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庆余堂在1880年时，资本已经达到280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交相辉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
作为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叱咤商场，写尽人间风流。更令后人称道的是，他“为富且仁”，乐善好施，做出众多义举，在赢得“胡大善人”的美名、黄马褂加身的同时，亦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在他的这些义举中，胡庆余堂药号的开办，尤为后人所称道。
关于创办胡庆余堂药号的缘由，流传至今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为胡雪岩因胡老太太生病抓药受阻，怒而开药号；一种说法为胡雪岩因小妾生病，抓回的药中有以次充好的一两味药，要求更换时遭到药店伙计的抢白，激愤而开药号。实际上，任何偶然事件都有其必然性，胡庆余堂的开创与胡雪岩深受杭州悠久的中医文化熏陶，身处乱世而兴济世救人之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早在1875年由于战乱、疫病等原因，死亡率剧增，人口负增长之时，胡雪岩便已打定救死扶伤的主意。他邀请江浙一带的名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赠给曾国藩、左宗棠等部及受灾区民众。胡雪岩在全盛时期开创的胡庆余堂又将他救死扶伤的对象范围扩大到全天下所有的百姓。在胡雪岩的主持下，胡庆余堂推出了十四大类成药，并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在《申报》上大做广告，使胡庆余堂在尚未开始营业前就已名声远播，这正是胡雪岩“放长线钓大鱼”的经营策略。以上的耗费换来的是成倍的利润。
胡庆余堂在1880年时，资本已经达到280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交相辉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而胡雪岩，胡庆余堂的创办者，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使胡雪岩的声名不致被时间所冲淡。
除了创办胡庆余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书写了他人生中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借洋款救急。
自然，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胡雪岩通过在上海汇丰银行任帮办一职的朋友古应春的安排，打算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胡雪岩与该银行经理首次面谈便因在利息、借款期限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不欢而散。后在胡雪岩的精心策划下，自称中国通的渣打银行驻中国地区总经理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
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而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举动是值得的。
当然，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岩也无法脱俗，他利用借贷款实付利息与应交利息之间的差额，吃了“回扣”。但总的来说，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饷，各方相互推诿的艰难时刻，胡雪岩能够挺身而出，不辞劳苦的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宗棠西征保住新疆，还是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
虽然，我们常常把“奸”字与“商”字连在一起，甚至更有“无商不奸”一说，但就事实而论，生意场上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岩算得上其中之一。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并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
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已达20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
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