠攻击新文化运动之时，胡适、李大钊、陈独秀坚定地站在一起，对林纾（林琴南）等为代表的自称桐城派的疯狂进攻，予以有力的回击，捍卫了新文化运动的尊严。
林纾，就是大名鼎鼎的“布衣骄人”。生于咸丰二年（1852），清廷并未给这位举人什么恩宠，但清亡之后，他多次前去清陵，伏地痛哭。此举竟也感动了末代皇帝溥仪，赐他“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等题字，以表彰他对前清的忠心。林纾得之，伏地叩首，感激涕零，还赋诗“从来天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以志。这样一位腐朽的遗老，却也对介绍西洋文学做过大贡献。他不懂外语，经别人口述，他竟以漂亮的桐城古文，翻译了各国小说一百七十余种，让中国读者，发现了一个新天地。
林纾的骨子里，是极端仇视新文化运动的，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恨之入骨。1919年，他以封建卫道士自居，在《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以短篇小说形式，来辱骂、丑化、攻击《新青年》的首领们。他早些时候的小说《荆生》亦然。他还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北京大学与新文化。对陈独秀的私德不检，更是大肆攻讦。
胡适、李大钊对顽固派的进攻，予以痛击。对于陈独秀因私德不检，二人予以同情，力排众议，但终未能阻止陈独秀被驱出北大。
李大钊从小父母双亡，全靠祖父母扶养成人，老人怕今后没人照顾他，就在他十一岁时，为他娶了一位二十岁的妻子。李大钊为人忠厚，夫妻不离不弃，直到他被张作霖杀害。胡适也是奉父母之命于1904年与大他一岁的江冬秀订婚，1917年从美国归乡，与之完婚。婚姻也一直到终老未变。两个留洋的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学者，没有向传统婚姻挑战，因为那样做，无疑让两个女人，成为封建的最终受害者，他们对那两个无辜女人的生命尊严充满同情和敬畏。追求自由婚姻没错，尊重女性的人性尊严更可贵。
胡适、李大钊都支持蔡元培在北大建立进德会，以约束自己的行为，检点自己的作为。李大钊见到蔡元培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关于提倡新道德的主张，即刻用朱笔画出蔡元培的相关词句，说：“看，蔡先生说得多好啊，改造中国应从这里入手，守常愿意加入进德会。”胡适刚从故乡完婚返校，也见到蔡的长文，他高兴地对范文澜说：“蔡先生提倡新道德非常好！一可律己，二可谢人，三是可以止谤。”止谤莫如自修，他写了一组《新婚杂诗》，准备在《新青年》发表，让天下人知“胡适之的婚姻很美满”。
诗中一首，云：
十三年没见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起我，
我也不说对不起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从诗中“完结”二字，可窥见胡适与江冬秀之间曾有过纠结，一个留洋教授，一个乡间女子，难免出现间隙。但胡适主动弥合了，比起陈独秀的放纵欲望、鲁迅感情上的自私，他尊重了江冬秀的权利，又守住了自己的名声。
（二）
有人说，自李大钊创办了政治性的《每周评论》，与胡适的政治分歧就很明显了，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胡适与李大钊发生“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一些人便声称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形成了严重的对立，“是表现出两条路线明显分裂的标志”，李大钊从昌黎“寄出的一封《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驳斥了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李大钊诗文选集》序）。
把“问题与主义”的文化层面的论争，作为判断胡适与李大钊之间谁革命谁反动的依据，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君不见，李、胡论争最激烈的时候，在胡适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上，竟又撰文热情赞扬毛泽东的文章，“《湘江评论》（毛泽东主办）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文）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农民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喜欢！”按照上面论者的逻辑，胡适仅凭此文，便该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了。机械唯物论者，常常犯这类常识性的错误。
更值得深思的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从始至终一贯非常注意政治动向的陈独秀，并未支持李大钊的观点。他在《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发表《主义与努力》中说：“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因此我曾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接下去又说：“人类的幸福，社会的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就能把制度改变的。”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有感而发的。
细品陈独秀的《主义与努力》，与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并不矛盾，甚或支持了胡适的观点，他的思想认识是与胡适联盟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李大钊与胡适激烈地论争“问题与主义”的当儿，毛泽东也没有站在李大钊一边。他于1919年9月1日，在长沙偏偏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拟章程，并列出不少可待研究的问题，如“国语问题”、“权威教育学如何实施问题”、“贞操问题”等。不久，他又着手创办“文化书社”，重点经销的是胡适的《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书籍。据此，我们很容易判断，毛泽东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明显地站在了胡适一边。
我们可以说，胡适、李大钊都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伟大的启蒙主义者，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二位向封建宣战的勇士，只是在推翻和重建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部分内涵的认识上，存在一些不同看法而已。而这些不同看法，丝毫也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甚至可以说胡适与李大钊友谊的和谐牢固方面，超过胡适与陈独秀的友谊。
李大钊是《少年中国》社的精神领袖，胡适为该刊撰写《少年中国之精神》，以当时胡适的社会影响力，无疑大大支持了李大钊。
胡适关注妇女的命运，写《李超传》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李大钊带头参加李超女士的追悼会。
李超，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普通学生，家在广西梧州，财产颇丰，父母早殁，过继的哥哥待她不好。李超发奋到京求学。家里断绝其求学生活费用，终因贫病交加而死。家里不寄一信，棺材只得停放破庙里。后胡适得知，并阅读了她的反抗封建家庭的信札，决定为其作《李超传》，表彰她的抗争勇气。《新青年》特别是李大钊等同人也一致支持胡适。共有五十四位学者教师联名在《晨报》刊登启事。追悼大会在小雪这天举行，到会者上千人，诗文挽幛三百余份，活动影响甚大。
（三）
1919年，陈独秀因在新世界撒《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胡适与李大钊闻讯，一夜无眠。天刚亮，胡适即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之策。不久，罗章龙也到李大钊家。他们商量的结果是：首先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尽快向社会披露，在全国造成强大舆论压力；其次是借用学界力量，掀起“挽蔡救陈”的请愿活动。胡适提出由自己奔走安徽各界，为陈保释说情，他甚至不惜赴汤蹈火向段祺瑞求情。
果然，招招见效，先是《晨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等相继报道了陈被捕的消息，顿时舆论大哗，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呼请政府立即开释。胡、李活动之后，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岑西林等也都站出来为陈说情，孙中山更是痛斥当局。段祺瑞无奈，只得重新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并开释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胡适、李大钊召集《新青年》同人在饭店为他接风，蔡元培等来作陪。席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话并不多，但他们间的深厚友情，却在相互的眼神里传递。又是在李大钊的护送下，化装成乡下人的陈独秀坐骡车逃出北京，乘火车去天津，坐外国轮船到了上海。
能说明胡适与李大钊在政治思想上站在一起，并肩战斗的事迹很多。就在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论争之后的1920年8月1日，胡适与李大钊联合蒋梦麟、陶孟和、王徴、张慰慈、高一涵等人在《晨报》上，共同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指出“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故而专门宣传，并提出四种最基本的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政府不得在宪法之外另立种种限制。
1922年5月14日，胡适拟就《我们的政治主张》，得到李大钊的支持，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汤尔和、陶孟和、丁文江等十六人赞同签名，发表在《努力周报》第二号上。这是胡适谈政治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改良政治，建立“好政府”的第一个具体纲领。得到已成为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的支持，说明胡适的政治主张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并不相悖。
1926年7月，胡适赴欧路过苏俄，在莫斯科停留三天做了许多参观，如参观“国际文化关系会”、革命博物馆、第一监狱等，还访晤了在那里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及蔡和森诸人。他在给徐志摩、张慰慈等友人的信中，明确表达了他对苏俄社会建设、教育改革等方面的欣赏。李大钊在被捕前，得知胡适对苏俄的态度甚为高兴，他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他往西走，打美国回来。”可见李大钊对胡适的关心和希望。
胡适、李大钊的私交也很亲密，胡适母亲亡故时，经济上并不宽裕的李大钊赠赙仪。
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胡适一直怀念这位好朋友，1934年1月2日，胡适冒着大雪，到京郊西山，去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葬后不久，夫人赵氏也病故，夫妻合葬，俱无碑碣。胡适泪眼滂沱，悲从中来，回去后，他即找到老友蒋梦麟，让他为李大钊补立一碑。
其实，李大钊就义后，其家属的抚恤事宜，全由胡适一手张罗筹办，直到1932年北大重建后，胡适历时五年，费尽心血，李大钊家属抚恤之事，才有了圆满的结果，不仅每月的款项有所增加，而且抚恤期限也得到延长。
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在扉页题曰：“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李大钊被列为四位朋友之首，足见胡适一直在敬重怀念他的这位挚友。
四年后的1934年7月，胡适参加刘半农追悼会时，竟还记着留下“守常惨死”的挽联。
胡适的科学人生观，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非没有扞格与论争，但他与共产党人李大钊并肩战斗，意外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障碍。这就是胡适与李大钊友谊的坚实基础。成就了中国文人志同道合的友谊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