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十七年前，也许三十八年前，我在北京市文联和文化处当小“催班”（那时还没成立文化局）。有天副处长王松声正在门外上汽车，见我在门口，就说：“我去松柏庵，你跟着去玩玩好不好？”跟着玩有什么不好？既没打听松柏庵在哪儿，也没问他干什么去，就跟着上了汽车，上车后发现里边先坐有一个人，圆脸，衣着整洁，戴一副茶镜。松声介绍说：“这是沈玉斌先生，梨园公会负责人。”沈先生很客气，连连点头说：“您贵姓？您多帮忙，您……”文联上下几十位，没一个对我称呼过“您”，因此我对沈先生印象就很好。
车子开过天安门，开出前门。司机问：“还怎么走？”
沈先生说：“上自新路，奔第一监狱……”
我一听不妙，那时我虽然还没当右派，并不认为和监狱有缘，究竟这名称不大吉利；心想：松柏庵，挺雅的名字，怎么修在那地方？
沈先生和王松声在车里谈话，我听出沈先生正为创办一个民办的戏校奔走，校址要选松柏庵。
车子开到陶然亭就停下了，才下过雨，那一带道路积有没腿肚子的水，只能蹚过去。
这松柏庵原来建在一片坟地和菜园中间，离监狱一箭之地，房屋还整齐，打扫得也干净。因为有个看监狱的老头退了休在这看房。我们先在东院看，东院是庙。供的既有道家的真武大帝，药王爷，也有佛门的如来佛和观音大士，“一庙两制”倒也相安无事。随后到西院，这里是“梨园先贤祠”。供的是历代名艺人，我记得同光十三绝的人物有几位就在牌位上。
看完庙去看坟地。看见了杨小楼、金少山等的墓碑。
到此才知道松柏庵不是一般庙宇，而是梨园界聚会议事之所。听说早晨还有梨园子弟在这儿练功。
筹办私立戏校，跟我工作无关，并不关心，以后的事就没打听，第二年春天，上海戏校忽然解散了，我有个弟弟在上海戏校学花脸，这一来就失了学。他求我帮忙转到北京有关的学校来。那时学生转学还不像今天这么难。要多少赞助费呀，去负责人家作“私人礼节性拜访”呀，为老师谋什么福利呀，这些还没时兴，可是公立学校的手续已经复杂起来了：有的学校已很有了点“官校”的气味了。问了几处，皆碰钉子。这时才想起私立民办的学校来。赶紧去打听，说是已经建立，取名“艺培”。校长是郝寿臣，沈玉斌就是主任，但还没招生、开学。我找该校一位秒书谈了一次，不料一谈就妥。人家说：“我们这学校是艺人们集资筹款的，就为了替祖师爷传道，给子弟们出路，有培养条件就收，没别的讲求！”
这时我才感到沈先生作了件功德无量的事。见到沈先生我说了这看法，沈先生眼圈一红，摘下茶镜来擦眼，说道：“我就是跑跑腿，真正出力的是同行们，梅尚程荀、马谭裘张，连萧长华先生都为学校举办了义演。特别是侯喜瑞老先生，拍着胸脯说，有事尽管找我。学校教员实我一个，不要工资，不要车马费。茶叶自备，供我开水就行，您就派活儿吧。”
我听了着实感动，有一天郝寿臣、沈玉斌等一些人去学校检查开学的筹备工作，我又跟着去了。松柏庵已变了样，东院拆了几间房正盖楼，南边坟地正移坟，说是在建一个中学。戏校的办公室就设在“先贤祠”。记得还在那儿吃了顿“涮羊肉”，羊肉是外边买来的，锅子是沈玉斌从家中提来的。因为已有人办公，有了伙房，就请伙房准备点佐料，完全私人聚会的气氛。
开学以后我又去看过两次，看见老师学生就在太阳地里说戏练功，和国立、公立学校相比实在寒酸得可怜，没有明亮的教室、现代化的排演场、花园式的校园。学生们也没有国家供给的漂亮校服。孩子们大部分在走读，所以个个穿一双泥鞋，在青砖地上铺块毯子就练斛斗，但师生们那股干劲、那股热情倒像更感人些。也就是在这里我结识了好友苟令之、令文幼司老生，对曲艺也有研究，调此后从事教育工作一干就四十来年，颇有建树。
过了七八个月，他们告诉我要举行汇报演出了。我听了有点不敢相信，这么几个月就出戏了？当然要去看看，演出地点在中国戏校的排演场，就是当年张大帅的帅府内，倒不是要摆排场，实在是艺培不仅没有排演场，当时也没戏箱。两样一块借。好在郝寿臣兼中国戏校教授，中国戏校教务长史若虚也兼艺培的职务，就有了许多方便。
那天看戏的去了不少，梅先生、萧先生、姜妙香、李多奎，似乎凡是当天不演出的名演员都去了。演出的戏有“二进宫”、“望儿楼”、“铁弓缘”。还有什么忘了。从一开场就好声不断，我旁边坐着王少亭。这位老先生一边抽旱烟袋一边赞扬：“真不易！”“有范儿！”并问我那出戏是谁说的？学生叫什么？几岁？我都不知道，幸好身后坐着位内行，可能是苟令香，也许是袁韵宜，总之声音很甜。一一作了回答。我才知道那个小老旦叫王晓临，老生叫汤佑仁，是兰芬的孩子，花脸叫孟俊泉。旦角戏开蒙是华世香说的……闭幕后王少亭冲我一笑：“您合真是一问三不知呀？”我说：“我是个棒槌您哪！”
闭幕后在会议室开了个小型座谈会，老先生们十分兴奋，尤以梅先生讲的多，他说看来物质条件好坏并不重要，有办事热心就能出成绩，艺培应当保持这股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后中国戏校应和艺培多合作，互相学习。大家对演出有不少鼓励，特别对王晓临的老旦和“铁弓缘”那个小花脸（忘了叫什么名字）赞不绝口。我知道艺人们是爱讲客气话的，但那天的话听起来却十分诚恳，并非客套。有位老先生还悄声对我发表了点见解，我至今觉得有理。他说：“看来内行子弟没有外行子弟学得规矩：这是因为他们进学校前受过熏陶，但也学了些毛病。入学后要先改毛病，就多费了一道手。另外，名角的孩子不如辰仓的孩子学得好。什么原因您琢磨去吧。”
那天最高兴的自然是郝寿臣先生。散会时特别拉住我手说：“瞧出来没有，艺培花脸这一行出人才。叫你弟弟好好学，我保他学出来。”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那舍弟未能好好学下去，也就一直没学出来。近来听说，有几位艺培还不错的毕业生，移居香港后，作生意的也有，当电影放映员的也有，就是没有唱戏的，我有点替老先生们心酸。
“艺培”民办了几年，就改成公立了。物质条件有了改善，规章也有所更改。陆续出了张学津、孙毓敏、李玉芙、王晓临等等一长串名演员，如今俱是京剧界的顶梁柱，但是开创艺培和在艺培受教育的人，其命运却并不顺。沈玉斌五七年错划成右派，被撤职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搭上性命，孙毓敏被逼跳楼寻死，命虽保却跌断腿。至于教过学、出过力的马连良、裘盛戎等一批老伶，个个在劫难逃。著名的“国子监火烧四旧”案，主角里就有“艺培”的人。我无意揭某些个人的痛处，只是说这段可悲的历史不应忘记。其实，当时有人参与其事，确是出于幼稚和迷信，社会形势使然。个人也是被利用的。过后有人有所醒悟、幡然改悔，仍不失为好人。我知道有个学生，被“四人帮”分子煽动欺骗，成了打手，打得沈玉斌一见他就哆嗦。文化大革命后他悔悟了，找到沈先生痛哭认罪。从此月月去看望老师，沈先生一再对我说，这学生是有良心的好人，沈先生去世后，这学生按月给师母送赡养费，至今不断。我对这人颇敬重。这人确实称得起是条汉子。这样的人多了，社会风气才会好转。比起有些人嘴上教训别人“知耻近乎勇”，自己却决不肯向勇字靠近一寸，要可爱得多。
因为有这点渊源，听到有人写了《松柏庵传奇》我就十分高兴，为这个学校宣传，也是对创业者一丝安慰，作者中有些我是熟识的。佟志贤是现任校长，三十年前我认识他时他却是个以写歌词闻名的才子，肯献身戏曲教育事业，令人起敬；和宝堂是艺培毕业生，对文学和艺术都有执著的追求，人则年轻热情，谦逊好学。据他给我介绍，说刘剑华是个大学科班出身的文士，这几个人执笔，本书准有看头。我不能再多说。说多了更显着自己是“棒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