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既非操，莫为修。”这句话说的是《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故事，即曹操杀杨修。
曹操身为朝廷宰相，统兵元帅，为人豪爽大度，为文慷慨激昂。他招贤纳士，意欲一统中国。如此雄才伟略之人，何以容不下一个书记官杨修呢？这里面的原因也许错综复杂，但就从其中的一些端倪，不难看出杨修的渎职和自以为是的小聪明来。
杨修为人机智敏锐，又好学博记，自然有几分恃才傲物的文人气质。这是知识分子致命的弱点——以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便拿自己肚里墨水丈量世间海水，多少有些觉不着。当然，杨修并不敢轻视曹操。从他给张松推荐曹操撰写的兵书一事看，他是很尊重曹操的。不过，杨修不会因此轻视自己，从骨子里剔不掉文人的傲气。他一方面从政治上服从曹操，尊重曹操；另一方面又从机智聪慧上可度曹操之腹而沾沾自喜。如他的门上一个“活”字的妙解；他的一人一口酥的巧辩；尤其是他的一根鸡肋的理论，终于为他制造了悲剧。平心而论，杨修除了有些自我显能之外，他还是以曹操为荣的。他把自己跟曹操是划为一类人的。
但是，曹操不仅是一个文人，更是一个政治家。在曹操的分类学里，不仅仅有一种标准。这一点，杨修至死也不会明白。曹操杀杨修，固然是心太狠了点。但是，我们按曹操的第二条标准来看，也许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在曹操看来，杨修的度人之明不仅是一种卖弄自己聪明的轻浮之举，更要命的是一种不懂政治和军事的愚蠢之举。更何况杨修不以大局出发，为曹公出谋划策，反倒以旁门左道为乐，以察言观色为荣。实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杨修的死揭示出一个处世的道理。作为一个谋士，当以大局为重，积极主动地配合领导开展工作，出大谋、划好策，而不要一味地度领导之腹，私下里夸自己聪明。就是出大谋、划好策，被领导采纳了，也不能显摆自己，时时跟领导拉平。要知道那是拉不平的。这倒不是领导一定要把你的建议据为己有，而是时势所需。即便是民主政治，也忌讳政出多头，更何况曹操的权威岂能受到削弱和怀疑。作为领导，当应集思广益，兼听则明，而对于像杨修一样不顾大局，只图自己一时得意而故弄玄虚、有损团结、涉嫌泄密的下属，必须给予一定的处罚，以示警戒。
这倒不妨总结为一条处世箴言：既非操，何为修。
（二）
“莫把傲骨作反骨”。
诸葛亮一见魏延，不论其功，便要杀头。理由是魏延脑后有一块反骨。那么事实呢？并不尽然。据我考证，魏延此人不仅武略过人，就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也只能说略逊于诸葛亮。若拿姜维作比，当不分上下。唯有一别者，当是魏延桀骜不驯，姜维谦恭有度。这便是诸葛亮一见魏延便起杀心的所谓“反骨”。至于魏延后来果然反了，也不能只怪他，也有诸葛亮对魏延不能量才使用，又处处疑心提防有关。当然，诸葛亮是了解魏延的，知道他是个将才，但是诸葛亮更明白魏延是个不甘屈于庸人之下的能人，必须先杀杀他的傲气，才能勉强驾驭这匹烈马、野马。可以说，诸葛亮自打招降了魏延以后，就一直很小心也很费心。直到他临死之前，才彻底地放弃了。在诸葛亮看来，魏延只有他可以使，别人根本就驾驭不了。
也许诸葛亮是对的。魏延是一个恃才傲物的家伙，他只服比他强的人，可以不论尊卑。所以他会对昏庸的主人说不，甚至不把主人当回事。这种人不守忠条，不受限制，便把傲骨作了反骨。诸葛亮说他脑后长着反骨，有两层意思：一是借相术之道以提高自己的权威；二是借当头一棒给魏延以下马威。这已经是历史了，我不想过多地阐述自己的理解。我只想说，魏延的悲剧是有着深刻的必然性的。那就是几千年来，沉淀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尺码，心理向度：谦恭敦厚是美德。傲，不管是傲气，还是傲骨，都要招徕非议，甚至是不测的灾难。
那么，借古喻今，也说明一个处世的道理。那就是要正确地理解徐悲鸿先生的“人不可无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句话。傲骨与傲气并不是两种对立的精神境界，自然也就不可能如此轻松地作出取舍。有傲骨的自然有傲气，而有傲气的傲骨就可能是一块反骨。又有谁能把握住其中的度呢？而我以为傲骨就是一个人的自尊，即人格品质。傲气就是一个人的自信，即人格风采。傲骨寄于内，傲气溢于表。而反骨就是傲气超越自身范围，向外扩张到了别人的领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杀伤力，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为人既然不能没有傲骨，也就无法避免神情中的傲然风采。但是，只要记住，这是每一个人的自尊自信罢了。不要过分张扬它。常以“谦恭是美德”的古训来教导自己，提醒自己。
因此，莫把傲骨当反骨。这是第二条处世箴言。若套用“三国”语，应该说是：当学姜维，莫做魏延。
（三）
“既生瑜，何生亮？”
《三国演义》以其高超的艺术创作为后人留下了一道解不开的难题。周瑜，还是诸葛亮谁最值得同情，谁最值得推崇？罗贯中的情感明显倾向于诸葛亮。因为创作的需要，也是作者理想的需要。诸葛亮必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哪怕把他几近神魔化，作者也要精心打造这样一个形象。事实证明，罗贯中是对的，诸葛亮无论在小说中，史册中，还是世俗中都备受读书人和老百姓认可。从这一点中可以看出，罗贯中是一个尊重历史也尊重人民的小说家。人民喜欢他用艺术手段来塑造这个英雄。
与周瑜比，诸葛亮真的更高明吗？不，不是这样的。除去借东风，能掐会算这些神话部分，两个人是相当的，他们俩几乎是不谋而合的。两个人的聪明和智慧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不相上下。这样两个人不能共事一主，一方面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的，另一方面即便是和睦相处也是人才资源浪费。罗贯中为塑造一个诸葛亮，先是让徐庶进曹营做了哑巴，再是让周瑜活活气死，就是庞统也在战场上惨烈牺牲。这三个人哪个不是治世之能臣，战时之统帅？作为对手没有始终，就是同事也没有始终。罗贯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全力打造诸葛亮这样一个顶级典型人物，让这一类智慧型人物的全部光环都围绕着诸葛亮这个艺术形象闪耀。而让周瑜的妒忌、徐庶的清高、庞统的早逝，当然还有其他能够表现“英才身上的美德或缺憾”的三国艺术人物来分担这个主要人物，从而达到小说在一类人物群像的塑造上实现艺术表现力的张显和内敛的均衡与和谐。还有忠勇之士的塑造，关羽就是一个典型，为这个典型同样塑造了张飞、赵云、吕布、马超等助手、对手形象，从而丰满了主形象。这是写历史长篇小说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手法。
有点扯远了，还是说周瑜和诸葛亮，诸葛亮略胜一筹的是知己知彼更知对方当事人。这一点很重要，诸葛亮知周瑜、知曹操、知孙权、知司马懿，也就是说他一直跟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人在作对，而且他总是胜算在握。这样的一个人真实存在吗？存在。三国存在，诸葛亮就存在。诸葛亮治蜀成效显著，就说明这一点。从历史的长河里，找到乱世图治并且卓有成效的能臣良将，不止诸葛亮一个，几乎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让后人无限敬仰。尽管在历史的当时，他们都不过是当时历史的几个清醒者而已。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只要历史在前进，人类在进步，就有这样的后人抱定理想追求，选择他们作为人格的模范。正是有这样的人存在，比如，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伟人。中国革命选择了他，就会出现拐点，历史也就改变了面貌，有他没他就是大不一样。因此，诸葛亮这个形象通过《三国演义》不但家喻户晓，而且经久不衰。不光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就是精英政治，而是在人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理想的政治蓝本和理想的政治人物标准。从这个角度上讲，诸葛亮必生。
周瑜的这一句牢骚发得深了去了，但是天降才俊就是要出类拔萃，历史选择人才同样是精益求精的。当然，周瑜也是拔尖的人才，但是忧愤而终。这样的英雄不是同样让人敬佩吗？我一直在想，如果给徐庶立碑，不妨写上四个字：“不言以智”。给庞统立碑，只写两个字：“止智”。给周瑜立碑，不妨只写一个字“知”。因为他知之太深，知之太透，却又知之以迟。在打时间差上输给诸葛亮的他，显然也是一个智者，但是我想去掉“日”这个时间概念很强的底部，还是想说作者在塑造典型上的一番苦心。如果这样，诸葛亮的碑文就好弄了，立无字碑，不着一字。因为我还是比较同意武则天的看法，认为无字碑的层次应该是最高级。但是，武则天是不是最高级另当别论。立碑撰文其实追求的美学最高境界就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是题外话。把他们四个人放在一起，表明我的一个态度。就是智者其实是有层次的，当然不是考级的层次。如同国画的层次渲染，是一层渗透一层之后的样子。在这样一个基本面上，个性就成为智者最引人注目的色彩了。
这样的话，周瑜的这句话就应该改写一下，叫做“天生瑜，时生亮。”“天生瑜”就是英才天降，或天降人才。“时生亮”就是时事造英雄，英雄论风流。诸葛亮兢兢业业用一生的心血去努力，都没有完成他的统一大业，只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更何况“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周瑜英年早逝，岂不让一个时代抱憾，让一段历史受损？
我不是英雄创造历史的“精英论者”，但我相信历史需要英雄的民族，英雄的人民挺起它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