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谓此以郊祭名篇。先儒说「郊」，其义有二：郑氏以为「天有六天，丘郊各异」，王氏难郑以「天体无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此郑王二家之大旨也。愚按：郑说皆本周礼及纬书。周礼如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之类是也。纬书如「紫微宫为天帝。太微宫有五帝座星：青帝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熪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汴光纪，黄帝曰含枢纽」之类是也。故郑谓：「冬至，祀于圜丘者，天皇六帝也。夏至，祀于南郊者，感生帝也。五时迎气者，五天帝也。感生帝别于四帝，是有六天。」后儒因谓：「凡祭之数，圜丘与郊，二；五时迎气，五；通为七；九月大飨，八；雩祭，九；是有九祭也。」呜呼！天何如是之多？祭何如是之数耶？自古惟冬至祀天于南郊，下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是也。周礼「圜丘」之名，盖不可信。此外惟孟春祈縠亦名郊，止此二郊而巳。说详下「郊之用辛也」下。至于经传或称帝，或称上帝者，皆天也。若周礼称天曰「昊天上帝」，曰「天神」，曰「大神」；纬书称天曰「天皇大帝」，曰「紫微大帝」，曰「北极耀」，曰「魄宝」，皆不经之说也。五帝之名，诗书无之，始见于月令，为大皞、炎帝、少皞、颛顼、黄帝。后儒以周礼为五天帝，因谓月令为五人帝，马、贾、王之徒则以周礼同月令，皆为人帝，不主天帝之说。夫月令「迎四时于四郊」，亦止言「迎时」不言「迎帝」。自周礼有「兆五帝于四郊」之文，而郑氏遂附会以为「迎帝」焉；以及周礼言「祀五帝」等，诸「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纬书「灵威仰」「赤熪怒」诸名，亦皆不经之说也。凡此皆不辨可知其妄矣。第郑谓「六天郊丘异祭」，王谓「一天郊丘同祭」，即无论有识者，亦知是王而非郑。然而当日王之难郑，终不足以尽折其非，而后世之儒又多持依违两可之见者何也？则皆以周礼一书误之也。郑倚周礼为经，得以阴用其纬书之邪说。当西汉之末，谶纬盛行，周礼亦显于其际，安知周礼之「五帝」非即如纬书所云乎？则周礼几何而不同于纬书也。而王主月令「五人帝」之说，按之周礼自为不合，乃不能明言周礼之伪，而其云「郊丘同祭」，仍惑于周礼为说，此非王之难郑，终不足以尽折其非者乎？历视宋儒所说，如刘执中谓郑「天有六」为误。又谓周礼「五帝」为正经。唐与政谓肃谓：「迎气、明堂皆祭人帝。」若是，则周礼「烟祀五帝」皆非「祭天」可也。陈用之谓：「肃合郊、丘而一，则是以五帝为人帝，则非有天地则有五方，有五方则有五帝，果以月令五人帝为五帝，则前此岂无司四时者乎？」此皆执周礼以伸王者。陆农师谓：「合郑、王而以理折之，天固有六，而祭寔无异。」此祖述郑说而以示为郑王调停者，其识尤陋，此非后世之儒多持依违两可之见者乎？故曰：「皆周礼一书误之也。」礼器郊特牲各自为书，辑记者偶萃为一处，又适叙礼器于郊特牲之前耳。其实作礼器者在郊特牲之后，何以见之？礼器分别「大小」「多少」等义，皆摭拾诸礼文为之。其云「祭天特牲。天子适诸侯，诸侯膳以犊」，及「大路繁缨一就，次路繁缨七就」，皆取郊特牲之文而小变之者。郑氏于此节曰：「此以小为贵也。」孔氏曰：「郊特牲文承礼器之下，覆说以小为贵之事。」郑氏又于「大路繁缨」节曰：「此因上说以少为贵者。」嗟乎！礼记四十九篇，果为一人之作乎？其在前者，果其人之前作；在后者，果其人之后作乎？甚可嗤也！此节本文明言「贵诚」，其无「贵小之意」；「大路繁缨」节是说「尊卑之制」，亦并无「贵少之意」。今悉外本文而远承前篇立说，亦可谓：「固哉！为礼矣。」（卷四六，页四—七）
大路繁缨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也。诸侯为宾，灌用郁鬯，灌用臭也。大飨，尚腶修而已矣。
说见上。郑氏以礼器「次路七就」「七」字为误，不知礼器取此也，而其或小变之，或字误，均未可知，余详礼器。「郊血」四句，及「诸侯为宾」二句，皆言「不飨味而贵气臭」之义，其文亦错落浑古。礼器以「郊血」四句，言「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以「诸侯为宾」二句，言「礼之以少为贵」，则礼器之取此明矣。孙文融曰：「腶修非气臭，但不极味。言尚此，则此外皆飨其臭耳。」此论甚细。郑氏释为「亦不享味」，诸家皆混承之非是。（卷四六，页九）
大飨，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献之介，君专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陈用之谓：「周礼，天子之席不过三重，诸侯之席止于二重，则国君之席三重者，是殷之制。」如其说，则殷礼反文于周礼耶！「三献之介」，大夫也。「君专席而酢」，则大夫亦应是专席。礼器谓：「大夫之席再重」，亦所谓小变之者。孔氏曲解以为：「大夫席虽再重，今为介，降一席，祗合专席。」孔氏之礼也。（卷四六，页一二—一三）
飨褅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故春褅而秋尝；春享孤子，秋食耆老，其义一也。而食尝无乐。饮，养阳气也，故有乐；食，养阴气也，故无声。凡声，阳也。
郑氏曰：「褅，当为禴之误。王制曰：春禴，夏褅。」按：郑据周礼以王制为夏、殷礼，而又改此文以合王制，可谓紊乱礼文之甚矣！礼言从来不同。祭义亦曰「春褅秋尝」，岂皆误耶！按商颂「顾子烝尝」，鲁颂「秋而载尝」，皆有乐。又祭统：「大尝褅，升歌清庙，下管象。」而此谓「无乐者」，意欲以阴阳分「有乐」「无乐」，因以「有乐」「无乐」分「褅」「尝」耳。欲伸已说，未免有凑合之弊。凡祭未有「无乐者」，或以仪礼三篇言「卿大夫之祭，皆无乐」，不知仪礼不言乐耳，非无乐也。（卷四六，页一四）
鼎狙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笾豆之寔，水土之品也。不敢用亵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义也。
按：有司彻言「陈六豆」，乡饮酒义言「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则此奇偶之说，恐未尽然，诸家曲解之，非是。（卷四六，页一七）
宾入大门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乐阕，孔子屡叹之。奠？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也，阴阳和而万物得。
孔氏曰：「飨礼已亡，今约大射及燕礼解之。按大射礼：『主人纳宾，宾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燕礼记云：『若以乐纳宾，则宾入庭，奏肆夏。』此云『宾入大门』，谓朝聘既毕，受燕享之时。燕则大门是寝门，飨则大门是庙门。」愚按：谓「燕则入寝门，飨则入庙门」，又谓「朝聘既毕，受燕飨之时」，不知此之入门，入寝门乎？入庙门乎？何混而不分也。陈用之曰：「哀公问（按陈氏所引实为仲尼燕居篇文。）言『入门而金作』，则不止肆夏，言『升歌』则止于清庙，言『下管』则止于象。此言『入门而奏』则止于肆夏，言『升歌』则不止于清庙，言『匏竹则不止于象」。招陈说其不同又如此。然陈又分「哀公问为飨礼，此兼燕礼。」亦臆说。记文无分别「燕」「飨」之义，大抵本之襄四年左传「金奏肆夏之三」，及「三夏，天子所以飨元侯也」诸说。其谓「入门而奏肆夏」与家语「入门而金作」，未始不同，即左传所谓「金奏肆夏」也。此等处正不必以牵缀强解为能事耳。（卷四六，页一八—一九）
旅币无方，所以刖土地之宜，而节远迩之期也。龟为前列，先知也，以钟次之，以和居参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孔氏谓：「往德，北本为任德。」按：当以「任德」为是。又礼器言「尊德」，义亦相近，则非「往德」益可知。（卷四六，页一九）
朝觐，大夫之私觌，非礼也。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觌，所以致敬也。而庭寔私觌，何为乎诸侯之庭？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
据文义，首言「国君朝觐于邻国，大夫从君而行私觌，非礼也。其大夫执圭专使而聘，所以申信也；亦不敢私觌，所以致敬也。然而庭寔私觌，何为乎诸侯之庭哉？为人臣者，无外交，示不敢贰君也。」自注疏解此文因乡党：「孔子执圭，私觌。」故于「大夫执圭而使」二句，补「聘宜私觌」之义；于「不敢私觌」二句，又遥缴上「朝觐之大夫不宜私觌」之义，甚为迂折，全失本文两所以直下语气。按：古者相见必以礼，故「朝」「觐」「聘」「使」，皆有私觌之礼。记者必以「私」字为不可训，故言此。不知言「私」者，所以别于「公」耳，人臣固不可有外交，私觌不得遂为外交也。记文本属过而曲解之，则又非记文意矣。（卷四六，页二一）
大夫而飨君，非礼也。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
「杀」乃「降杀之杀」。注疏作「杀戮之杀」，非。孔氏曰：「按三桓之前，齐公孙无知、卫州吁、宋长万皆以强盛被杀。此云『由三桓始』者，据鲁而言。」按：上云「由齐桓公始」「由赵文子始」皆统天下言，非言鲁国，何独此言鲁国乎？辞遁可知。然三桓不见有飨君事，不知记文何据而云？（卷四六，页二二）
诸侯之宫县，而祭以白牡，击玉磬，朱干设钖，冕而舞大武，乘大辂，诸侯之僭礼也。台门而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礼。故天子微，诸侯僭。大夫强，诸侯胁。于此相贵以等，相觌以货，相赂以利，而天下之礼乱矣。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
「白牡」「大路」，皆指周言。郑氏谓：「殷天子礼。」盖因明堂位「殷白牡」及「大路，殷路也」而云。不知鲁颂：「白牡骍刚。」顾命：「大辂在宾阶面。」周何尝不用「白牡」「大路」乎？明堂位之言决不可信。且亦未闻殷诸侯有僭礼者，郑氏之言何其不审量而出乎？「绣黼」，谓衣领上刺绣为黼形，释器所谓「黼领」是也。「绣」即尚书「黼、黻、絺绣」之「绣」。郑氏改「绣」为「绡」，非。孔氏曰：「五色备曰绣，白与黑曰黼，不得共为一物，故以绣为绡。」按：「白与黑曰黼，五色备曰绣」，此考工记云。对举则其义如是，分言则「绣」为「黼形」，何以不可共为一物之有？「诸侯」五句文亦主三桓而言，以其祖桓公，而以桓庙设于私家也。故言「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先以「诸侯不敢祖天子」作起，故于「大夫」下有说，而于「诸侯」下无说也。于诸侯无说者，鲁有文王庙，自周公时已有之矣。然据正义：「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此二语凛如冰霜烈日，不独「大夫祖诸侯」之非，而「诸侯祖天子」其非自同。不得以鲁有周庙，郑祖厉王遂谓：「大勋懿戚所宜有也。」孔氏于「大夫不敢祖诸侯」引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以为之说。左传乃春秋时制，不可援以说礼也。（卷四七，页三）
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
此节之义向有两说：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后为三恪。据乐记：「武王克商，未及下车封黄帝、尧、舜之后，及下车封夏、殷之后也。」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为三恪；存三恪者，不过于三以通三正。此据左传「封胡公，以备三恪」之语也。崔氏曰：「郊特牲云：『存二代之后，尊贤不过二代。』又诗二王之后来助祭。又公羊说云：『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正。』以上皆无谓。『二王之后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备三恪，则非『不过二代』之意。左传云『封胡公，以备三恪』者，谓上同黄帝、尧、舜，非下同夏、殷为三恪也。」此主前一说也。唐天宝议曰：「按二王三恪，经无正文。崔灵恩据礼记陈武王之封，遂以为通存五代，窃恐未安。今据二代之后，即谓之二王；三代之后，即谓之三恪。武王所封，偶契二王之后，非历代通法。故记云『尊贤不过二代』，示政必由旧，因取通已为三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虽远难师法，岂不得录其后？故亦存之。因谓之三恪。左传云『封胡公以备三恪』是也。是知无五代也。」此主后一说也。今列之于上，以备参考。然此等之礼，亦第可行于周，而不能通其说于周以后何也？如秦亦一代，汉兴将与周并封之乎？是则所谓「天子存二代之后」者，亦非百世通行之礼矣。又按：崔氏之说与记文之义相合，徐伯鲁本之，故曰：「存夏、殷二王之后，而封黄帝尧舜之后，谓之三恪。」通典之说与记文相违，郝仲舆本之，故云：「凡古神明后，先王皆欲存之。今谓尊贤不过二代，何居？」（卷四七，页七—八）
君子南向，答阳之义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
「君之南向，答阳之义」，所谓「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是也，非为答臣之故。若「臣之北面」，则为「答君」故也，又非「答阴之义」，语似对而义实异。大夫为诸侯之臣，于其君不使稽首，所以尊诸侯也。诸侯之为天子之臣，于其臣必用答拜，所以尊天子也。然则实似大夫尊家臣，诸侯尊大夫矣，恐致后如鲁之政逮于大夫与三桓，子孙微则奈何？故有制礼本善，而积久不能无弊者，此类是也。记文曰「非尊家臣」，此一语殊有关系。（卷四七，页一○）
孔子曰：「三日齐，一日用之，犹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