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地处长江中心的一个孤岛，建制是一个村，三个社，一年有三季四面环水，三峡涨水到156米之后，就形成了终年四面环水。
按长江水利委员会1992年调查的淹没实物指标计算，这个孤岛淹没各类耕地园地约2100亩，淹没房屋面积约31000平方米，240多户人家，安置移民人口为1179人。这个孤岛在三峡涨水到175米后还将剩400亩土地和20多户人家。
但问题也就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孤岛不是全部淹没，在高处留有一个“尾巴”。按规定，水位线175米，迁移线177米以上是不补偿的。移民有意见，政府头痛。剩下没有补偿资金的20多户的人家怎么办？
江心只剩“屁股”大块地方，四周漫漫大水，而且处在主航道上。
村民就医、子女上学、买米买菜都要涉水过河，出了安全问题谁负责？
政府一咬牙，决定这个村得全部迁走，让他们自己联系到附近城集镇安置。无移民资金补偿部分，由政府勒紧裤腰带，先掏钱给村民补上。
三峡库区没涨水之前，有100多个江心孤岛，而这个江心孤岛是全库区最为富饶的一个村庄。孤岛比较富裕的成因主要有三：一是得“水”独厚的气候条件，在江风的吹拂下，庄稼一般要比当地早熟半个月，这在市场价格上有极大的优势；二是孤岛都有大批季节性河滩地可耕种，这些河滩地一般是折半计算，或者就没有计入过承包地；三是江心孤岛物产尤为丰富，盛产桂圆（龙眼）、柑橘、花生、芝麻、烟叶、草莓、榨菜等高附加值的农副产品。
生活在江心孤岛的村民，其生活水准与当地农民比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上苍恩赐的风水宝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岛上还有不成文的风俗，姑娘一般找对象只在本地，把姑娘留在生活富裕的岛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可岛上资源有限，人口越来越多。
三峡要涨水，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江上孤岛的村民陷入巨大的震荡，平静优裕的生活一下被搅了个七零八落，人人都有一种失落感和恐慌感。
而移民补偿资金的标准对他们来说，就显得难以接受。
从2002年开始，他们多次到区、市，甚至北京上访。
他们反映的主要问题：一是土地补偿标准低；二是补偿土地面积不足；三是要求将村组副业（村办榨菜厂）按工矿企业补偿；四是龙眼树应作为特种果木予以补偿；五是要求按外迁移民对待；六是要求淹没线上的土地按《国土法》征地补偿；七是要求对移民购房、经商、入学等出台优惠政策；八是要求提前享受后期扶持；九是淹没线上房屋、学校、高压线补偿偏低；十是要求公布1992年调查实物指标的原始依据。
单从移民反映的问题来看，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这个江上孤岛的移民兄弟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三峡移民补偿标准对整个三峡库区是“一刀切”，是“黄鳝泥鳅扯成一样长”，是“一碗水端平”的产物，而不是针对部分“情况特殊”的社、村、乡、县。于是，书记、镇长带着工作组进驻江心孤岛，夜以继日地做移民的工作，一住就是3个月。
第四个月，工作组突然“升格”，由一区领导任组长，带着100人入驻江心孤岛，专门调了一艘轮船停泊在岛上作为工作船。
开会、谈心、做工作，干部编组、分户、落实责任；同时动员在城区机关工作的江心孤岛籍的干部、职工、教师回村做三亲六戚的政策解释工作。
由于移民反映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土地补偿标准偏低这个问题上，无论怎样思想攻心，政策解释，他们始终认为算的账不正确，不对味。于是，“撒向孤岛都是怨”，工作组挨骂，给工作组做饭的移民还差点没挨一顿好揍。
半个月过去了，移民搬迁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于是，双方进行公开算账。参加算账会的有村移民代表和村社干部12人，重庆市移民局、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区审计局、区司法局、镇政府和当地新闻单位的记者等等。通过几天的公开算账，村移民代表对算账的结果和199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查的原始资料没有提出大的异议。
当区、镇政府认为通过算账已达到“风平浪静”的目的时，谁知，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了，移民认为算账不公平，组织几十人到北京找到了国务院三峡办，要求再一次公开算账。
于是，第二次算账会的阵容和规模可以说空前强大，也可能是三峡移民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高规格的算账会。
参加这次算账会的有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市移民局、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和镇政府等单位的负责人。移民方认为第一次参加算账的代表只有12人，太少，于是增加一倍，选出了24名代表，并“取消”了村干部作为代表的资格。
此次算账会在一家四星级酒店进行，是一次“真刀真枪”的移民补偿算账会。翻文件本本，拿规章制度，找原始依据，查实物测量……
算账结束后，村民选出来的24名代表傻眼了：其结果与第一次算账结果一样，而且比三峡库区“一刀切”的补偿标准还高出一大截，生产安置费补偿标准超出库区人均7000元的上限标准，高出部分是当地政府给这个江上孤岛的优惠政策。移民仍然不服，坚持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算的账才是正确的账，区政府算的账，是一笔“糊弄人的账”。江心孤岛的“具体情况”就应该“具体对待”。
一个要“具体对待”，一个搞“一刀切”。移民大队人马与算账大队人马对峙、僵持，并擦出了一阵阵“火花”……
移民们提出来的补偿标准偏低的问题也是事实。因为《土地法》规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费标准和移民安置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这就是说，三峡库区土地补偿标准，是按《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1991年2月15日国务院令第74号）执行的，该《条例》第二章第五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三至四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每亩年产值的二至三倍。大型防洪、灌溉及排水工程建设征用的土地，其土地补偿标准可以低于上述土地补偿费标准。”
一句话，库区淹没土地补偿标准，就是取《土地法》颁布的下限标准。而《土地法》是把水电工程“排除在外”的。
移民大惑不解：同样是征用土地，为何标准不一样？到底是《条例》这个规章大，还是《土地法》这个法大？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对移民普遍提及的这个敏感问题，都是“缄口不言”，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沉默。在库区的实际情况是：政策与政策打架，法规与法规吵嘴的事经常发生。
在城市征地拆迁中，房屋的补偿单价包括房屋的直接造价、基础设施配套和区位价值，补偿价一般略高于该房屋折旧后的市价。而移民迁建时，对淹没单位及居民只补偿房屋的直接造价，什么征地、基础设施配套、区位价值等等全是由地方政府统一规划和安排。
库区移民大规模搬迁，往往是和城市的发展结合进行的。由于主客观原因，地方政府肯定不会只建原面积的住房和原面积的商业门面，新房、新楼、新街建好之后，居民的区位商业价值必然会发生重大改变；部分居民的区位商业价值变高了，部分居民的商业口岸价值变低了，变高了的则“暗暗窃喜”，欢呼命运之神的青睐；变低了的则“怒发冲冠”，死活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因此，要动员全部移民搬迁，其难度可想而知。
这种事，上帝也无法“一碗水端平”。
社会要发展，人们生活需求也不断提高。三峡库区淹没的房屋中，土木结构、砖木结构占大多数，砖混房屋只有三分之一。而移民的新建房屋，几乎全部是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仅用补偿的移民资金建新房子肯定不够，何况每户移民还会扩大一点住房面积呢。
当然，用有限的移民补偿资金，去构筑梦中的天堂也不现实。
按照国际惯例，对于大型工程引起的移民，本应由工程项目来负责安置。但由于三峡水电工程是世界级的超大型工程，鉴于这个工程的独有性和特殊性，国家定下调子：三峡移民是政府行为。
政府行为，就是国家意志。是公民，就得服从国家意志。
2006年初，我去这个孤岛时，岛上已空无一人。
闹过算账风波的移民后来全部搬迁走了，他们含着泪水，带着心灵的创痛和算账后的困惑，永远离开了这块富饶的土地。当地移民干部告诉我，岛上绝大部分移民进城当居民，打工、当保姆、卖菜、开小馆子、做小生意，重新寻找谋生技能。
我们可爱的三峡百万移民，为体现国家意志、服从国家意志，舍去小家，想着大家，为了国家，做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峡大坝，不是用钢筋混凝土筑成，而是由百万移民一幕又一幕的悲欢离合浇铸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