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1866-1944年），法国著名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戏剧《革命戏剧集》，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欣悦的心灵》、传记《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韩德尔传》、《查理·贝玑》：回忆文集《内心旅程》等。
鼠笼
在我童年的时候，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
“我是从哪儿来的？人家把我关在什么地方了？……”
我出生在一个富俗的中产家庭里，身旁有爱我的亲人，这个家庭位于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到后来我对那家乡也曾回味过，也曾借着我考拉的声音称颂过那种喜洋洋的土风。
我为什么会在刚踏进人生的小小年纪，第一个最强烈最持久的感触就是——又暧昧，又烦乱，有时候顽强，有时候忍受的：
“我是一个囚犯！”
佛朗索瓦一世，一进入我们克拉美西圣·马丹古寺那个不大稳固的教堂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这可真是个非常漂亮的鼠笼！”（这是根据传说）——我当时就是生活在鼠笼里的。
最先映入眼底的印象是：我小孩子目光所能到达的头一个境界。一所院子，十分的宽广，铺砌着石头，当中有一块花畦，房子的三堵墙围绕着三面，墙对我显得十分的高。第四面是街道和对街的房屋，这些都和我们隔着一道运河。虽然这方方的院子是坐落在临水的平台的上面，可是从幽禁在底层屋子里的孩子看来，它就像是动物园围墙脚下的一个深坑。
一个最切身的记忆是童年的疾病和娇弱的体质。虽然我有健康的父母，富于抵抗力的血统（姓罗兰和姓古洛的都是高大、骨骼外露、没有生理的缺陷、天生耗不完的精力，使得他们一辈子硬朗、勤快，都能够活到高寿。我的外祖父母轻松地活到八十岁以上，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八十八岁的老父正在那里兴高采烈地浇他的花园）。他们的身子骨儿在任何情形下都经得住疲乏和劳碌生活的考验，我的身子骨儿也和他们一样，可是，在我襁褓时期却出了件意外的事，不但影响了我的一生，而且给我带来痛苦的后果。那是在我未满周岁的时候，一个年轻女仆一时粗心，把我丢在冬天的寒气里忘了管我，这件事差一点送了我的性命，而且给我种下支气管衰弱和气喘的毛病，使得我受累终身。大家从我的作品里，时常可以看到那些“呼吸方面的”辞藻：“窒闷”、“敞开的窗户”、“户外的自由空气”、“英雄的气息”——这些都是我无心的，迸发出来的，似乎是飞翔受了挫折时的挣扎。这只鸟在扑着翅膀，要不就是胸脯受了伤，困在那里，满腹焦躁地缩作了一团。
最后是精神方面的记忆，强烈而又深入心脾。我在十岁以前，一直是被死的念头包围着的——死神曾经到过我的家，在我身旁击倒了我一个年纪很小的妹妹（我下文还要说到她）。她的影子常驻在我们家里没有消失。挚情的母亲，对这件伤心事总是不能忘记，如醉如痴地追想着那个夭亡的女儿。而我呢，眼看着她没有两天就消失了，又经常看着我母亲那么地牵记着她，死的念头始终在围着我打转，尽管在我那个年纪是多么心不在焉，只想着溜掉，可是恰恰在我十岁或十二岁以前一直是多灾多病的，就更加暴露了弱点，使得那个念头容易乘虚而入了。接二连三的伤风、支气管炎、喉病、难止的鼻血，把我对生活的信心断送得一干二净。我在小床上反复叫着：
“我不想死啊！”
而我母亲泪汪汪地抱紧了我，回答说：
“不会有事的，我的孩子，善良的上帝不会连你也从我手里夺去的。”
我对这话只是半信半疑：因为要说到上帝的话，我只知道从我人生第一步起他就滥用过他的权力，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当时我还不懂，我对于上帝的最清楚的见解，也就是园丁对他主人的见解：
老买人说：这都是君王的把戏。
…………
向那些为王的求助，你就成了大大的傻子。
你永远也不能让他们走进你的园地。
古老的房屋，呼吸困难的胸膛，死亡凶兆的包围，在这三重监狱之中，我童年时候初步的自觉，仰仗着母亲惴惴不安的庇护而萌动起来。脆弱的植物，和庭前墙角抽华吐萼的紫藤和茄花似乎是同科的姊妹。朝荣夕萎的唇瓣上所发出的浓香，混合着呆滞的运河里的腻人气息。这两种花在土地里生根，朝着光明舒展，小小的囚徒也像她们一样，毫无目的可是还半眠半醒的状态，在空中暗自摸索，要找一条看不见的出路来使自己脱逃。
最近的出路是那条暗沉沉的运河，它沿着平台的矮墙，我凭在墙头。河水浑腻而青绿，没有一缕波纹，河上载着深凹的重船，瘦弱的纤夫好像要倾着全身的重量来扑到地上。船栏杆上缆绳的摩擦隐约可闻。一座转桥轧轧做响，缓缓地旋动开来。船舱的小天窗上摆着一盆石榴红，从船舱里，一缕青烟在冉冉升起。舱口坐着一个女人，默默无语，缝补着活计，这时慢慢抬起头来，朝着我漠不关心看了一眼。船过去了……而我呢，我仍站在墙头，看见墙和我一同过去。我们把那只船撤在后头了，我们漂开了。越漂越远，到了无垠的广漠。没有丝毫振荡，没有一丝波动，悠悠荡荡的，好像我们也像黑夜的天空一样，老是这么着，在永恒里自在翱翔。随后我们又发觉了，墙和我，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做着同样的梦。船却走了。它到得了目的地吗？另一只船接着又过来了，似乎还是先前的那一只……
另外一条出路，更加自由自在：就是太空。——小孩子常常仰起脸来，望着飘忽的云，听着呢喃的燕语。朵朵的白云，在孩子的心目中都演变成光怪陆离的建筑物（那是他初次着手的雕塑，小小的创作家是把空气当黏土来塑的）。
至于那些险恶的密云，法兰西中部夹着霹雷的倾盆暴雨，那就更不用说了！风云起处，来了害人的对头，造物主双眉紧皱，向脆弱的小囚徒重新关起天上的窗板……
这时救星来了，就像是女巫的手指为我打开那旷野上的天窗……听！钟声响了，这正是圣·马丹寺的钟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头几页，也有这钟声在歌唱着。我未觉醒的心灵里，早就铭记住它的音乐了。在我的房屋上面，这些钟声从古老大教堂透过的钟楼里面袅袅而出。但这些教堂的歌鸟却没有使我想到教堂。以后我再说说我和教堂中神祗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冷漠的，客气的，疏远的。尽管我曾经认真努力，我也没有办法和神接近。神懂得我怎样地找过他啊！可是懂得我心事的神绝不是那个神。这是向我倾听的神——为了让这个神向我倾听，我才特意把他创造出来，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不断地向他皈依，这个神是在翱翔着的歌鸟身上的，也就是钟声，而且是在太空里的。不是圣·马丹寺高居在雕饰的拱门之上，蜷缩在他鼠笼之内的那个上帝，而是“自由之神”——自然，在当时，我对他翅膀的大小是根本就不知道的。我只听见那两个翅膀在寥廓的高空中鼓动。可是我却不肯定它们是否比那些白云更为真实。它们是我的一个怀乡梦，这个怀乡梦为我打开一线天光，转瞬就消逝，让笼门又在我生命的暗窟上关闭了……很久很久以后（这情形留待将来再说吧！）
我爬，我用力推，我用前额来顶开那个笼门；在空阔的大海上，我又找到了那钟声的余韵。但是直到青春期的时候，我始终是在那个紧闭的暗窟里摸索着的——我指的是布尔戈涅那个又大又美的暗窟，那暗窟就像是一所地窖，酒桶整齐排列成行，桶里装着美酒，桶上结着蛛网。在那里面，除了一个女人，别的人都是逍遥自在的，我听到他们的欢笑声，就像我们本乡人那么会笑一样。我并不是瞧不起这种欢笑和豪饮……可是，窟外有的是阳光啊！……那真的是阳光吗？（但愿我能够明白就好了！）要不就是夜景吧？……既然那些身强力壮的人没有一个想要离开，我知道自己十分软弱，也就失掉了离开勇气，留守在我的一隅。
我十六七岁读到《哈姆雷特》的时候，那些亲切的语句在我那暗窟的拱顶下引起了怎样的共鸣啊！
“我的好朋友们，你们什么事得罪了命运，她才把你们送进这监狱里来了？”
“监狱里！”
“丹麦就是一所监狱。”
“那么整个世界也是一所大的监狱。”
“一所大的监狱，里面有许多监房，暗室，地牢……”
当真的，继续往下读，一句话，一句神咒般的话打开了我无穷的希望：
“上帝啊！就是把我关在一个胡桃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做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
这就是我一生的历史。
我一回忆那遥远的年代，最使我感到惊异的就是“自我”的庞大。从刚离开混沌状态的时候起，它就勃然滋长，像是一朵大大的漫过池面的莲花。小孩子是不能像我现在这样的来计算它大小的，只有在人生的壁垒上碰过之后，对自我的大小才会心里有数；高举在天水之间的莲花，本来是铺展的，不可限量的，这座壁垒却逼得它把红衣掩闭起来。随着身体不停的生长，在无数岁月中受尽了反复的考验，这样一来，身体变得越来越大了，自我却越来越小了。只有在青年期快结束的时候，自我才完全控制住它的躯壳。可是这种生命开始时期充塞于天地之间的丰富饱满，以后就一去不返了。一个婴儿的精神生命和他细小的身材是很不相称的。但是难得有几道电光，射进我远在天边的朦胧的记忆，还使我看到巨大的自我，在小小的生命里称王。
以下是这些光芒中的一道——不是离我最远的（还有别的光芒照到我三岁的时候，甚至更早。）却是最深入我心的。
我五岁。我有个妹妹，是第一个叫玛德玲的，我比她大两岁。那时是1871年6月底，我们和母亲在阿尔卡旬海滨。几天以来，妹妹一直是懒洋洋的，她的精神已经委顿下去。一个庸医不知道去诊断出她潜伏的病根，我们也没想到没几天她就会离开我们了。有一次，她来到了海边：那天刮着风，有太阳，我和其他的孩子在那里玩着；可是她没有参加，她坐在沙土上面的一把小柳条椅上，一言不发，看着男孩子们在争争吵吵，闹闹嚷嚷。我没有其他孩子那么强壮，被人家排挤出来，我噘着嘴，抽抽咽咽的，不由自主走到这女孩子的脚边——那双悬着的小脚还够不着地；我把脸靠着她裙子，一面哼哼唧唧，一面拨弄着沙土。这时她用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向我说：
“我可怜的小曼曼……”
我擦干了眼泪，我也不知是受了什么打动。我朝她抬起眼来；我看见她又怜爱又凄怆的脸。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过了一会儿，我对这些就再也不想看了。——可是，我要想它一辈子哪……
这个只有三岁的小姑娘，她那略微大了些的脸庞，她淡蓝的眼珠，她美丽的金发，那是我母亲引以自豪的——她蓝白两色交织的斜方格裙子，上部露出雪白的衬衫，她悬荡着的小腿，腿上穿着粗白袜子和圆头羊皮鞋……她充满了怜悯的声音，她放在我头上的软绵绵的手，她惆怅的眼光……这些都直透进我的心坎。一刹那我仿佛受到了某一种启示，那是从比她更高远的地方来的。是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小动物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受了别的事物吸引，就把这些忘得干干净净。
我们回到了旅馆。太阳在海面上落了下去。那一天正是小玛德玲在世的最后一天。咽喉炎当夜就夺走她的生命。在旅馆的那间窒闷的屋子里，她临死挣扎了六个钟头。人家把我和她隔开了。我所看到的只是盖紧的棺材，和我母亲从她头上剪下来的一绺金发。母亲疯了一样的，连哭带喊，不允许别人把她抬走……
过了几天，可能就是第二天，我们回家去了。现在我眼前还看得见那个载着我们的火车厢；那些人，那些风景，那些使我恐惧的隧道，整个占满了我的心灵。
根本就没任何悲哀。忘记那个我所不喜欢的海，我心里没有一点遗憾；我也离开了在那个海边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我把一切都撇在脑后，一切好像都烟消云散了……
但是那个坐在海边的小姑娘，她的手，她的声音，她的眼光——从来也没离开过我。似乎这些都镂刻进我的肌骨里一样的！那时她不到四岁，我也还不到五岁，不知不觉的，两颗心在这次永诀中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两个是超出时间以外的。我们从那时起，紧靠着成长起来，互相真是寸步不离。因为，大概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我总要向她倾诉出一段还不成熟的思想。而且我还从她身上认出了“启示”，她就是传达了那启示的脆弱的使者——这启示就是：在她从尘世过境中的那个通灵的一刹那间，纯净的结合使我俩彼此融为一体，这个结合在我心里引起的神圣的感觉——也就是人类的“同情”。
在我的作品《女朋友们》的卷尾，当葛拉齐亚在客厅大镜子里出现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对这道光芒的淡薄的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