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火辣辣的川妹子
在文学的四川，女性是第三类引人注目的意象。
并不是每一个四川作家都把他们主要的艺术场景留给了川妹子，在那些“洄水沱”里挣扎得最厉害的当然还是攫取了实力和觊觎着实力的四川男人。不过，出现在四川文学中的女性却是格外的独具魅力，以其浓郁的巴蜀气质令人久久难忘。
生存：不屈不挠
有意思的是，在社会关系中忙碌不堪的四川男人并不永远都是有能力、有威信的，在家庭生活场景中，他们分明受到了四川女性的“排挤”。或者为势所迫，或者外强中干，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悄悄卸下了家庭的重担，从家庭权威的位置上退去。在文学的四川，川妹子是家庭大业的脊梁，她们挣钱糊口、抚儿育女，操持着几乎所有的家务。现代四川文学告诉我们，没有川妹子，无数的家业早就在社会动乱中土崩瓦解了，而无数的四川男人也无法长大！
生存的艰难把川妹子磨练得格外的不屈不挠、坚韧不拔。
沙汀《兽道》里的魏老婆子，早年守寡“使她遭受过比一般旁人更多的苦难”，但“终于活出来了，靠着自己一双手把儿子养大了，并且还讨了媳妇”。《呼嚎》里的廖二嫂在丈夫被抽丁之后，一个人支撑家庭，下地干农活，上镇卖鸡蛋，为领优待谷，“他同保长吵过打过，同嫂嫂吵过打过，还坐过禁闭室。”《淘金记》里的何寡妇在丈夫过世以后，独立掌管了一份庞大的家业，为解决产业纠纷，为保住祖传坟岗与北斗镇的实力派们反复较量。《三斗小麦》里刘述之的姐姐先当教师，次囤粮食，“她是深知生活的艰苦的，十分相信独立奋斗的可贵。”艾芜笔下人川的“新移民”石青嫂子为了保住自己开垦的荒地，同吴大老爷软缠硬斗，忍辱负重，“不论啥子艰难困苦”，都要把孩子们拉扯大（《石青嫂子》）。屠太太为了家庭生计不得不上街卖菜，她悲愤地道出了其中的苦楚：“我还没有受够气么？菜放在人家铺子门口卖，伙计骂你，放在街上卖，警察赶你……有天拿恶棍踢一足，晚上喊痛，只推说跌了一跤……”（《小家庭的风波》）周四嫂从小就在后父家受尽了欺负，但“她不久就变得伶牙利齿的，用各种恶毒的话去回答对方”，敢于在后父的“拳头之下，发出反抗的嚎叫……”，后来为了替抓了壮丁的丈夫赎身，她一边育儿种地，一边还得东奔西跑，托人求情。（《一个女人的悲剧》）艾芜的《芭蕉谷》将一个姜姓女人辛苦而顽强的人生写得真切动人，她嫁过四个丈夫，受尽了欺负和嘲笑，但从未丧失过生存的信念，总是认为“只要努力，是不用怕的了”。她以自己的遭遇来宽慰受人欺辱的女儿：“你看，我现在不还是活出来？有娘一块，你不愁没好日子的。”虽然这位姜姓女人居住在中缅交界的克钦山，但是却具有与四川女性一样的生存态度。我认为，这也是艾芜在创作中的“认同”，姜姓女子应合了艾芜深刻的故乡体验。罗淑笔下的刘嫂15岁被人拐骗，卖给人家做侍女，遭主人奸污后又被赶了出来，她在茅厕里生下了孩子，然后到处飘流，补衣，卖粥，当女仆，后来因贪杯误事而被主人辞掉，最后嫁了人，一连找了三个丈夫，个个都打她，打不过男人就跑，她坚信：“人只要有两只脚，两只手，到处好找饭吃。”（《刘嫂》）小阿牛的妈妈在丈夫跌进盐锅煮死后，开烟馆，做暗娼，历尽艰辛将儿子拉扯成人（《阿牛》）。
生存既然如此之艰难，那么所谓的“坚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这就是对不断变化着的生存条件迅速适应，有能力将不断袭来的艰难困苦调整到自身尚能接受的程度。找草人的女人被丈夫卖给胡家，就在刚刚过门“洗晦气”的时候，猪圈里的乞食声竟使她顿时忘了“生人妻”的难堪。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镜头：
它们重新唤醒她几年前成了习惯的动作，她四下找寻，终于在一个角上发现一桶已经煮好的‘猪食子’，她把灯挂上铁钉，一手提起桶把，一把扶着桶底，空隆，空隆地往槽里倾。
“伙失！一伙-失-猪儿溜溜溜溜溜——这边来！伙-失！”
她等它们每个都把嘴筒放在槽安分的抢食着，她才微笑了。
一个劳动妇女的近于本能的生存欲望和对环境的忍受力在这里被作了生动的表现。借了《刘嫂》中的刘嫂的话说，就是：“好日子坏日子全是一样过，过不得也要过下去。”如果环境实在无法忍受，那么就毫不犹豫地逃离它，而逃离仍然是一种执著的求生欲。“生人妻”从胡家逃了出来，刘嫂也多次的逃了出来，除了像周四嫂那样夫死子亡的绝望之外，在一般的情况下，四川劳动妇女中悬梁、投江、服毒者并不多见，这恐怕正是得之于这样坚韧不拔的生存毅力。
李劼人笔下的邓么姑是另一种类型的善于承受环境变故的川妹子，她22岁嫁给了天回镇的蔡兴顺，不久又与袍哥罗歪嘴打得火热，罗歪嘴涉嫌教案成了在逃罪犯，蔡兴顺也被投入了监狱，这时，对头顾天成上门提亲，邓么姑几乎是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他。过去我们曾试图从许多方面来阐释邓么姑这多变的婚恋，有人认为这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有人认为是对帝国主义洋教势力的妥协，也有人认为是先叛逆后妥协。我认为，这些阐释都可以在一个更深的性格内核上统一起来，这个内核就是邓么姑的生存愿望，或许她本来与我们所概括的那些现代术语无干，但的的确确，她是格外地渴望“活着”，排开一切障碍地“活着”，所以至少在客观上就有了叛逆，也有了妥协。需要明白的是，叛逆和妥协其实都是一个普通人求取生存的基本方式。她与罗歪嘴交好的重要理由是：“人生一辈子，这样狂荡欢喜下子，死了也值得！”后来应允成为顾大嫂又这样宣称：“放着一个大粮户，又是吃教的，有钱有势的人，为啥子不嫁？”邓么姑的生存态度就是对叛逆与妥协关系的最好说明。
沙汀笔下的何寡妇的适应力和承受力却是在生活的磨练中逐渐强大的。她本来是一个书香入户出身的小姐，自恃清高，不愿料理商务，但是丈夫的早逝把她别无选择地推到了家庭产业的纠纷当中，“这一次纠纷磨练了寡妇的才干，同时也改变了她的观念。她再不以正派人自居，一味信赖官府的庇护了。和一般粮户一样，此后她总经常和镇上的名人，主要的是哥老的家庭维持着联络，甚至攀扯一点瓜葛关系。”
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因求生而忍受环境的变迁从而表现出某种坚强的毅力，这或许是传统中国人的普遍特色。萧红《生死场》中的东北农妇麻面婆、老王婆、金枝等不也是一把干活的好手，不也是表现着“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吗？王鲁彦《屋顶下》那位终生操劳、省吃俭用的浙江老太本德婆婆不也同样的吃苦耐劳吗？类似人物我们还可以数出安徽的四太太（台静农《新坟》）、湖南的萧萧（沈从文《萧萧》）、山西的孟祥英（赵树理《孟祥英翻身》）、北京的冬儿姑娘（冰心《冬儿姑娘》）、春桃（许地山《春桃》）等等。尽管如此，四川文学中的女性仍然是十分突出的，这是因为，她们常常都是以一种独立特行的姿态出现，与这些川妹子不屈不挠地支撑家业，顽强生存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一大拨四川男人的懦弱、平庸、无能或者就是无奈地从生活中“撤退”。
沙汀《三斗小麦》中刘述之的姐姐是顽强的，而作为弟弟的刘述之却软弱无力。《淘金记》中的何寡妇是能干的，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是孬种。当连长太太与邻居青年的私情被她的丈夫发现后，这位女性也性格倔强，毫不示弱，而她的情人“自己倒跑掉了”（《在祠堂里》）。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邓么姑是果敢的，而蔡傻子呢，“不说男子汉，就连婆娘的见识，他都没有。”《暴风雨前》中的伍大嫂是无畏的，伍平呢，“自从讨了老婆，一直是很驯谨的，成日守在家里，任凭老婆如何指挥，总是喜笑颜开的做事。”《大波》中的黄澜生太太聪慧干练，而她周围的一群崇拜者却都缩头缩脑，很不中用。艾芜《一个女人的悲剧》中的“周四嫂是个吃苦不少的女人”，而“周老四是个好心肠而没定见的男子，做起事来也有些轻率，常常在枕头上受着教训，渐渐变成了害怕老婆的人物。”另外一些男人，却因为种种的原因退出了生活，而把家庭的重担交给女人来独自承担，最辛酸也最激动人心的故事只能由女人来上演了。魏老婆子的丈夫早亡，何寡妇的丈夫早亡，阿牛的父亲早亡，把他抛给了一无所有的母亲，廖二嫂的丈夫被抓了壮丁，石青嫂子的丈夫被抓了壮丁，伍大嫂的丈夫后来也长期地在外戍边。懦弱平庸的男人和被迫“撤退”的男人都使得川妹子顺乎自然地扮演了一柱擎天的角色，她们肩挑背托，上坡下田，走街串巷，抚老携幼，为整个家庭的生计殚精竭虑、含辛茹苦。
相应地，我们发现，在东北、江南等地域，女性的坚强和毅力却常常掩藏在了男人作为一家之主的专制和强悍里。在其他许多地域，男人似乎较难轻易放弃自己对家庭事务的主宰权，再能干再茁壮的女性也只能生活在男人的专制秩序中，并随时承受来自男人的棍棒和拳头，女性不过是支使着干活的工具，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助手。萧红《生死场》里的老王婆，麻面婆都是干活的好手，但在丈夫面前却又是温顺的、软弱的，丈夫才是大权在握的最高统治者；吴组缃《菉竹山房》里守寡的二姑姑独立掌握着一处深宅大院，但她却还在幻觉中为死去的丈夫服务，听从他在梦中的每一个吩咐，连闲谈也不忘时时提到那个其实从未共同生活过一天的故人：“这间邀月庐是你姑爹最喜欢的地方；去年你姑爹回来，叫我把它修葺一下。你看看，里面全是新崭崭的。”
川妹子的坚毅和刚强常常是以独立不倚的姿态凸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辣”。这是一种有能力有胆识也有韧劲的“火辣”。
礼教：背道而驰
中国封建礼教的本质就是将个体纳入到一个严格的等级秩序中，这个秩序里的男人和尊长都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威，而女性（尤其是作为劳动力的青壮年女性）却只能是无条件地服从。所谓“妇道之常，顺为厥正”，“夫者天也，一生须守一敬字”，“新妇之倚以为天者，公姑丈夫三人而已”。四川女性不仅能够独立支撑起整个家庭的大厦，而且还敢于逾越等级秩序，向尊长挑战，与男人对抗，将种种的纲常礼教弃之不顾，这，的确就更加的惊世骇俗了！
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妇女群像中，四川女性可能是最不惧怕男人的一类。当东北农妇麻脸婆“像一摊蜡消融下来”的时候，四川的一位连长太太却在丈夫的淫威面前义正辞严：“我是喜欢他！——你丑不了我！”（沙汀《在祠堂里》）同样是被丈夫所出卖，浙江的女性默默无语，低声抽泣（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四川女性却咆哮了：
“呵唷喂！好听呵！”女的立直了身子指着男的骂道：“你好人……你狼心狗肺……你全不要良心的呀……”她浑身打战，喘着气，她的身子又沉重的落在那段树桩上了。
咆哮的女人倒让男人心有余悸了。沙汀《淘金记》里有两位狠毒如蛇蝎的人物——龙哥和林么长子。龙哥当过土匪，操过袍哥，又是北斗镇镇长，为人横蛮霸道，敢于公开侵吞公款公债而面不改色；林么长子当过团总，虽已卸任却余威犹存，欺男霸女毫不手软。但是，有趣的是，这两位混世魔王一回到家里却规矩多了，林么长子“老婆身体壮健，已经40多岁，么长子很怕她，这是因为她的谈吐比较自己更为粗鄙的缘故。”我们看这个精彩的细节：
她一发觉丈夫正在门口探望，还没有张口，便嚷叫起来，怒气冲冲地抓来一只竹篮，朝他怀里一塞。
“就在外面翻花就是了吗？去择了来……”
“怎么，菜都还没有择好么？”么长子吃惊地问，但是已经接过竹篮。
“一个人只有一双手呀！”
老太婆大声回答，一面响着铲子，么长子无奈何地笑了。因为媳妇子在面前，他就只好喉咙里嘀咭了一句怪话，忍气吞声地退了出来。
不可一世的林么长子乖乖听从了老婆的支派差遣，或有不满也只能是忍气吞声，暗自嘀咕。这哪里还有什么“夫为妻纲”，哪里还是“夫者，天也！”
那个龙哥的遭遇也大同小异。沙汀告诉我们：“在以往，龙哥对于女人的兴致较大，自从那个块头比他还大的太太，狠狠收拾了他一顿以后，他就变得很规矩了。”
从这里我们大体上还可以作这样的推断，恐怕正是四川女性的顽强对抗，才迫使一拨平庸的四川男人如蔡傻子、何宝元、伍平等不断地自我收缩，以致愈发的无能了！
川妹子敢于与男子汉大丈夫相对抗，也敢于向自己的公婆挑战，由此上演了一幕幕硝烟弥漫的婆媳之战。
削弱平等的夫妻关系，强化不平等的父子婆媳关系，这是封建等级化秩序的主要特征。等级需要不断地排斥亲情才能巩固自身的尊严，于是，婆媳矛盾就成了中国传统家庭里一个最难解开的死结。婆媳冲突的景象也被大江南北的许多现代作家所摄取。东北作家萧红的《呼兰河传》，浙江作家许钦文的《疯妇》，许杰的《小草》，柔石的《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江苏作家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天津作家曹禺的《原野》，山西作家赵树理的《孟祥英翻身》，上海作家张爱玲的《金锁记》都为我们展示过婆媳之争的种种场景。我们注意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历史性战斗中，位卑言轻的媳妇们几乎就没有胜利的机会，《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因“见人不知羞”被婆婆折磨致死，《疯妇》中双喜的妻子被婆婆逼得疯了，《小草》中的“小草”含冤自杀，在《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里，“人鬼”妻上了吊，《这也是一个人？》里，“伊”被卖作丈夫丧事的殓资……除非有特殊的强大的外援（如八路军之于孟祥英）媳妇是很难有“翻身”之日的，或者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婆，但作为“角色”，这其实还是婆婆与等级制的胜利！
让人感叹不已的是，一些四川女性竟然以其特有的顽强顶住了来自婆婆的等级威力，从而常常能够使自己在这场“等级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沙汀《还乡记》里的金大姐就是这样，她“心粗气浮，举止心思都带野气”，嫁给冯大生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公公、婆婆的争吵，公婆简直对她毫无办法，以致在冯大生被抓丁外出的时候，竟自作主张改嫁了徐烂狗。周文《山坡下》写一个逃避战乱的家庭，枪声大作之时，赖大嫂还在和婆婆斗嘴斗气，媳妇或直言以告：“我来你家是精打光的，难道把我陪嫁来的东西都要精打光！”或借斥责儿子指桑骂槐：“还要吃！还要吃！没有你们我也清爽些。”倒是赖老太婆无以答对了。沙汀《呼嚎》中的廖二嫂脾气大，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同婆婆拌嘴”，临出门了还吩咐婆婆干这干那，“你挖一锄头算一锄头，再不然，把磨刀石地里的豆子扯了。”最厉害的大概得数李劼人《暴风雨前》的伍大嫂（王四姑儿），她刚一过门就懒散自由，一觉睡到日上三竿，连换下的裤头都得婆婆洗。当老太太忍不住上去掀帐揭被，猛然间竟当肩挨了一掌，被打翻在地，而床上已经大吵起来：“老不要脸的！白日青光来看媳妇的活把戏吗？亏你是老人婆！若是老人公呢？我也是十八九岁的人了，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老人婆！”一场激烈的家庭纠纷由此拉开了序幕，而有意思的是，大吵大闹之后，首先主动妥协的却是伍太婆！“这有什么办法，伍太婆仔细想了想，这一定是命中注定，以前的妄想，只好一起收拾起来，将就她，让她，权当她是老人婆但求耳根清静，过点太平日子。”四川媳妇就这样变成了“老人婆”！
一方面是顽强的媳妇，一方面是威严的婆婆，如果双方都不愿妥协呢，那么牺牲品就只有让那些软弱的四川男人来充当了！巴金《寒夜》里的汪文宣，周文《爱》里的焕章就是这样的男人。反过来看，牺牲品的出现也正是家庭冲突不再可能按婆婆的意志告一段落的结果。
此外，川妹子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她们一度表现出来的享乐主义的婚恋方式，特别是她们贞操观的淡漠。
金大姐因为丈夫杳无音讯，又因为与公婆关系恶化就可以自作主张改嫁他人，在她脑里丝毫也没有闪过“从一而终”的念头，传统的“女诫”对她没有约束力（沙汀《淘金记》）。像金大姐这样“操守”不严，朝秦暮楚的女子在四川文学中是颇有代表性的。李劼人《死水微澜》里的邓么姑（蔡大嫂）如此，《暴风雨前》里的王四姑儿（伍大嫂）如此，《大波》里的尤二小姐（黄澜生太太）如此，《天魔舞》里的陈莉华如此，《程太太的奇遇》里的程太太如此，巴金《寒夜》里的曾树生也大体如此。旧版《大波》的尤二小姐（黄澜生太太）有过一段独白，大概可以概括川妹子们在婚恋方式上的叛逆精神：
妇人家真值不得，偷了人就要着耻笑，说是失了节。胆小的，只好忍耐到害干病死，发狂。我就胆大了，可是也只好偷偷摸摸的。敢同男人样：只要有钱，三妻四妾，通房丫头，不说了，还能在外面随嫖，嫖女的，嫖男的，大家还凑合他的风流。会做诗的，还要古古怪怪做些来跟人家看，叫做啥子情诗艳体。我不信男女既都是一样的人，为啥女子就该守节？人人都不明白这道理……
如果说四川女性支撑着家业的坚毅和刚强可以称之为“火辣”，那么这种与礼教背道而驰的叛逆则可以称之为“泼辣”！
环境：生成与局限
我们不禁会问；四川文学女性的火辣与泼辣究竟因何而生？这与巴蜀文化的区域特征存不存在内在的联系？
在我看来，正是巴蜀地区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川妹子的火辣与泼辣，或者说，火辣与泼辣就是这些川妹子的巴蜀气质。
我们注意到，由于长期处于中国封建文化的“边缘”，巴蜀社会宗族文化与道德文化的积淀都远远不及北方地区及江浙地区深厚。这是巴蜀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特征。
宗族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伦组织的根本，数代同堂，聚族而居便是这一文化的“结晶”。古训云：“人道亲亲。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礼记大全》）这在中国的北方地区、江浙地区（乃至华中地区）是比较普遍的生存现象。萧红笔下的呼兰河胡家系三世同堂，这个小城也有聚居在一起的同姓宗族，仅“西院老杨家就有30多口人，小孩不算在内，若算在内也有40口了。”浙江作家王鲁彦笔下的袁家村、吴家村（《岔路》），许杰笔下的玉湖、环溪两村（《惨雾》）都是源远流长的宗族聚居地。为宗族利益而大动干戈的景象也常常被摄进他们的作品。湖南作家彭家煌《怂恿》写买肉引起的一场纠纷，纠纷的背景便是政屏宗族与裕丰老板宗族之间的互相倾轧；山东作家王统照的《一叶》，安徽作家台静农的《新坟》，浙江作家许杰的《奇异朋友》，这些小说所叙述的悲剧故事都与宗族迫害有关。宗族是以男性为纲，以尊卑长幼为等级确立成员的，父子关系是宗族化家庭的核心，夫妻关系不过是父子关系的附庸，家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同一宗族的男性尊长也有权干涉“下属”小家庭的内部事务。家族制严格限制女性特别是媳妇们的自由空间，将她们的活动局限在为整个家庭成员服务的既定程序中。《内则》称：“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舆。”《女诫·曲从》第六称：“姑云不尔而是，固宜曲从；姑云尔而非，犹顺命。”《曲礼》要求“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厂訾、不苟笑；立必正，方不倾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郑氏家范》云：“女子年及8岁者，不许随母到外家，徐虽至亲之家，亦不许住。”从这些历代的女性戒条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女性生存之中的巨大的宗族阴影，在丈夫、在公婆、在舅姑的重重压迫下，在无数双目光的威严的审视下，她们能不青春早逝，身世堪怜吗？能不软弱无力，战战兢兢吗？中国北方文学与江浙文学的女性悲剧，多半都是宗族迫害的结果。
令人倍感兴趣的是，巴蜀社会竟然存在着一种消解宗族文化的机制。父子联系相对松散，家族关系相对浅淡，这是巴蜀历史的重要现象。《隋书·地理志》描述四川是“父子率多异居。”宋代川人的“别籍异财”引起了中央政府的严重关注，以致多次下诏明令禁止。同治《巴县志》所载《刘氏族谱序》则称：“善人处乱世，父子兄弟且不能保，况宗族乎？”清人张澍《蜀典》亦云：“州中风俗，其家富裕者，早分诸子，其父分食诸子，按月计日，不肯稍逾期。”多次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无疑也强化了这种“消解”机制。移民拉开甚至断裂了川人的血亲纽带，一个又一个的小家庭布满了巴山蜀水。据清代嘉庆年间的人口调查，全川平均每户仅4.1人，远远低于全国的水平。在这些小家庭中，家庭产业活动的需要将夫妻这一对主要的劳动力推上了前台，因此，与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结构不同，巴蜀地区的家庭常常是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仅就我们前文所论及的四川现代文学作品来看，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小家庭就最多。沙汀《三斗小麦》的姐姐家，《呼嚎》的廖家，艾芜《一个女人的悲剧》的周家，罗淑《生人妻》的打草人家，李劼人《死水微澜》的蔡家，《暴风雨前》、《大波》的赫家（赫达三虽有兄弟赫尊三，但不大过问家政）、黄家都属于这一类别。另外，老一代的存在也并不能完全改变中青年一代作为中心的事实，如沙汀《还乡记》的冯家，李劼人《暴风雨前》的伍家，甚至还有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如沙汀《淘金记》中的何家，罗淑《阿牛》中的阿牛家。当然，巴金的名作《家》也写到了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这样的家庭也只能以父子关系为轴心，以封建礼教秩序为依托方才得以维持；不过，在文学的四川，高公馆式的存在实在少见，而且较之于浙江和北方地区那种宗族性的区域聚居，高家就还是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了。
毫无疑问，在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的家庭世界里，女性一方面要承担起更大的生活重担，另一方面却也获得了较为宽大的自由空间，这为她们性格中叛逆因素的发展创造了家庭环境。
巴蜀地区道德文化积淀的相对浅薄则为四川女性的种种“出轨”创造了社会环境。翻开史册，我们不时可以看到这王化统治的边缘地区的越礼之举。“周失纲纪、而蜀先王。”（常璩《华阳国志·序志》）“未能笃信道德”（《汉书·地理志》），“小人薄于情礼”（《隋书·地理志》）。以正统的礼教规范来衡量，邓么姑、伍大嫂、黄澜生太太、金大姐所生活的环境到处都充满了叛逆的行为，而且对种种的叛逆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先看两代人之间的等级观念。在邓么姑与邓大爷、邓大娘之间，在王四姑儿与王大爷、伍太婆之间，都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等级界限。邓么姑自主改嫁顾天成，显然根本就不打算征求父母的意见，待他们问起，邓么姑倒是侃侃而谈，直说得邓大娘无语，邓大爷无奈，父母权威似乎就不可能作用于邓么姑身上。王四姑儿更是脾气大，不仅不对父亲尽女儿孝道，“反倒动辄抱怨吃得不好、穿得不好”，而这位王大爷也似乎只会挑着担子卖烧腊，对女儿的忤逆毫无办法；王四姑儿与伍太婆大吵大闹，一拨前来劝解的人，既有偏向伍太婆的，也有偏向王四姑儿的，媳妇并没有无条件地受到谴责；不久又是王四姑儿与丈夫伍平大吵大闹，劝解者也“叫伍平认个错”。在李劼人的《好人家》中，一个出了嫁的泼辣的女儿竟然逼着守鳏多年的老爸退了已过门的后娘，又亲自作主将一个肥头大耳的粗蠢丫头送于老爸收房。等级权威的失落使得封建的礼教不再可能顺利地输入到新一代人的心里，于是也就给邓么姑、王四姑儿这样的“野”姑娘埋下了越轨出格的种子。
贞操观念的淡薄更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东北，王大姐自主嫁给冯歪嘴子就遭来好多邻人的讥讽（萧红《呼兰河传》），而在四川，邓么姑、金大姐弃夫再嫁、王四姑儿与许多男人“打交情”，也依然活得尚好。就像“我”的爹娘，他们虽然在心里觉得邓么姑“品行太差”，可当面还是说说笑笑，也还夸奖她在做菜方面的“好本事”，而一旦邓么姑之子“金娃子业已飞黄腾达，并且与我们有姻娅之谊”后，“爹爹见她时，也备极恭敬，而且很周旋她。‘品行太差’一句话，他老人家大约久已忘怀了。”徐烂狗也顺当地把一个嫁过人的金大姐娶来当了自己的老婆。据说，王四姑儿（伍大嫂）生活的下莲池“一般邻居们的年轻妈妈，又哪个没有几个‘男朋友’呢？”张嫂就主动前来开导伍太婆替媳妇找“朋友”：“魏三爷再说人好，再说花钱，到底50多岁的人，年纪轻轻的，陪着这样一个人，自然是不高兴的了。伍平哩，到底是精壮小伙子，她自然要想他了。”这话说起来竟这样的随便、自然，就像在谈论柴米油盐一样的生活琐事。而这个当婆婆的伍太婆，竟也轻轻松松地接受了张嫂的建议，积极替儿媳妇张罗起来，以后每当媳妇在家“接客”，她都会主动在外站岗放哨。在这些四川人的观念中，贞操的神圣性是大大打了折扣的。
当“我”爹爹因为邓么姑一家的发迹而对她“备极恭敬”之时，当伍太婆安然享用着媳妇“打交情”挣来的钱财之时，我们可以感到，在巴蜀地区，过日子，求生活是多么的重要！一旦过日子、求生活的要求与礼教道德有所冲突时，人们也会把价值的天平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了生活一侧！
恐怕也正是在过日子、求生活的价值取向上，巴蜀文化对四川女性的局限才体现了出来。我们不妨对这些火辣又泼辣的川妹子再作一次整体的扫描，我们看到，无论是对于火辣的何寡妇们，还是对于泼辣的邓么姑们，其实她们都不过是为生活所累的人。何寡妇们为家业而苦苦挣扎，邓么姑们为寻找家业的靠山（男人）而苦苦挣扎，她们都沉浮在生活的泡沫里，镌结在生活的大网上，从不曾也不可能产生出更高的更大的自我发展的目标。何寡妇并没有走上社会，参与社会事务，她的视线局限于家庭之内，她走进北斗镇社交圈不过是为了保护家产；邓么姑也根本谈不上什么个性解放，什么婚姻自由，她所求的其实还是一个能够支撑她享乐生活的有权有钱的男人。正因为这样，阅读四川现代文学，我们将发现，这里出没着的女性多半是一些乡场乡村的川妹子，而缺少寻找自我的新女性，缺少穿梭于社会中的知识女性，缺少风风火火的职业妇女，缺少前赴后继的女革命者。巴金的《家》写到了新女性琴，但终于不如鸣凤、梅表姐、瑞珏那样给人印象鲜明，似乎作为“新”的一面还没有在巴金的感觉中上升成为与众不同的个性品质；《寒夜》里的曾树生是职业妇女，但我们看到的却并不是她作为职业者的形象，一场家庭纠葛使之陷落了；沙汀《困兽记》中的小学教师孟瑜也自觉安于家庭生活的平庸，像庐隐《海滨故人》里的露，茅盾《幻灭》里的静女士，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这样的人生探索者，像叶紫《星》中的社会革命者梅春姐，我们很难找到。当然，巴金也写过李静淑、李佩珠这样的革命女性（《爱情的三部曲》），但有趣的在于，这样的女性都已不再属于巴蜀，包括外省作家茅盾《虹》中“活泼、勇敢、直视前途”的梅女士，虽然来自四川，却是上海给了她自我发展的空间，这是不是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类别的女性与巴山蜀水并不存在内在的适应性，巴蜀大地上盛产着的还是何寡妇们和邓么姑们。因为，文学意象终究是作家读解社会文化的产物，作家对区域性意象的提炼和叙写应当是他在体验区域文化的过程中，努力寻求自身感受与文化环境相契合的结果；当这种契合难以实现时，他必然会将自身的意象依托在另外的文化环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