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毅将毛泽东的回信夹在一本书中，他要永远保存好这封信，同时，他决心好好学习，等待毛主席接见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孙毅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后，等待、盼望着早一天与毛主席晤谈。但是，由于党内大事一件接一件，接着，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的工作十分繁忙，孙毅不好意思打扰主席的工作，只好等待以后有机会再说。
1945年初，孙毅被补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上旬，随着日本的投降、战局的变化，孙毅、李楚南、马辉之、柯庆施等20余人离开延安，奔赴晋察冀边区接受新的工作任务。11月底，孙毅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代理司令员。
1946年初，国共两党虽然经过艰苦谈判，双方签订了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国民党下达了停战令，但好景不长，国民党又不断地制造磨擦，破坏停战协议。
4月至6月，孙毅代司令员、林铁兼政治委员指挥冀中军区部队参加胜芳保卫战。孙毅指挥部队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灵活战法，坚守胜芳七天七夜胜利完成任务，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领导的通令嘉奖。7月份，孙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
1947年10月，朱德总司令到达冀中军区，孙毅等陪同朱总司令视察工作一个多月。
1948年春，孙毅兼任华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3月初，任晋察冀华北补训兵团司令员；8月中旬，赴平山县西柏坡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这时，孙毅想起毛泽东1945年2月在延安给他的回信，心情难以平静，渴望能见到毛主席，聆听他在新形势下的指示。
在平山，孙毅住在离毛主席住处不远的一个小院里，他想，离毛主席这么近，何不写封信呢？先简单地向他报告一下情况，看能否实现自己渴望三年多的晤谈。晚上，他思考了好一阵后，写好了一封信。他深知毛主席工作繁忙，不想直接找主席，决定将信交给主席的秘书叶子龙，由他转交毛主席。
叶子龙接到孙毅的信看了一眼后说：“这样吧，信你自己拿着，我安排时间让主席见你，有什么事你当面说。”
孙毅拉着叶子龙的手非常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太好了！”孙毅没想到，第二天下午3点来钟，叶子龙通知孙毅说：“主席刚起床，我向主席报告，他叫你现在就去。”
孙毅听后非常高兴，急忙整理着装，跟叶子龙向毛主席住处走去。叶子龙边走边对孙毅交待说：“主席身体不太好，工作又很忙，不要占用主席太长的时间。”
孙毅答应说：“行，只要跟主席见个面就行。”
叶子龙领孙毅进门后，孙毅见主席正坐在沙发上，一面抽烟，一面思考。由于工作的操劳，他比以前瘦多了，但精神很好。
叶子龙向毛主席介绍说：“孙毅同志来了。”
孙毅见毛主席从沙发上站起来，立即上前握住主席伸出的手，并向主席问好。
毛主席微笑着看了看孙毅，亲切地说：“孙毅同志，好几年不见了，你好吗？”
孙毅对于主席的关心，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连连点头。
毛主席忙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孙毅坐下。
孙毅坐下后，眼睛环视了一下主席的办公室，只见这是一间普通的房间，有两个门，一个门通里间的卧室，一个门通向院子。靠窗子的地方放了一张办公桌，桌面上有一部电话，还有砚台、毛笔、纸之类的办公用品。办公桌的一端有一个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许多书中夹了纸条。办公桌的对面，摆了四只旧沙发，还有一张茶几，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孙毅首先提起了在延安写的那封信。
毛主席忙说：“记得。给你回信后，一直很忙，没有晤谈的机会。那时形势变化快，日本投降，蒋介石抢占抗战胜利果实。我去重庆同他谈判，同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您去重庆后，我就回冀中了”。孙毅汇报说。接着，孙毅简要地汇报了从红22师分别后的情况。当孙毅汇报到跟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办过几年学，当过参谋长，协助聂司令员工作时，毛主席插话说：“聂荣臻是个好同志，他为人厚道，对革命忠心耿耿！”
当孙毅谈到目前冀中形势很好，军民团结，齐心协力，配合主力攻克了石家庄，正为解放平津积极准备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河北地方不错，人杰地灵，老百姓重义气。我们要引导人民群众把义气变为革命志气。”
毛主席吸了一口烟接着说：“听说，在解放石家庄战斗中，冀中军民积极支援，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这与你的辛勤工作分不开嘛！”
孙毅受到毛主席的表扬，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主席过奖，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啊！”
毛主席喝了一口水，想了一想说：“你参加红军后，工作很有成绩。我谈两点供你参考，这也是我们的许多干部要掌握的。一是要搞好党群关系。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因为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点搞好，才能打胜仗。二是要搞好军民关系。你们冀中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很好！军与民是鱼和水的关系，没有水，鱼还能活吗？这两点，也是我们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啊！”
孙毅点了点头，表示要牢牢记住主席的教导。
接着，毛主席谈到形势时说：“目前的形势发展对我们有利，全国很快要获得解放。我们在解放战争中打蒋介石，不能像打日本那样，时间拖得太长，这个战争解决得越快越好；越快对我们越有利。当然，这个时候也是敌人孤注一掷的时候，蒋介石是决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你要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
孙毅频频点头，表示要好好记住主席的教导。他多么想在毛主席身边多呆一会儿，多聆听一些主席的教导，可是脑子里时刻记着叶子龙说的不要耽搁主席太多时间的话，已经超过了原定时间了。想到这些，他起身告别主席，语气坚定地说：“请主席放心，我绝不辜负您对我的希望！”
毛主席起身，边送孙毅边说：“以后还会见面，回去后，请代我向冀中的同志们问好！”
孙毅走出主席办公室看了一下表，快下午4点了。这一次虽与主席晤谈的时间不长，那情景却使他永远难忘！
孙毅受到毛主席谈话的极大鼓舞，回到部队后积极抓部队的建设，支持和配合野战军主力部队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大决战。
1952年11月，孙毅调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比他小10岁、原来又比他职务低的杨成武任参谋长。有人为孙毅担心：这样不好工作。孙毅却认为，杨成武年轻有为，作战勇敢，能独当一面，完全胜任。
熟悉孙毅的人知道：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孙毅，遇到这种情况不是一回了。长征开始后，由于敌人前堵后追战斗异常惨烈，部队不断减员，编制经常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孙毅曾由师参谋长降为团参谋长，后又由团参谋长降为参谋。虽然职务一降再降，但他没有任何怨言，总是愉快地服从，积极地工作。
孙毅到职后，杨成武见了他说：“欢迎，欢迎！早就盼你来军区工作，我们搞搭档，你能帮助我，我很高兴！”
孙毅十分自然地面带笑容说：“我这个人长期搞教育工作，对军区工作情况不甚熟悉，工作中还请参谋长多给予指导帮助！”
孙毅常对人说：个人的工作岗位是党组织安排的，尊重上级，服从领导，最重要的一条是副职不能够“擅权”，不能随便作主，更不能乱拍板，重大事情要随时报告主官同意后再行动。由于他能正确对待升职与降职，正确地对待组织对自己的使用，因此，每次担任一项新的工作都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一年之中大半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1963年3月，总参谋部机关进行了机构调整，由原来的军训部、军校部、出版部和作战部的战役处组成新的军训部，在六位副部长排名中，孙毅排在最后。组织上找他谈话时，他表示说：“我个人的能力有限，给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力争做好，不计较职位高低，更不计较排名先后。”他还对人说：“淡泊名利是革命者追求的一种崇高境界，也是能否保持革命本色的关键。职位高低是领导确定的，有工作就好，并且要做就要做好。这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在一次部领导研究工作的会议上，孙毅主动提出：“我虽然年近花甲，但我感到精力尚可，我可以为你们五位副部长当预备队，你们哪个需要我帮忙，招之即去！”
1953年五一劳动节，孙毅的一些战友、与他同等职务的人，持红色观礼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而他却持粉红色观礼证进入东侧观礼台。孙毅在观礼台上几次仰望毛泽东主席时，发现有人总是用两眼紧紧盯着自己，好像被监视似的，这是为什么？他心中不解。
过了五一劳动节后，孙毅在阅看文件时看到《保卫工作通讯》上有一篇短文，披露香港一个署名“孙毅”的人，给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密电，报告人民解放军军情，传递大陆情报，情节十分严重。
孙毅想起在天安门观礼台遇到的事，脑子里禁不住想：香港的那个“孙毅”是与自己同名呢？还是有人故意以假乱真、制造混乱？既然有这么一个重大嫌疑线索，有人怀疑自己是可以理解的。他经过冷静思考，认为有人监视自己，从对工作负责来说做得是对的。有人怀疑自己，组织上并没有正式找自己谈话，应该相信组织，相信群众，一辈子接受组织的考验，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应该舍得一切。
在过去的40多年中，孙毅一直没有对别人谈过此事，在他90岁生日那天，谈到个人要经得起组织考验时，才谈及此事。
1957年8月，孙毅出任训练总监部军事出版部部长，掌管军事出版事业，这对孙毅来说不是“内行”，因为他从没有干过这一行。
孙毅到任后，向军事出版部门的同志表示说：“组织上分配我到这里工作，我的本事大家知道，今后工作中靠战友们帮助，大伙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任务。”在谈到对工作应抱什么态度时，他说：“我认为越是生疏的工作，越要在工作实践中找兴趣，而不能单纯地去找有兴趣的工作做。”
由于他抱定这种态度，平时不仅虚心向出版部懂业务的同志学习，而且经常深入到两个印刷厂，向厂里干部和广大工人学习，不仅向他们学习业务知识，而且直接为工厂解决工作、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与广大工人同生活、同娱乐，积极参加厂里各种活动，与许多老工人师傅和青年工人交上了知心朋友。他还十分重视找一些出版方面的资料学习，很快由“外行”变成了“内行”。
1965年9月，孙毅到陕西临潼县代王公社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天，孙毅和秘书佟炜铭下地劳动，在路上遇到几个边走路、边玩耍，到黄东村去上学的孩子。这群悠然自得的孩子中，有一个个子不高、衣服褴褛的小男孩，便关心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小男孩目不转睛地看着穿了一身旧军装、留有胡须的孙毅，回答说：“我叫黄保民。”他说话的声音小得刚刚能听清。
“几岁啦？”孙毅继续关切地问。
“13岁了。”
“读几年级？”
“小学三年级。”
“你家里有些什么人？”
“我家……我家……”黄保民说话嗫嚅，喉咙哽咽，没有回答完问话，掩面一路小跑地走了。
孙毅望着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心里顿生疑惑：为什么一问到他的家，他不作答就跑了呢？后来，孙毅通过房东了解到黄保民是一名孤儿，父母前几年病亡了。
一天，孙毅站在那条已经熟悉的路上，远远看到黄保民又来上学了。当黄保民走近后，孙毅和蔼可亲地和他打招呼。
这一老一少，边走边谈。孙毅一直将保民送到了学校大门。
有一天，孙毅拿着特意购买的《上甘岭的故事》一书对保民说：“保民，送你一本书看。”
黄保民连蹦带跳地来到孙毅面前：“孙伯伯，什么书呀？”
“是写打仗的连环画，好看咧！”
“哇！我最喜欢这种书。”
“你要喜欢的话，以后我还送你其他的书。”
几天后，孙毅把《英雄刘胡兰》、《张思德的故事》、《白求恩大夫》等一批书籍送给了黄保民。
经过一段时间后，村里人知道这位老汉是一位老红军、一位将军，对他更尊重了。黄保民知道关心自己的是一位将军，更加感到自豪，决心努力学习，要对得起将军对自己的关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毅与人民群众的友谊，与孤儿黄保民的友谊在不断加深。
一天，黄保民听说孙伯伯要离开这里去别的村工作了，觉得食不甘味，立不宁神，他收拾了一阵子，提着一篮子红枣、柿子出了门，冒着萧瑟的寒风，踏着冷灰的月色，一阵小跑来到了孙毅的住处。
“孙伯伯，你为什么要走？”
“我去离这里不远的岳沟村，去那里工作。不是回北京。你要好好学习，管好自己，长大了做个有出息的人。”
黄保民低着头，边听边点头。听完孙伯伯的嘱咐后，他抬头望着两鬓挂霜的老人，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身不由己地扑到了孙毅的怀里。
孙将军搬到岳沟村后，黄保民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看望孙伯伯。有一次，雨雪交加，凛冽的寒风刮个不停，孙毅看到保民衣着单薄，穿着既大又破的鞋，脚趾露在外面，便将自己的一套军衣和一双胶鞋送给了他，并领他到街上买了几个烧饼，让他充饥。
有一天，黄保民得知孙毅伯伯因病住进了医院，“孙伯伯得了什么病？病情重不重？”他急得抓耳挠腮。黄保民向老师请了假，走了十多里路，到医院看望孙伯伯。
孙毅见到保民来看自己，喜出望外地说：“保民，见到你后，我的病好了一半。”这一老一少，高兴地谈了许久。
孙毅知道保民由于生活太苦过去没有出过远门，连这里有名的贵妃池也没去过，便说：“走，我带你去贵妃池洗澡去。”
保民高兴得跳了起来，情绪突然高涨，话语增多，跟着孙毅到了华清池。
孙毅还特意请人照了一张一老一少的合影作为留念。这张黑白照片，留下了孤儿的童年，也记录下了将军的风采和对孤儿慈祥的关怀。
从此，孙毅与孤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不仅经常相互有书信往来，而且进行过多次晤面，感情至深，令人感动。
经过漫长的岁月，孤儿保存着将军的信函、手札、题词、条幅等上百件；孙毅也收藏着与孤儿的合影，并视为珍宝。
黄保民长大成人后，成为安沟村卫生所医生，娶村妇幼保健医生胡青美为妻，生了一男一女，盖了独院青砖二层小楼，日子过得充实开心，但他永远也忘不了自己的成长中渗透着一个老将军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