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夏文书避讳制度探略
文书避讳制度最早可追溯到秦始皇时期。当时秦始皇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严，命令凡遇有与皇帝名字相同的字，一律以其他字、词代替，并且连与皇帝名字音近的字也不准用。譬如，秦朝文书中的“正”字，因与秦始皇嬴政的“政”字音近，所以都要改成其他字。到了宋朝，文书避讳制度更加完善、严格，不但对皇帝的名字要避讳，而且对有关地名、老百姓的姓都要更改以避讳。西夏是与宋、辽抗衡的西陲小国，它自然而然也引进和效仿这一文书制度。探究西夏文书避讳制度，有助于掌握西夏文书工作及其制度。
一、西夏建国之初就为本国避讳。西夏建国之初，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开始为本国避讳。如，公元1032年10月，“德明卒”，元昊继位后，“既袭封，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为了实现成就霸业的宏愿，于是开始了西夏国建立年号的制度。元昊开始建立年号是引用宋朝年号。为了避父亲李德明的名讳，改宋“明道”为“显道”，称于国中。到了公元1034年又改显道三年为开运元年，因为有人说“开运”这个年号正好是五代石晋破亡的年号，为了避免灾祸，就改“开运”为“广运”。于是西夏国文书避讳、建立年号之制从此开始。
二、西夏国不仅为本国避讳，而且还对南面的宋，北面的辽、金避讳。举几例说明。首先为宋避讳。如西夏名义上为宋之属国，因此西夏国从宋初开始，为了割据为政，以求自保，最后实现霸业，就捧宋、尊宋、臣宋，所以作为宋朝的一级地方政权的夏州就为宋避讳了。“彝兴，彝超之弟也，本名彝殷，避宋宣祖讳，改‘殷’为‘兴’。”另外，“克睿，初名光睿，避太宗讳，改‘光’为‘克’。”西夏国为了达到立国建邦之宏图，暂时与宋处好各种关系；开始避宋宣祖、宋太宗讳，这都是以臣属之夏州仰宋而图存的政治策略。其次，作为属国，也为辽避讳。如李德明避讳写作李德昭：统和二十一年夏五月丁巳，西平王“继迁薨，其子德昭遣使来告”。原因很简单，因为辽穆宗耶律景曾经更名为明，辽景宗耶律贤初名明记，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只好委屈求全，尊辽、臣辽。但却有一特殊之处，即《辽史·西夏外纪》却两次出现德明，这也可能是缺笔填足或漏改之故。德明之德不避辽太宗耶律德光讳，是因为当时只避太宗之光而不讳德之故，这就是所谓的“二名不偏遍讳也”。
三、汉族辈次排列的习惯已在西夏文书中使用，这也是避讳的另一种形式。从仅有的史籍可以看出，汉族辈次排列的习惯自夏州李氏政权之时，就已经为党项拓跋氏所接受并采纳。从西夏先祖拓跋思恭开始，夏州及西夏继承人的辈份秩序仿照中原礼节排列已经很明确了。
四、西夏文书避讳制度比较混乱。西夏时已经制定了有关文书避讳的法律制度，如果一旦违反，就要依律严格执行。如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第一章大不恭（28条）：“盗毁大祀神御圣像，或圣旨下臣待等接旨不如法，或贻误圣旨下达，或直呼皇帝名讳者，或圣旨宣而不到，或对答不明，或不面（君）者，（上述举动已行）之首谋皆处斩刑，从者处十三年苦役，役满后即于配处落户。”尽管如此，西夏的文书避讳制度还是混乱不堪，现举几例说明。如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及仁友、仁忠、仁礼、仁爱等一辈人不避西夏先祖仁福等一辈人名讳；西夏第八代皇帝献宗德旺及德任等一辈人不避太宗德明名讳。又如，张元、吴昊不避景宗元昊名讳，“元昊责以入国问讳之义，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耶？’时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国赐姓也。于是竦然异之，日尊宠用事”。再如，仁宗仁孝朝，国相任得敬之弟任得仁以及主持编写西夏《谚语集》的作者之一王仁持等都犯当朝皇帝仁孝名讳。综上所述，西夏时期文书避讳是非常特殊的，它给文书工作带来了很大影响，限制了西夏时期文书工作的效率。
（原载《秘书》1997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