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闽下了工以后没有像厨房的人一样直奔赌场，而是先回公寓洗澡换衣服。他不愿一身油腻坐到赌台上，看庄家阴惨惨的脸色。
平素十几个人挤在一起闹哄哄的公寓现在却静得有些怕人。上楼梯时，阿闽觉得背后有人跟着自己。回回头，鬼影子都不见一个。
洗澡的时候，阿闽把水调到了自己习惯了的温度，老家海水的温度。他父母家的后窗就临着那片海。小时候，他每天起了床，就先从后窗跳出去，扑到海里游泳。母亲总是扶着窗框喊他回家吃饭。窗框是质朴的原木，四周还缠了藤叶。远远地望过去，母亲的姿势像是等着拍照。五年前出国时匆匆忙忙，连一张母亲照片都没有带上。五年来反反覆覆看的，就是记忆中的这一幅。
他穿上了那件深黑纯棉的衬衣。这件衬衣还是当年太太阿蓉陪他买的。衣领下的第二粒扣子接吻时被她揪掉了，就再也找不到。她只好钉了一粒浅黑的。他系这个扣子比平常多费了两秒钟。
他把厚厚的一叠钱放进了衬衣的口袋，然后穿上白的风雪衣出了门。昨天夜里他输了两千多块，做男招待一个月的工钱。他想来想去主要原因是本钱不够，等不到自己运气好转，就丢了本。所以今天他把存款都提了出来，还从餐馆老板那里借了三千。
外面雪还下的狂。他发动汽车时费了一番周折。好几次他都想把这辆破车送给隔壁车库的老板去拆零件用，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如果没有了车，他的日子就和坐监狱没有什么两样了。
从公寓到赌场四十分钟的路，并不算长，何况是他开熟了的路，但雨刷出了毛病，总有一块雪粘粘地挡在眼前。他紧张地扶着方向盘，吃力地想透过那片雪看清前方的路。一辆运货的重型卡车呼吼吼地从他车边开过，似乎造成了一片真空，蓄意要把他吸进去，随后还把大股大股的雪浆无所顾忌地溅到了他的车上，让他整个坠入黑暗。有一瞬他以为自己已经钻到卡车硕大的车轮下了，甚至听到了骨骼碎裂的声音。清醒过来后，发现卡车去得远了，身子还完整着，只是挂满了冷汗。
雪从碎屑变成了鹅毛。老家是没有雪的，只有如雪的海涛。他第一次看到大雪是在俄罗斯。那一年俄罗斯在动乱中，莫斯科下第一场大雪时他正穿过红场，一颗流弹从他耳边飞过。如果当初那颗流弹把他打中了，他也就看不到美国雪城的雪了。
阿闽终于把车停到了赌场门口。这个名叫旋石的赌场设在纽约州的一块印第安保留地里，比起拉斯维加斯，或大西洋城，自然是小巫见大巫。对于阿闽，差别无非是这里很少操皮肉生涯的人，没有脱衣舞表演，也没有港台歌星光临，但赌的都是硬通通的美元，而不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这就足够了。
虽然已过了午夜，但因为是周末，赌场里仍然人头攒动。舞台上有一个黑人歌手正疯狂着，挟带出的节奏让阿闽忍不住想和他一齐舞动。坐在电子吃角子老虎机面前的老头老太们，被机器发出的音乐所陶醉，忘记了自己赌卡上的钱在不停地减少。玩轮盘赌的人时时发出尖叫，把人一次次刺激得兴奋起来。
他和几个中国人擦肩走过，打了简单的招呼。他知道他们几乎都是在餐馆做工的，水里油里的搅了十一二个小时，晕晕乎乎的，到了这时似乎才醒过来，开始自己的白天。
阿闽径自坐到了百元的二十一点的赌台上，他不想再做那种十块二十块的小游戏了。庄家正是他熟悉的尖下颏的小白脸，昨夜的两千多块就是在他的赌台上输掉的。虽说庄家在这里也只是打工，每小时拿五六块的薪水，但是阿闽还是要把他们当做对手。找小白脸把输的钱捞回来，也算是报仇。
小白脸扬了扬光滑得发青的下颏，例行公事地向他问了一声好，客气里不带一丝热度。他含糊地应了一声，点出三千元的一叠，摆到小白脸面前。小白脸迅速地掠了他一眼，随后又见惯不惊地抻了抻嘴角。小白脸把钱一张张数过，塞进挂在赌台边上的钱箱里，然后排出一小摞黑的和绿的筹码，嘴里高喊一声三千块，抓起筹码在空中夸张地划了一个弧线，递到了他面前。
阿闽望望和自己坐同一张赌台的玩家：全是老面孔。上家是那个头发蓬乱的美国女人，穿一件磨旧了的黑皮夹克，嘴里永远叼着烟卷。坐他下家的是秃头老吉姆，他不停地用手掌搓着脸。老吉姆嘟嘟囔囔地告诉阿闽，他今年只有十二天没来这个赌场，其中十天去了大西洋城度假，另外两天因为雪实在下得太大。还有那个和阿闽年纪相近金发碧眼的美国男人，他穿着西装，结着领带，看来是从公司里直接来的。
一局牌开始了。阿闽拈了拈筹码，押上了两百元。庄家开始发牌了，他麻利地把牌甩给每一个玩家，居然把轻薄的纸牌甩出风来。
这个小白脸在庄家学校时一定是最好的学生，阿闽想，他可以把每一个动作做得像军人作操一样到位，虽然有一点做作。
第一手牌阿闽拿到了二十点，而庄家掀开的那张牌是八点。阿闽有些放松地给自己燃了一枝烟。阿蓉和他结婚时说过，“我好想一辈子都给你点烟。”他认识阿蓉时才十六岁。他和自己的小哥们躲在学校操场的尽头吸烟，被跑到那里背书的阿蓉撞见。因为担心阿蓉告诉老师，小哥们就派他去接近阿蓉。放学时他给阿蓉买了一个冰激淋。阿蓉用小舌头在冰激淋上舔来舔去，一副讨人喜欢的模样。阿蓉听懂了他的来意，仰起脖子笑了：“你抽烟的姿势好帅，我怎么会告诉老师？”
小白脸把自己的牌揭开了：十八点。阿闽赢了两百元。接下去阿闽的牌一直很顺，常常会高出庄家一两点。偶尔地，他也会拿到十三点或者十四点，但庄家却恰巧“爆”掉了。小白脸一次次地付钱给他，用长长的没有血色的手指捏住筹码，机械地摆在他面前，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阿闽猜想自己的运气来了，他把筹码加到了三百。只要有机会，他就把自己的筹码加倍，每一次都没有落空，他得到了加倍的偿还。这一局牌结束时，他赢了三千五。皮夹克女人也赢，老吉姆大约维持本钱，只有那个金发男人输了一千左右。
穿着高跟鞋超短红裙的女招待站到了阿闽背后，柔声柔气地询问他是否要一杯饮料。他点了一杯啤酒，给了她二十块现金做小费。她惊喜地收下了，连说了三声谢谢。女招待袅袅地走了，她的背影有一点像阿蓉。
前几天他给阿蓉打电话。阿蓉说：“儿子五岁了，还没见过爸爸。他天天问我你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快被他搞疯了。你什么时候能接我们出去？”
“再等一等。”说这话就像吐出一口嚼过的甘蔗渣，了无滋味。
“我快没有耐心了。”接下去是长长的啜泣。
常常是这样，他举着电话，听她的啜泣。他的电话费大多是为了她的啜泣而付的。
最后他加了一句：我会尽快想办法。
他自己清楚是没有多少办法可想的。找蛇头给阿蓉办个假护照出来需要四万美金。他到哪里去搞四万美金？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这是电影《流浪者》里的台词。事实上一样也做不得的。
他离开大陆最初是去的俄罗斯，后来辗转了几个国家才到了美国，中间换的几次签证都是借钱买来的。这两年债是还了，但是想很快再筹到一笔钱办阿蓉出来，谈何容易？
这一年来，他一直想靠赌博赚钱。他开始时进赌场，是因为下了工无处可去，而赌场二十四小时营业，灯红酒绿，有歌舞可看，有免费的食品可吃。渐渐地他迷上了赌本身。
有人在他背后猛拍了一掌，他回过头，发现是和他住同一个房间的阿平。
阿平的头发很久没理了，看上去黏腻腻的。因为缺少睡眠，他的眼里网满了血丝。身上的风雪衣已经无法分辨出原来的颜色，倒是新近被溅上的几点番茄汁还红得鲜艳。
“你小子今天走了财运了。”阿平和他说家乡话。
阿闽点点头：“你运气怎么样？”
“别提了，进来后还不到半小时，就把身上的钱输光了。”阿平的目光恋着阿闽面前的筹码。
阿闽懂了他的心思。在餐馆里做工的十几个同乡，人人都是阿平的债主。阿闽甚至都不想去记阿平究竟借了自己多少钱，他知道那些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阿平刚来美国不久就一头扎进了赌场，不但旧债没还，又添了许多新债。很多次从赌场回到公寓，他都大骂自己。昨天他还特地从餐馆的经理那里要来大张的白纸，粗壮的墨笔，写了一个条幅贴到墙上：阿平，如果你再去赌场，你不是人！
现在墨渍还没干呢，他又在赌场输得身无分文。
“借我一点吧。”阿平开始央求。
阿闽大阿平半岁，平常总把他当成弟弟，经不起他的央求，就数出了五百块筹码递给了他。
阿平像是烟瘾发作，终于得到了救命的一口，慌忙捧着筹码走了。
小白脸把六副新崭崭的牌洗好后，齐刷刷地码在牌架上，准备好了吗？他问，眼光镇静地扫过每一个玩家，像一只等待出击的猎犬。
阿闽把烟蒂在烟缸里慢慢地揿灭，认真地看了一眼小白脸，下了四百元赌注。他要加大赌注，赢很多的钱，他不能再等了，阿蓉也不能再等了。
小白脸似乎在洗牌时施了魔法，把所有阿闽的牌都排列得丑陋。他经常拿到十三点或者十六点，如果他接着要牌时，就超出了二十一点，“爆”掉了；如果他不再要牌，庄家的牌一揭开，总是稳稳当当的十九点，二十点。他的筹码不停地放下去，小白脸就不停地伸出瘦长的手把赌注钳住，在空中划一个弧线，然后把筹码摆回到自己面前的筹码匣子里。小白脸的手在他面前晃动着，每一根血管都因为得意而暴绽起来。
小白脸天生是做庄家的，就像有的人天生是做杀手的一样。这个赌场里的许多人，从前因为沉溺于赌博，玩忽职守而丢了工作，又负债累累，索兴进学校受一番培训，金盆洗手做了庄家。这些人免不了对输惨了的玩家流露一些同情，但小白脸从来都是平静如铁。
到小白脸宣布这一局结束的时候，阿闽面前只剩下孤零零几个黑色的筹码，他不但把赢的送了回去，还输了两千多。小白脸俯视了他短短的几秒种，像是估量他的承受能力。
他伸出手去风雪衣口袋里摸烟，摸了许久也没有摸到。倒是皮夹克女人给了他一枝，还帮他点上了。“今天对你我都是倒霉的日子，”皮夹克女人说。“唉，来的容易去的快。”老吉姆在他耳边叹气。老吉姆也输了不少，金发男人却捞回了一些本钱。
两千多块钱在一瞬间内就像被风卷走了。阿闽站起身，在赌台旁边踱起来。为了赚两千多块钱，他要在一个多月里给客人端成千上万杯饮料，要收走成千上万个脏盘子，要不停地扫地，擦桌子有时或白或黑的十几个人来吃饭，他们把他呼来吆去，最后一分小费都没有丢下。
在赌场外面，一分钱是一分血汗；在赌场里，上千块钱只是几颗塑胶的筹码。
也许不要再赌了吧，趁着现在还没有把本钱荡尽。阿闽问自己。小白脸理好了牌，把牌架拍得山响，暗示他应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他如果不回去，也就等于认输了。
阿闽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又掏出三千块换了筹码。这一局他决定稳扎稳打，先下一百元，观察一下牌型再说。他的牌不好也不坏，半局过去，也没有什么起落。老吉姆起身离开了这张赌台。老吉姆一向奉行游击战术，如果他发现这张赌台无利可图，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小白脸突然微笑了，笑得像个年少而怀春的女人。这时阿闽才发现自己背后站了一个美国壮汉，浑身散发着灼灼的热气。他正定定地望着小白脸。两人开始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他们说的话阿闽有很多是不懂的，但他听得出话里的亲密狎昵成份。小白脸发牌的动作不由得慢了下来，眼风不时飘向壮汉，偶尔还要做出一个兰花指型来讨喜。
阿闽感觉他和小白脸之间的战斗因了小白脸的心有旁骛而暂时休止了。他的牌开始变好，又有一些筹码回到了他面前。有一次他和小白脸的牌都是十九点，小白脸却付了他一百元，他把钱退了回去，他并不想使小白脸丢了饭碗。
就在这时，那个胖胖的红脸膛的大妈来替换小白脸。小白脸要去休息二十分钟，他有几分扭捏地和壮汉说了再见。
大妈扎着大红的蝴蝶结，一派喜气，笑眯眯地向每一个人问好。大妈按赌场的规矩，拿掉了第一张牌之后开始发牌。也许因为串了这么一张牌，阿闽的运气全变了，他连连失手。每一次胖厨娘拿走他的筹码，都要轻叹一声。一百，两百……一千，钱像水一样流出去。
你要不要到别的台子去试试？大妈低声地提醒他。
她语调中透着的温和关切让阿闽突然脆弱起来。他站起身，拾起零落在台子上的几粒筹码离开了。
母亲讲话一向也是这么温和关切的。只有一次，母亲听说他经常出入赌场，打电话给他，发了脾气。她说，为了求佛保佑你平平安安，我一个星期五天吃素，还要到二十里外的大庙里去烧香，我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母亲再也说不下去。
阿闽失魂似的在赌场大厅里转来转去，试了一张又一张台子，运气不见任何好转。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木偶，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引着，把钱换成筹码，把筹码押下去，打手势要牌和拒绝要牌，筹码被庄家掠走之后再押新的筹码，直到身上带的九千多块都归了赌场。
他虚脱似地站了起来，从大厅顶上吊悬下来的霓虹扑克牌微微摇晃，赌客们各式表情的脸像是舞会上的假面稀奇古怪。他慢慢挪动着步子，走进了餐厅。他只想坐下来，喝一杯不加糖的咖啡。
阿平也在餐厅里，他的面前摆着一份残冷的牛排。阿闽在他对面坐下来，两个人蓬头垢面地对望着。
已经凌晨三点了，赌客们大多散去，赌场里冷了许多。热咖啡已经喝了两杯，阿闽仍有些抖。
阿平突然操起切牛排的餐刀割自己的食指，血立刻溅了出来。“我要你再赌，我要你再赌，我割断了你。”
阿闽站起来，去夺阿平手里的餐刀，两人撕扯着。阿平的力气突然大得惊人，他狂乱地舞着刀，在阿闽的脖子上划出了一道血印。“你让我把它割断吧，”阿平声音里已带了明显的哭腔，“割断了我就不会再来了。”
阿闽使出最大的力气把阿平抱住，抢过了他手里的刀。阿平的身子软了下来，像个梦游的孩子猛然在荒郊野外惊醒了，懦怯而失魂落魄。
餐厅的招待、经理甚至门口的警卫都闻声围拢过来了。阿闽连忙解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扶着阿平走出了餐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当这是一次梦游。在大厅里阿闽遇到和自己住一个公寓的老乡，就托他们送阿平回家，自己却留了下来。
他用信用卡取了三千现金，这是最后的三千块了。他像一头饥饿的困兽在赌场里寻来觅去，内心里已经无数次发出哀嚎了。
他的目光又和小白脸的相遇了。小白脸又恢复了从前的平静如铁，甚至还添了德国军官式的倨傲。
他不由自主地又在小白脸的赌台上坐下了，把钱换成了三个五百元的，十五个一百元的筹码。老吉姆也回到了这张赌台，他看到阿闽，摇了摇头。他说到现在为止这一夜他只保住了本钱。皮夹克女人仍在恋战，叼着烟卷的嘴唇已转成青紫的颜色。她说，金发男人赢了钱，补上了最近股票被套牢的损失，回家了。末了，她又补了一句：至少他还是个有家可回的人。
这一局阿闽又是以一百元开始的。输了第一手牌，他就把筹码加到两百元；输了第二手牌，他加到三百元；第三手牌他又输了，他就加到了六百元。他认为按几率来讲，他不会一手牌都不赢。果然在他把筹码加到一千二时，他以十八点赢了庄家的十七点。他如法炮制，始终保持不亏。
到了第二局，他还是大致不输不赢。已经凌晨五点了，赌场大厅的天窗透进了亮光，把一张张疲惫的脸照得苍白。阿闽想到自己十点半必须赶回餐馆作工，突然失掉了耐心耗下去。
他推了五百块筹码下去，输掉了，他改押八百。他拿到了两张四，而庄家的掀开的那张牌也是四，那么庄家的两张牌很可能十四点，按规则在玩家要过牌以后，庄家必须抓牌，直到超过十七点，他“爆”掉的可能性就很大。阿闽又推出八百，把自己的两个四分开，第一个四得到了一张十，他不想再抓牌，寄希望小白脸会爆掉；第二张四得到了一个七，他又码出八百块，给自己的筹码加了倍，结果他只得到了一张五。
空气凝固了，他的眼神也变得凝固。庄家掀开了自己扣着的牌：一张七。庄家拈起牌架上的下一张牌，猛地一甩，晾到台面上：十点，庄家拿到了二十一点。
小白脸在半空中抖了抖手腕，摆一个拳击手胜利后的姿势。他悠悠地把阿闽的筹码收到筹码匣子里，他把这一瞬间尽可能拉长。
阿闽一个筹码都没有了。
一刻静默。其他玩家又下了筹码。准备好了吗？小白脸问。阿闽摸出了自己的钱夹，在夹层里翻找。他翻出了一张儿子的照片：儿子正甜笑着望着他。有一次打电话，儿子说：爸爸，你只要赚上一点钱就快回来吧。你要不回来，我就不认你了，我就随妈妈姓了。
阿闽扶着赌台站了起来，吃力地挪开了椅子。
“多多保重。”老吉姆说。
他笑得微微地抖，额前的一绺头发落了下来。几年前在大陆时，有一次他和朋友合股作生意，他投了十几万人民币进去，结果朋友卷了钱去了澳门。他听说了这个消息后也是这样笑的。
阿闽出了赌场，风刺骨了许多。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只有寥寥的几辆车披着厚雪，敦实地立着。
他的胃空空的，生吞了几口寒风。空气中似乎有一股鲫鱼汤的气味，是那种乳白色的鲜美的汤。有一天早晨母亲熬了一锅这样的汤，就扶着后窗的窗框，喊在海边游泳的他回家吃饭。
那天浪出奇的大。母亲给他缝的短裤他穿得太久了，橡皮筋不知怎么就断掉，结果他猝不及防地被海水冲走了短裤。
他窘窘地上了岸。
母亲说：“你就这么光溜溜地回来了？”
——（发表于《世界日报》1998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