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舞台上，毛泽东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扮演着一位领袖和指挥家的角色。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直聚集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先进分子，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同时，他们也都是大智大慧、骁勇善战、德才兼备的人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各自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一同为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如果说当时的历史和时代加上毛泽东自身超凡的领袖才能和风范最终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这位杰出的伟人，那么，在相同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正是独具慧眼的毛泽东的知人善任，得以产生出更多的伟大人物。刘少奇和邓小平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参加革命的早期便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在毛泽东走上中共领导岗位以后，深识刘少奇的才能，一直对刘少奇予以高度评价，并委以重任。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中，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华中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并设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临危受命，成为中共在华中地区和新四军中的第一负责人。
1939年3月至10月，刘少奇在延安撰写了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对此文十分赞赏，称之为“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佳作。“九月会议”之后，毛泽东还在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九篇文章中，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高度赞扬了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并且他还在第八篇文章中指出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领袖人物”，是“唯物辩证法的革命观的代表”。1958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到谁将成为他的接班人时说到：“第一个是刘少奇”。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位老战友的信任和赏识。刘少奇最终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并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被人们世代敬仰的伟大人物。
而邓小平也以他杰出的素养和才能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好评和高度信任，并最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中共中央准备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在提议邓小平为总书记时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你说样样办得都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不满意他的人也有，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同时，1958年，毛泽东还对到访的赫鲁晓夫说：“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一评价是在中苏关系紧张、中共与苏共出现重大分歧和斗争的背景下，对邓小平与苏联方面进行谈判中表现出的原则立场和智慧所表示的肯定。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开始了，到60年代初，苏共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并使之公开化。为了缓和矛盾，中苏两党双方从1957年开始到60年代前半期，开始了长达数年之久的漫长会谈。毛泽东将中苏谈判的重担交给了邓小平。1963年，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会谈。在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充分显露了中国杰出政治家的睿智和风范，对于原则性问题，邓小平坚决寸步不让，毫不示弱，同时又做到机智灵活，有礼有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和态度，顶住了苏共的无理要求和对中国的压力，揭露了苏共以“老子党”压制“兄弟党”的不平等做法，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和中国人的尊严。
在林彪、“四人帮”为祸时期，邓小平正直、诚恳、作风正派、大公无私的人格魅力充分表现出来。当看到党内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或批判时，他总是能挺身而出，站出来说公道话。他总是坚持全面地看问题，公正地处理和解决各种重大事件。
1954年2月6日，邓小平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针对党内一些人对刘少奇散布自由主义言论的倾向，他认为这样做是有悖于党内组织原则的，是不讲求实事求是的做法，他说：“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合适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飞语，无稽之谈。”他还说：“我们的嗅觉不敏锐，对于这些言论抵制不够，这难道与我们自己的思想情况和骄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我以为我们是应该警惕的，应该引以为教训的。”
邓小平还在一系列的军事活动中体现了他的才能，而被毛泽东称赞“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
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战略转折关头，邓小平站在全局的高度，勇敢地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义无反顾地迅速展开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进军，并率部取得了了共毙伤俘敌副师长以下官兵12660余人，其中俘敌7500余人的骄人战绩，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布局，对我军的全线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48年秋，邓小平任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在刘、邓、陈毅及“总前委”的指挥取得了用时66天歼敌55万的辉煌战绩，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除此之外，在1942年的执行“精兵简政”方针的成绩以及他所提出的“照辩证法办事”的工作原则等等都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
“惟才是举”是识人任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对于一名优秀的领导者而言还应该注意的一点便是“量才任人”。如何“量才”呢，首先就要能够“识才”。在实践中识才，不只是从一时一事上识才，还要看人才的全部历史和全部事实。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识才”的过程中就应逐步发现人才各自的长处、短处，能力强的方面、能力弱的方面，是大才，还是小才，还是只有点三角猫工夫或只会摆摆花架子，吹吹牛皮而言，而不至于造成大材小用或小才大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让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认识到了两人在领导才能上的出众之处，而逐步委以重任，最终使他们走上了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岗位，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