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包括今宁夏和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毗连的广大幅员上，出现了一个以党项羌为主体，同时包括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在内的国家政权——大夏国。因其在宋、辽之西，故历史上称为西夏。西夏王朝是一个具有封建性和民族性双重性质的国家政权，从夏景宗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称帝，到末帝李于公元1227年亡国，西夏共传10主，历时190年。前期与北宋、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对峙。西夏在其时其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对于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曾起过积极作用。今天，如果想要深入全面地了解宋、辽、金时期整个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就必须深入研究西夏的历史与文化。西夏文书及文书工作本身就是西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众所周知，由于名义上西夏为宋、辽、金之属国，所谓“名体未正”，所以，在封建正统修史思想的指导下，元代史臣特以宋、辽、金与蒙古同类，各与正统，俱纂修专史，而独摒西夏于外，未为西夏修一部专史，仅于诸史中附《夏国传》之类传文，且记述又极其简略，致使西夏史料散佚殆尽，后世对西夏史事遂逐渐淡忘。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队考察西夏王朝黑水故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掘出了大批西夏文献，计有2000多种，“其中有近九千个编号的西夏文佛经、字书、兵书、类书、法典，以及中原汉文典籍的西夏译本”（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前言第2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由此使西夏文文献成为“中古时期除汉文文献外，保存文献种类、数量最多的一种民族文字”（史金波著《西夏宁夏华夏》，《宁夏日报》1997年2月21日第3版）。在这些文献中，有着较为可观的西夏文书资料。所以，从史料方面来看，西夏文书资料又是研究西夏政治、军事、经济、生产、生活和文化风俗等的最可靠最直接的史料之一。因此，对西夏文书资料的梳理、研究，对西夏政治、军事、经济、生产、生活和文化风俗等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不仅如此，尤其重要的是西夏文书及文书工作、文书制度又是中国古代文书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建国之前，并没有成文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相约成俗，“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了结其事。从李德明臣属于宋之后，其礼仪等“无不遵依宋制”。李元昊时更甚于李德明，在公元1033年5月“升兴州为兴庆府，遂立官制”，“其名号悉仿中国故事”。西夏建国前，元昊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字，先是“始尝以己意造蕃书”，“令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西夏建国后，李元昊为了推行蕃书，在1038年11月建立蕃汉字院培养西夏官吏，“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自此以后，西夏文书就采用蕃字书写。后来李元昊通过遣使购买宋仁宗放出的二百七十名宫人，并频繁向宋朝遣使节，故“久悉中朝典故”，“朝廷刑赏宫闱阴事，纤悉具知”，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西夏的法律制度。从此“元昊招纳亡命，申明号令，以兵法部勒诸蕃族”。而西夏文书及文书工作制度就是其中一类，它是保证文书及文书工作正常运转的重要措施，并随着西夏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最终走向法制化的轨道，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书及文书工作体系，为中国文书工作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西夏文书的系统深入研究，其实就是填补中国文书史的一个空白。
遗憾的是，作为西夏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组成之一的西夏文书的研究，却显得相当薄弱。一般只是在研究西夏历史、西夏法制、地理、科技的论著中对西夏文书或文书工作，轻描淡写，偶有涉及。国内外专门研究西夏文书的论著，实属凤毛麟角，而且这些论著对西夏文书的研究，也大多属于文献整理、介绍和资料考据性的东西，缺少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如清人王仁俊编纂的《西夏文缀》（1904年）、近人罗福颐编纂的《西夏文存》、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相关西夏文书（1933年）、法国马伯乐的《斯坦因在中亚细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1953年）、前苏联克恰诺夫的《1170年的西夏文书》《黑水所出1224年的西夏文书》和《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1971年）、王静如的《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书考释》（1974年）、牛达生的《〈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遗文》（1980年）、孙寿岭的《西夏乾定申年典糜契约》（1993年）等都属此类论著。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内外在西夏文书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方面实属空白。
有鉴于此，宁夏大学人文学院赵彦龙教授立志对西夏文书和文书工作及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以期在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填补这一空白。20多年来，彦龙同志从学习西夏文字开始，进而潜心研究西夏文书及文书工作、文书制度，孜孜不倦，乐此不疲，把冷板凳硬是坐成了热板凳。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专一的目标，加上热爱与努力，使彦龙同志在西夏文书研究的领域独领风骚，卓然一家。据我所知，彦龙同志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已公开发表关于西夏文书研究的论文40余篇，并且完成了书稿《西夏文书档案研究》20余万字，主持完成了以西夏文书研究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课题，其中有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宁夏回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等。本书正是彦龙同志对这些年来部分研究成果的汇集，正是彦龙同志对这些年来研究工作一个侧面的总结。由此，我们既可窥见彦龙同志关于文书及西夏文书的学术观点，也可以借此理解彦龙同志奋斗的足迹。近几年来，由于指导研究生的需要，围绕西夏文书的研究，彦龙同志又有新的开拓。我们期望看到彦龙同志更多的新作，希望他对中国文书史的研究、对西夏学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蔡永贵
2010年1月1日于宁夏大学南湖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