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36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曾提到：“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毛泽东之所以能在一师读书时，学问方面有大的长进，一方面，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另一方面，则与良师的谆谆教诲分不开。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等人就是毛泽东一生都尊敬的良师。这里还要提到的一位，是当年在一师教文字学的杨树达先生。毛泽东与杨树达的师生情谊，可谓情深意切，值得后人效仿。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杨树达教他的文字学。杨先生比毛泽东大8岁，两人亦师亦友，交往甚密。杨树达非常赏识毛泽东的勤奋好学精神，也特别称赞毛泽东“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远大志向。在相互的交谈中，杨树达曾送过毛泽东一个雅号，叫“毛逸仙”。“逸仙”是孙中山先生的字。杨树达之所以送毛泽东这一雅号，说明他对毛泽东寄予殷切厚望。由于毛泽东认为自己与孙中山先生的作为，不可比拟，故请求杨树达不要这样称呼。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得了重感冒，发高烧，虽如此，仍带病去听文字学的课，杨树达发现毛泽东趴在桌上听课，得知他患病仍坚持到课，更为毛泽东的学习精神所感动。课毕，杨树达便扶毛泽东到家里，请来医生给毛泽东看病，又亲自给煨药。并嘱咐妻子按时给他煨药。对老师的细心关照，毛泽东内心十分感激。
杨树达对毛泽东学业上的关心，生活上的关照，令毛泽东心存感谢。此外，杨树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对自己的极大支持，也令他感动不已。
1919年，直系军阀张敬尧祸湘残民，特别是镇压示威群众的暴行，激起了长沙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在毛泽东等人的组织与领导下，湘省人民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为了借全国各界人民群起反对之声势，将张敬尧驱逐出湖南，毛泽东等人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平、上海、武汉、广州及本省的衡阳、常德、郴州等地活动，以争取全国的同情与支持。对毛泽东发起的这场义无反顾的革命斗争，杨树达积极参加，并参与组织本校教师发起总罢教的活动。同年底，杨树达还与罗教铎结伴经武汉到北平。临行前，他对家里前来送行的人说：“此去请愿，义无反顾，势在必行，吾意决矣！”表现了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到北平后，杨树达就与罗教铎、熊梦非等教职员代表组成湖南教职员驱张请愿团，和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公民驱张请愿团、湖南学生驱张请意团一起四处联络，奔走呼号，收效甚大，北平社会各界均行动起来，以示对“驱张运动”的声援。在北平，杨树达还与毛泽东等人联名发出快邮代电。发出代电的第二天，杨树达又与毛泽东等人分别向总统府、总理府递交呈控张敬尧10大罪状，请将张敬尧立即罢斥。文云：强调窃以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还以全体湖南教职员的代表名义呈文总统徐世昌，要求撤惩张敬尧。
对湘省革命师生之呈文，北洋军阀政府未予答复。对此，1920年1月28日，三个代表团同湖南在平学生等，齐赴国务院，作最后一次请愿。游行队伍高举“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和“与张偕亡”的大旗，并挥舞手中的小旗，在新华门前与军警相持了3个小时，随后由公民代表毛泽东、张百龄，教员代表杨树达、罗教铎，学生代表柳敏、李思安进去谈判。进去后，杨树达声色俱厉地斥责秘书长：湖南学生离乡背井，来这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接见？湖南闹得这么凶，你们为什么不解决？秘书长被骂得哑口无言。毛泽东等代表也相继痛述张督湘罪恶，声言非见靳总理不可。在经艰苦斗争，向时任总理的靳云鹏递交请愿书后，最后迫使靳云鹏答应在一周内答复代表们的请求。经不懈的坚决斗争，1920年6月11日，张敬尧仓皇出湘，以毛泽东为首组织的湖南各界“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对杨树达在“驱张运动”中的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毛泽东非常敬佩。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杨树达的师生情，战友情更加深厚。“驱张运动”后，杨树达到北京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毛泽东则回湖南进行革命活动，两人三四十年代后才又相会于长沙。尽管久未谋面，但两人都惦记着对方。毛泽东带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后率领红军长征。领导抗战。杨树达关心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他每天坚持看报，四处打听毛泽东的去向，关心他的安危。抗战胜利后，杨树达到湖南大学任教，杨树达经常到校长李达那里了解毛泽东的情况。当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之际，杨树达对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取得的巨大成功，心中无比喜悦，他曾赋诗予以赞颂。
对久未会面的老师，毛泽东也非常惦念。解放后，杨树达曾多次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三次亲自回信，二次在长沙约见了杨树达。一次，杨树达在《新建设》杂志上发现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杨荣国撰写的学术文章上引用的金文、甲文有许多错误，很生气，建议校长李达免去其院长一职，并指出杨荣国不配当教授。李达未采纳杨树达建议。为此，杨树达写信给毛泽东。后来，学校一位教授认为杨树达的作法有些不妥，对杨荣国教授应以思想教育为主。于是，杨树达又写信给毛泽东，承认自己的建议过于偏激。毛泽东收信后，复信给杨树达：
遇夫先生：
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是较好的。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七日
1954年11月25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到长沙视察，毛泽东派人将杨树达接来住所。其时，两人已有34年未见面。毛泽东一见到杨树达，立即上前握着杨树达的手说：“尚相识否？”接着又说：“得君二信，曾作一复。”杨树达激动地告诉毛泽东，信早已收到。毛泽东与杨树达交谈了一会，随后请杨树达共进晚餐。
1955年1月11日，杨树达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将自己刚刚出版的书集《小学述林》、《积微居甲文说》、《耐林甲文说》、《卜辞求义》和重印的《词诠》一并寄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又当即复信。
遇夫先生：
惠书及大著数种收到，甚谢。尊恙向愈，极慰。待完全康复之后，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九日
同年6月20日，长沙到长沙，即派人接杨树达一齐登山至云麓宫，杨树达乘轿上山，毛泽东则健步登山。在山上，两人回忆往事，倍感亲热。9月22日，杨树达夫妇到了北京，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曾设宴款待杨树达夫妇。饭后，毛泽东还认真听取了杨树达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
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一件事，即毛泽东于1956年5月去看望病中的杨树达，亲自为杨先生端痰盂、洗痰盂。此事的确感人至深。
1956年5月，正值毛泽东回湖南视察。一天晚上，老同学周世钊告诉毛泽东：“近来，杨树达先生重病缠身，卧床不起。医生说，他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毛泽东听到这话，心里一沉，急切地翻了一下自己的日程安排表，与周世钊商量，决定第二天利用空余时间去看望杨先生。
第二天，毛泽东同周世钊一起乘车来到了岳麓山下湖南师范学院的校园，随即停靠在杨先生家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下。毛泽东轻轻地敲了敲杨先生家的门，并用他特有的湘潭腔喊道：“杨先生——，杨师母—”
当时患了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的杨树达，正躺在客厅的睡椅上，一阵长咳后，听到有人外面有人喊，就小声地问到：“是谁呀——，请进。”毛泽东推开门，疾步上前来到杨先生的面前，深深地向杨先生一鞠躬，说：“杨先生，您好哇，我是润之，学生今天特来看您。”见到站在身旁的毛泽东，杨树达与妻子深受感动，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问候杨先生之后，警卫员进来，递给毛泽东一个小包，里面包着治支气管炎的新药，并包有500元钱。站在一旁的杨树达的妻子接过小包后，发现包中的药与钱。杨先生不肯接受这些钱，认为自己受之有愧。毛泽东忙解释说，这些钱是自己的稿费，送给杨先生治病的。此时，周世钊也劝杨树达收下。最后，杨师母不得不收下。
杨树达由于高兴，便要妻子倒水吃毛泽东送来的药。药刚一吃下，他又咳嗽起来。毛泽东见状，马上起身，帮着杨师母，轻轻地扶起杨树达，随即端起放在睡椅旁的痰盂，去接杨先生咳出的浓痰。站在旁边的周世钊与工作人员忙上前要去替换毛泽东，而毛泽东却执意不允。杨树达边咳边请求毛泽东放下痰盂，但毛泽东仍弯着腰端着痰盂不放，他说：“杨先生，你原先教导我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您端一下痰盂，是做学生的本分。”接着，毛泽东又端着痰盂向外走，显然是要去倒痰盂，洗痰盂。警卫员拦着毛泽东，一齐伸手去接痰盂，“主席，让我来！”毛泽东挥手不肯，说：“平时，我的痰盂，你们一个个不准我自己倒，还用组织上安排的，是什么原则问题来压我。好啦，今天，杨先生是我的老师，不是你们的老师。我给我的老师倒痰盂，这是我们祖宗规定的原则问题哩。”毛泽东洗完痰盂后又仍回到了屋内。目睹这一切的警卫员，以及周世钊等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临走时，毛泽东仍诚恳地希望先生能予以指教。杨先生深情地说：“国家以民为本，以人才为先，得民心者平天下，得人才者兴天下，切记切记。”毛泽东将先生的话，铭记于心。毛泽东还握着杨先生的手说：“下次来长沙我再来看您。杨师母，你有什么事，告诉世钊。我们能办到的，一定会办到。”（黄露生：《毛泽东尊师风范》，第199～200页）
毛泽东与老师杨树达的师生情谊，非同寻常。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已身为国家主席，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不忘师恩，为病中的老师端痰盂、洗痰盂。此事虽小，精神可贵。长沙关心、爱护老师，毛泽东待人以诚，平易近人，却为全党树一代做人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