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诚信思想历经数百年的传承，至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的阐发，成为孔子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后来发展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人，即现在的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他是当时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的伦理思想，以“仁”为核心和最高的道德标准，“信”是这一道德标准的必然要求。孔子提出，做人要以忠和信两种道德为主。他要求学生“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以便通过孝、悌、信、爱等品质的培养而迈向“仁”的境界。
孔子的学生曾参特别重视“信”的修养。《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去赶集，儿子哭闹着要同去。妻子就对儿子说：“你在家好好听话等妈妈回来，杀猪给你吃”。儿子信以为真，不闹了。
曾参回家后，儿子把妈妈要杀猪的事告诉了他。曾参沉吟片刻，就和儿子一起去把猪绑了起来，准备宰杀。
妻子回来了，连忙制止：“别杀猪，我是跟孩子说着玩的。”
曾参严肃地说：“对小孩子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孩子年幼无知，父母教什么，孩子就学什么。你要骗他，他就会去骗别人，这怎能教育孩子向善呢？”最后还是把猪杀了。
这个故事表现出曾参在“信”的问题上不容丝毫苟且，他既以此教育儿子，其实同时也是自己修身以实现人格自我完善的需要。
“信”是“仁”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所以，孔子说：“有仁德的人必然能说出好的话。”但能说出好的话、能做到“信”的人却不一定就具备了仁德。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仁”呢？
孔子在回答子张向孔子问仁时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说：“能够处处实行5种品德，就是仁人了。”
子张说：“请问哪5种。”
孔子说：“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会提高工作效率，慈惠就能够使唤人。”
“仁”既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一个兼涵诸德的总的道德规范，它要求在人际交往中必须做到“信”。
孔子认为，“信”是立身的关键。他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处世，这就像牛车没輗，马车没有軏一样，那车怎么能走呢？”
“信”对于个人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道德品质，但它在人的言语、行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即言语是否符合实际；行为是否符合言语。因此，诚信是人安身立命的关键；人无信则无以立、无以行。
孔子及其学生一贯非常重视学生，而学习的目的是“知道义”，做好人，但如果有人没经过学习便能做到尚贤轻色，竭其力侍奉父母，忘己忘家事君主，同朋友交往诚实守信，那就等于学过了。因而，朋友之间的诚信是学习做人的重要内容。
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看重实际的德行，轻视表面的姿态；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服侍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恪守信用。这样的人，尽管他自己说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曾参每日反省：“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诚实可信了呢？老师传授给我的学业是不是复习了呢？”其中就有一条是讲交友时有做到诚信。
诚信是建立朋友关系的基础，是维护朋友关系的准则，而朋友之间的相互信任则是朋友关系的理想状态和境界。孔子认为，贤者不会轻易去怀疑别人。孔子在谈到交友之道时，主张要与正直、诚实、见闻学识广博的人交朋友。孔子与颜回谈到了自己的志向，其中一条就是使朋友相互得到信任。孔子认为君子对于事业应当是在以道义为原则的基础上，靠诚信来完成。
孔子指出，是否有诚信的态度，做事的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有一次，子张问如何才能使自己到处都能行得通。孔子说：“说话要忠信，行事要笃敬，即使到了蛮貊地区，也可以行得通。说话不忠信，行事不笃敬，就是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
孔子要子张将“忠信笃敬”这几个字时时刻刻牢记在心，他说：“站着，就仿佛看到忠信笃敬这几个字显现在面前，坐车，就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刻在车辕前的横木上，这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
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腰间的大带上。果然使自己到处行得通，终至事事成功。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它也是政治的基础和从政的需要。孔子认为，诸侯国的治理者对政事应严肃认真，又严守信用。
有一次，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时，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也就是说，获取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拥护是最重要的，它将决定国家政权的兴亡。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礼坏乐崩，他试图通过信与礼，去恢复社会秩序，特别是遭破坏的合理的封建制度。
孔子提倡诚信，强调诚信，但决不主张盲目的诚信。在“信”的标准问题上，孔子坚持“义以为上”、“义以为质”，在具体运用中则又表现出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孔子对义表现出了相当的推崇。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是否懂得“义”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志。
在谈到建功立业的问题时，孔子说：“君子以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认为“义”是立业的基本原则和根本之所在。
当弟子问怎样提高品德时，孔子的回答是：“以忠信为主，使自己的思想合于义，这就是提高道德修养水平了。”认为要提高品德，就要以忠诚信实为主，并努力做到符合“义”。
他又说：“君子对于天下人，无专主之亲，无特定之疏，唯以道义是从。即不问亲疏，但以道义是亲，即以义为处世准绳。”具体到诚信问题上就是：君子对于“信”，并不一定要做，也不一定不做，关键看是否合于义。
“信”是一项重要的道德品质，每一个人都应当努力实行。那么，在“信”的实行中应注意些什么呢？孔子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是应该“谨而信”、“敏于事而慎于行”。这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做法。话一出口是收不回来的，因此，为防止说出的话不符合实际或无法信守、实行。
孔子认为君子应“敏于事而慎于言”或“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甚至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当有弟子问仁于孔子时，孔子回答：“做起来很困难，说起来能不慎重吗？”南宫适反复提醒自己说话一定要小心谨慎，孔子对此极为赞许，竟把侄女嫁给了他。
二是必须好学以使信合于义。这是一种积极的做法
他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正因为从小立志学习，以后又努力不懈，不断精进，才至于深明道义，终至“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他认为要想真正做到忠信，就必须好学以明道义。
三是必须坚守“义”这一标准，又灵活运用这一标准，这是实行“信”的根本。
君子应当讲的大信，不容丝毫含糊。至于那种不问义理是非、固执拘泥的小人之信，则不要计较。正如子夏所说：“在德操大节上不要超过界限，在细微小节上有点出入是可以的。”
“信”，一般说来，是要求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但也有特殊情况。当子贡问到什么样的人才配称“士”时，孔子认为，能够“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能称之为“士”；而那些不大懂得是非曲直，在大事上可能有些糊涂的人，就不能称其为“士”。因此，孔子认为，在不懂得是非曲直的所谓“士”的要挟之下订立的盟誓，就可以不去理睬的。
诚信伴随着孔子的一生，他关于诚信的一言一行，几千年来影响着国人，特别是影响着知识分子。
[旁注]
儒家学派 又称“儒学”、“儒家学说”、“儒教”。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自春秋时期起指由孔子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对我国以及东方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信仰。
曾参（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16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将孔子的言行整理成《论语》，上承孔子之道，下开思孟学派。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我国2000千多年。
子张（公元前503年～？），孔门弟子之一。出身微贱，且犯过罪行，经孔子教育成为“显士”。虽学干禄，未尝从政，以教授终。孔子去世后，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是“子张之儒”的创始人。子张之儒列儒家八派之首。
子夏（公元前507年～？），“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教训，以防止臣下篡权。还主张做官要先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其效劳。李俚、吴起都是他的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
颜回（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2年），14岁即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历代管理者也无不尊奉颜子。
子贡（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南宫适 孔子“七十二贤”之一。南宫适言语谨慎，崇尚道德，孔子称赞他是“君子”、“尚德”之人，并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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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生讲究诚信，但也并非凡是说过的话就一定要做，这要看具体环境中的具体情况。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下，就可以说而不做。
公元前496年的一天，孔子一行经过蒲邑时，遭蒲人拦截。蒲人要孔子答应不返卫国，就给他放行，孔子应允后，刚一离开蒲地就奔往卫国。
子贡问为什么，孔子认为，受胁迫所说的诺言是不必遵守的。也就是说，只有符合于义的信约诺言，才能去实践、兑现。包括受胁迫所订的盟约，往往有悖大义，自然是不值得去履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