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中国商谚
任何的法律和法规上的条文都不是绝对严格的。有人甚至做过这样一项研究调查，只有64%的法律是比较完善的，而善于灵活运用法律条文中不成熟地方的人，往往有源源不断的利润。
这也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会反复地修改和斟酌，他们总是会把各种可能的情况都考虑进去，不让对方有空子可钻。而犹太人的经理和老板每做生意之前，必先向律师咨询，看有哪些法律限制。他们严格地遵守这些法律的限制，但是同时也喜欢研究经济的法规和条文。他们会让自己的下属和懂得法律和经济的朋友一起研究，看看这些规定有什么漏洞。一旦发现了这些条文有说明不清晰的地方，就开始想办法钻这些空子。
这就是化智为利。上乘的商业智慧是以智养智，长于化智为势，化势为利。如果再能做到化利入义，实乃成大器之人所为。
一方面，经商要有强烈的致富欲望和获利动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不为利，谁愿早起”，无论做贾行商都是为了图一个“利”字，“寄迹尘市，日为锱铢”，“奔走江湖，希觅微利”。因此做商人就必须精于计算，“人情一匹马，买卖挣分厘”，“无雀六燕，铢两相悉”，“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
另一方面，商人在赚钱求利的商业动机中一直坚持义利并重，要求这个“利”必须来得正当，手段必须合理，要符合“义”的规范，靠正当的手段发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是近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一生抱定“办大事”、“做高官”的志向，在“洋务运动”中，奋勇开拓，是我国第一代官僚资产阶级的领头人。慈禧太后称其为朝廷“不可缺少之人”。
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通过其代表告诉盛宣怀，民国对他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九月，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
清末民初，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山、萍乡煤矿联合组成的汉冶萍公司，是我国第一家用新式机械设备进行生产的大型联合企业。当时，资源贫乏的日本因军工生产需要，一心想控制汉冶萍。民国之初，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日本乘机派人与孙中山接触，提出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贷款500万日元给南京政府。
孙中山表示可以考虑，但还需进一步商讨。谁知日本立即将汉冶萍公司的总理（法定代表人）盛宣怀挟持带往日本，称孙中山已经同意，要盛宣怀在日方预先拟定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最后文本上签字。盛宣怀深知，这个名一签，不但自己将承担丧权辱国的责任，还会连带使孙中山也无法向国人交代。而日本假借孙中山的名义紧逼，又不能硬顶着不签，眼看中日合办汉冶萍一事已无可挽救。盛宣怀在进退两难、握笔踯躅之间，再一次细阅文本，当他看到第十条时，顿时眼睛一亮。该条中有这样一句话：“以上所有新公司（指汉冶萍）华日合办，已由中华民国政府电准……”他轻轻提笔将句中的“已”字改成“俟”字，文稿誉清后，当日立即签约，日本人一时竟未看出其中的奥妙。到盛宣怀回国后日本人才发现，这个文本还须“俟”（等待）中华民国政府批准，否则没有法律约束力，不由大呼上当。这即是所谓的“化智入义”。
更使盛宣怀能够彪炳史册的，是他曾组织和参加的数十次赈灾活动，有官赈，有义赈，也有官义合赈。光绪十七年在治理山东小清河工程时，盛宣怀倡议“以工代赈”，让灾民参加河工建设，一方面兴修了水利，一方面用筹得的赈款以工资形式发给灾民，一举两得，后人多为仿效。在早年的赈灾活动中，盛宣怀常亲蹈实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后陆续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甚至，盛宣怀在去世前，曾立下遗嘱建立愚斋义庄慈善基金董事会，以财产的十分之四用于赈灾济贫。此不能不谓之“化利入义”。
经济学家告诫我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本来就是合而为一的：义在利中，利在义中。义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阴”和“阳”一样。《易·系辞》所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也如现代物理学所谓“质能不二”的论断。明白了这个道理，商家也才有可能由极小的“手段利润”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利润”，为社会经济作出贡献，这才是企业的经营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