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技术：希望与危险
（一）技术理性及其批判
技术是劳动的逻辑骨架，是合目的与合规律相统一的行为系统。
因此，一方面技术表现为实现、满足人的欲望的工具手段性，另一方面又使欲望在与特定规律相结合的结构中受到陶冶规范。正是着眼于这后一方面，黑格尔把作为中介工具的劳动技术提升到人从动物演进为精神本体的中枢地位。由此出发，马克思也将技术置于社会存在的基础位置：“工艺学会把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暴露出来，因此也就会把人类社会生活关系及从此生出的思想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暴露出来。”【23】第二国际的考茨基、阿德勒、普列汉诺夫则从这一基点发挥传播了一种技术论的马克思主义，它至今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性观念。【24】与马克思主义作过论战的M·韦伯，他从社会学经验研究抽象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著名概括——“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恰恰也就是技术的本质特性。
资本主义工业技术近现代以来对自然的空前宏伟的开发利用成就，其外在的物质产品世界与内在的精神世界支撑起令人类悦服的文明观念。文明是技术力量的显证。实质上，一切为技术提供本体论证明的理论都是从技术创建文明的能力这一实然性前提出发的。近现代以来的大多数学者引导大多数人们势利地以“历史事实”为最高判决，实际上把应然性价值判断权拱手交给了技术文明。但是，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批判者的马克思，以及作为技术文明批判者的海德格尔不属于这些势利的理论家。这里有着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
技术与劳动一样，也是二重化了的。
一方面，技术非自然自发所能地突破了自然物种单一片面的关联域，创造出了集合无限多样联系的人化自然世界：人只能凭靠技术才走出自身而进入“世界”，人也只有凭靠技术才有意识地、现实地改造自然万物；而自然万物也只有凭借技术才从沉睡中苏醒过来释放其潜能，并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更加协调一致地组合在新的世界关系之中。
另一方面，技术却毕竟是满足人的特定欲求的工具，欲望对技术始终具有深层的制约性。【25】因此，黑格尔关于劳动陶冶欲望的论题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应补充以相反的意义，即技术同时又满足并刺激、发展欲望：
1.在正常健康的欲望满足之外，技术刺激、唤醒、制造了自然状态下不曾发育起来的欲望。如吸毒、酗酒（并非偶然，酗酒恰是近代西方文明殖民侵略时蓄意向土著民族灌输的伴随礼品），甚至人工性客体等。
2.以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非自然性欲望。如金钱、权力等。对物的欲求占有在文明社会扩展向对人的占有（技术从而发展出权术心计）。
为法兰克福学派所重视批判的现代消费社会的欲望需求翻新加速的现象，正源自现代技术（大众传播媒体等）对欲望的频繁更新刺激诱导（服饰、器具、化妆品是最流行突出的例子）。这表明，技术已从欲望的手段反转为塑造、操纵欲望的主导方面。技术的这种反客为主的异化，已不仅失去陶冶教化欲望的积极意义，而且破坏健康、正常的自然欲望，使之降低、畸变到自然水平以下。这样，本属高于自然欲望水平的技术理性，反倒变成为排斥感性生命的无人称的冷酷怪物。它使“有机械者有机心”（庄子），使人变成传送带前的机械手。而且，技术与牟利型社会生产关系的结合，使技术再生产与发展演进具有了既植根于占有欲望又凌驾于每一个体欲望之上的独立性，技术从而具有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对人类有着强制力的“座架”（Gestell）本质。
无论是作为人类自私欲望的工具手段，或是作为无人称无主宰的独立“座架”，技术卓越特异于自然物的巨大力量都是一种危险，技术在深入开发自然的某些方面同时也斩断了对象与环境的更为广大的联系，但人道之技术无论在时间或空间方面与天道之自然相比都是有限的。康德早已指出，人类科学理性无法把握自然本体。当技术无所顾忌地改造、破坏自然界亿万年演化结成的系统时，某些后果将是不可逆转的毁灭。现代生态危机表明，以技术为手段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危及自然，也在根本上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
由此引出的重要结论是：技术所包含的目的性设定并不直接就具有卢卡奇所高度评价的人类学的新质意义。无论是基于特定欲望的目的，或是无目的无主宰的技术列维坦，如果未能在超越自然因果的自由涵义下建设一个新“世界”，就都是无目的无意义的。可以说，技术自身无目的，作为技术历史文明的本身也不包含目的根据，为建设文明而充当技术条件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也不提供目的意识观念。
我们从而可以发现一个深刻的矛盾：技术所包含的特定合规律内容尽管可以通过量的积累趋向无限，由此产生显赫的理性逻各斯的普遍威力，但由于缺少真正自由的目的环节，理性逻辑恰恰是技术“座架”式的非理性。韦伯在分析过理性化之后早就得出了这一著名的悖论：形式合理性，却实质非理性。两次世界大战与现代生态危机均发生于高度理性水平的科学技术昌明时代，正是对这一结论的历史注释。
这就再度突出了康德区别知性（即科技理性）与理性的二律背反。技术理性不会包含价值根据，但是，如果人类要真正成为人类，却必须为其生存基础的技术设立自由目的，以赋予价值意义。这一工作，如康德所说，乃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美学与艺术家的事业。
（二）技术的艺术境界
不管技术含有多么巨大的危险，人毕竟只是经由技术才有希望为自己与自然界带来自由。在前几节中我们以海德格尔的思想为例，说明技术是如何成为承担天、地、神、人四元友好协调一体的杠杆的。因此，技术是希望与危险共在的。
一旦以超自然的中介力量打开自然潜能，技术就面临着两个世界的方向：一个方向是上节所描述的恣意横行的侵略统治，技术创造出以享受消费为旨归的文明世界。另一个方向则同样由技术所启示：正是技术沟通、介入万物的力量使人窥见到了一个比一己欲求占有更为广阔自由的境界。从而，技术满足人的消费需求的手段功用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而且这种欲望的消费满足方式与性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被融汇入一种更为谦和有度的共同生存秩序之中。在这一秩序中，人成为园丁，技术成为园艺艺术，它照料着万物各依其性地生长发育，不是对玫瑰的占有，而是玫瑰自身的生长盛开成了园艺艺术的根本目的。
在这后一方面的世界里，我们并未否定人为自身自然欲求而设定目的与操作技术的正当性。但是，人为了充饥种谷的农业技术一旦发动，原本作为技术目的收获与享有便不再占据重心位置，相反，原来只是过程的技术操作，它所带入的与天空、阳光、雨水、风霜、土地、牛畜、耕具、邻人的交往世界却成为从播种到收获全部活动最为充实的内容。正是在这一过程性的世界中，技术如同一条道路使人走出了狭隘的一己世界而与天地神人万物联系结合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新世界。人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转变：使他提升为“人”的不是技术发动时刻期待收获占有他人它物的欲念目的（那不过是自觉到了的动物式的“目的”，它并未超出自然因果链条），而是这一活动过程本身所带来的新的意义内涵。一旦人意识到了这样的转变，原本的欲望目的反倒成为构成技术运转的条件手段，而活动过程本身便成为了目的。从而，技术成为了艺术；人建设世界的生存劳动成为康德所说的无目的之目的性活动，即成为审美创造。
上述转变将使人以新的目的态度对待技术。艺术化了的技术将不仅在量而且在质上都有别于占有侵略性的技术劳动，这返转来也将真正陶冶教化人的欲望，使之更加远离兽性。因此，技术位高权重，它不止关系人类，而且关系世界。
历史表明，技术创建什么样的世界是一个迄今很少选择、甚至很少进入意识的自发性活动。但是，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开始前所未有地对经济增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活动以超出直接利害的更为远大的眼光进行评估选择：当人类不再主要依据自身利益而禁止猎杀动物时，一种超出人类中心论的立场转变就发生了。在这一选择中，人类承担起了比自身生存或享受更为重大的目的使命。也正是在这种超出了人类自我中心立场的“放弃性”选择中，人类才真正成为不同于只知自身生存的动物的人类。
新的目的态度的发生既是精神观念的转变，又不纯是意识观念事件。这一转变作为技术基本环节之一的目的观的转变，同时也是技术活动亦即社会存在本身的转变。因此，目的观念的转变并非对自然欲望孤立的道德说教，它参与构成为技术活动向艺术转变的现实部分。
现在的问题是，占有欲望向审美目的、技术向艺术转变的条件是什么？一方面，如前已述，技术本身已含有两个世界方向的选择；另一方面，消费占有型技术文明向艺术境界的转换，除过生存现实的压迫力量（战争、污染）强制地迫使人类反省转变之外，它必须有一个正面肯定性的价值理想为这种转变树立前景坐标尺度。
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技术的转变都需要一种价值目的观念的建设性工作，它必须透过劳动二重性矛盾运动，超前性地为受制于生存压力的人类大多数开拓新的视野和境界。
理想和新的目的观并非技术的副产品，它们不是技术的直接成果，而必须基于技术又超出技术、批判性地阐释技术，才被创造生成。这是一项独立的精神创造，它必须在精神层面上把握。前文已述及区别于自然物之“环境”的人所特有的“世界”。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则强调了“世界”（Welt）之所以别于“环境”（Umvelt），基本原因是：“世界”是人意识到的“世界”。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则从人与动物区别的高度称之为“自觉意识”性。无论贪欲驱使下的技术操作或是为人与自然开拓自由境界的技术—艺术，都植根于人所特有的精神及其符号化活动中。选择的可能性原已植根于符号化所造就的含义世界的广大时空内。因此，我们必须直接考察这个含义世界及其相关的精神活动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