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内陆腹地文明
“盆地”和“天府”概括了巴蜀文化的两个侧面，盆地文明造成了封闭和内乱，天府文明又带来了富饶和美丽，前者让有志之士出蜀而去，后者令有情之人倍生自豪。那么，这两个矛盾着的侧面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哪一个方面的文明特征给巴蜀社会和巴蜀人的影响更大呢？
所谓文明特征，其实还是根植于人们的感受。任何时代的任何文明如果没有进入人的感受世界，那就无所谓“特征”。同样，我们今天对古老的巴蜀文明特征的感受肯定也与扬雄、常璩、杨慎的时代大不相同了。我们平行地概括了巴蜀文化在各个侧面的特征，但并不等于说这各个侧面都以同等的分量进入到了历代巴蜀人（包括巴蜀文人）的感受当中。据我观察，直到近代以前，天府文明的形象都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放大了，而盆地文明的阴霾却被或多或少地遮掩着。李白以一首《蜀道难》极写川北山道之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也写过“蜀道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川东水路的轻捷同样成了千古绝唱。古老的重庆城居地偏僻，但在诗人赵熙眼中也是“万家灯火气如虹，”三峡地区是荒凉的，而杨慎却以生活的情趣推想之：“最高峰顶有人家，冬种蔓青春采茶。”在去国辞家、游走天下的时候，巴蜀文人更愿意向他人夸耀“天府”的繁盛和富饶，扬雄的《蜀都赋》、陈子昂的《上蜀川军事》、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都一再说明了这一点。
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盆地”特征的格外突出以致占据了人们主要的生活感受，那必定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整个社会的发展较为迅速，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流十分广泛而必不可少。只有在这个时候，盆地对人的阻碍作用才会频繁地显现出来。但直到近代以前，中国封建文明的步伐都是极其缓慢的，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流虽然存在，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无疑大大减小了这种交流的必需性。“天府之国”的自足性似乎尤其突出，除海货外，四川的确几乎就是无所不有，物产的差别仅在本省或州县内就可以调剂弥补，它很难对外省有生存上的依赖。
但是，自鸦片战争以降，巴蜀“天府”的光辉开始黯淡，“盆地”的阴霾日渐显现了。因为，历史从此以后反复向人证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必须自我调整，必须走工业化的新路。而工业文明的真正代表不是我们久已熟悉的中原文化或江南文化，而是更其遥远的大洋彼岸的西方文化。巴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是无法“自给”的，更不可能经由过去有限的信息交流来接受大洋彼岸的陌生文化了，经济与文化都需要重新“输入”。农业时代的“天府”从整体上讲正在逐渐减少魅力，而“盆地”却因为严重阻碍了现代文化的进入而显得有些触目惊心了！
风从海上来。无论是从巴蜀盆地的东缘还是南缘测算，它离海的直线距离都在1500公里至2000公里以上，哪怕是最强劲的海洋飓风也无法送达到盆地的边缘，这似乎正是巴蜀文明与西方文化关系的一种象征。在中国近现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而离海甚远的巴蜀被远远地抛到了后面。站在近现代文明发展的龙头返顾巴蜀，这也就是站在世界文明恢宏版图中审视一个偏远的角落，此时巴蜀地理位置又发生了改变，它不仅仅是一处交通不便的盆地，它与先进地区的距离也不仅仅是一座秦岭，一座大巴山，一扇夔门，而是1500至2000公里的距离再加上整个太平洋！换句话说，巴蜀，这是一个离现代文明远而又远，偏而又偏的内陆腹地，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候，巴蜀文化是典型的内陆腹地文明。
地理位置的调换实际上是对生态景观的一种敞露。内陆腹地的事实不仅大大地突出了“盆地”的封闭性，而且还将“盆地”生存的黑暗、腐朽都清清楚楚地暴露了出来。在工业化、法制化、教育普及化的西方文明比照之下，巴蜀社会似乎到处都散发出中世纪的腐臭气。它最显著的特点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军阀防区与军阀混战
军阀混战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更是盆地文明的“蜀乱”传统。近现代的四川军阀却创了历史割据密度之最，战乱频繁之最，相反，他们却似乎无意去逐鹿中原，与西方列强也关系浅淡，这也是一种“内陆腹地”特征吧。
1918年“防区制”形成，全川被划给各路军阀部队驻防，“举凡官吏之任用，制度之废置，行政之设施，赋税之征收，皆以部队长官发布命令行之，无论省府或中央政府之法令，不得此部队长官许可，皆不得有效通行区内。”一个防区就是一个王国，部队长官就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防区制让四川军阀公开抢夺地方利益。防区以内，他们疯狂加征苛捐杂税，预征田赋达到几十年之后；防区之间，为捍卫各自利益而大打出手。这都给现代四川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军阀混战成了现代四川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流民四溢、袍哥遍地
四川，尤其是广大农村在清末就因人口过剩、耕地有限而出现了大量流民，民国以后的军阀统治再一次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驱赶了出来。这越来越多的流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外乡与城市，本来就毫无法律约束的社会秩序显得更加混乱。流民也好，居民也罢，为了在这乱世尽可能的保护自己，便组成了以武力为后盾的民间团体——哥老会（亦即袍哥），四川袍哥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势力之大，是外省所不能比的。与一般的土匪不同，四川袍哥的最大特点是它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力量渗透到了包括官、兵、绅、商在内的各种“体面”阶层，甚至知识分子。在更多的时候，它是以公开半公开的方式直接参与社会事务而无需啸聚老林。求取袍哥组织的接纳和保护与投靠某个军阀同样重要，甚至也更实在，这就形成了四川所特有的浓厚的“袍哥文化”基础。四川现代作家大多数都在这样的“文化”中浸润过，吴虞的舅舅刘藜然，沙汀的舅舅郑慕周、岳父李丰庭都是袍哥的龙头大爷，在他们人生的艰难岁月中，都曾得到袍哥的庇护。康白情年仅9岁就操了袍哥，后来还成了“吉”字义安公社社长。阳翰笙说，接触袍哥是自己“人生启蒙时所读的几本大书”之一。
（3）鸦片世界
近现代的四川成为鸦片的世界，这是军阀部队通过强迫农民弃粮种烟而一手炮制的，一时间，“阿芙蓉与野草闲花相争艳”，“全省各县各乡，每个角落，即使没有旅栈，没有饭店的地方，也有烟馆，距重庆约三英里的一个小村，居民仅百二十五家，而烟馆已设立二十二所。”巴金的“第二个先生”轿夫老周就是一个烟鬼，何其芳的一位私塾先生曾因烟瘾发作而昏倒在讲堂上，艾芜的堂曾祖家，“除小孩子外，大人多半吸鸦片烟。堂曾祖母就是一个大瘾客，无论到哪里做客，都要把吸鸦片烟的全盘用具带去。”诗人康白情父子曾贩卖烟土，据说郭沫若的父亲也曾经营此行当，耳濡目染，郭沫若对吸食鸦片的技术也熟稔起来。现代四川作家就生活在鸦片的烟笼雾绕之中。
（4）繁荣的乡镇文化
当中国沿海地区逐渐接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侵袭，当上海这样的东方之都开始酝酿和发展着中国式的都市文化，远在东亚大陆纵深地带的四川却全然是一片中世纪的田园和乡镇。乡镇是乡村与乡村之间进行小规模商业活动的场所。直到抗战，省外工业内迁以前，四川的现代工业水平都是很低的，商品交易的规模也不大，这都大大限制了四川乡镇向着都市演化的趋势。四川是乡镇的汪洋大海。每逢场期，人们便从四面八方赶来，买卖米粮、牲畜及其他生活用品，同时交流感情，增广见闻，寻医问病，排解纠纷。为城市人所熟悉的官府、法律秩序在这里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长江上游传统的乡村可以说是一个闭塞的共同体，是国家政权与士绅的二元结构。国家的直接权力只限于这个双层的社会政治结构的上层。”乡镇又成了绅粮、保长、团总、乡约们施展权力的中心，而当这些乡镇势力与军阀或袍哥勾结在一起，其力量就更加了不得了，一个小小的县城或乡场几乎也就是他们的天下。这就是四川最有影响的乡镇，它有的是狭窄、潮湿的石板街道，却没有通衢宽大的柏油马路；有的是生猪、泡菜、海椒、麻辣小吃，却没有咖啡、鸟笼和别墅；在井盐、砂金、煤炭的产地，有的是原始的手工作坊，却没有现代运输、机器和烟囱；有的是茶馆、酒店、赌场、烟馆，却很少舞场、剧院和书店。成都是四川最大的历史文化名城，却照样充满了乡镇风味。在本世纪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成都城内还有多处菜园，一片田园风光，相反，“阅报者不及百分之一”，“识字者不及十分之六。”所有的这些政治、经济、民俗风貌都构成了巴蜀乡镇文化的独特内涵，许多四川现代作家都是在这种文化的摇篮里长大的。郭沫若之于乐山县沙湾镇，康白情之于安岳县来凤场，艾芜之于新繁县清流乡，沙汀之于安县城关安昌镇，罗淑之于简阳县海井乡，周文之于荣经县城关镇，阳翰笙之于高县罗场，邵子南之于资阳县凉风乡，陈炜谟之于沪县云锦场，沈起予之于巴县一品场……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将感受到这种乡镇文化对于四川作家的发展、成熟、定型乃至局限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给了那些人川的外省作家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
（5）贫弱而腐败的现代教育
盆地地区教育的落后是自然的。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深居内陆腹地的教育家们则不仅思想落后，而且腐败到让人瞠目结舌，腐败当中还掺杂不少中世纪黑暗时代的蛮横和鄙陋。比如，四川学堂虽多，却时常名不副实。“不肖学董，恒藉办学为名，多方抑勒，假公济私，比比皆是，故学生未沾利益，已先受其影响。”有的学堂甚至“全无校具，教员则仍用旧日教法，学生亦全无秩序。”李劼人的小学老师是一个喜欢当众捉虱子赏玩的鄙俗之辈。郭沫若上过这样的中学：“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为‘盼望你们诸君’”。成都的中学“卖文凭的风气成了公然的秘密”，“学堂大门开，有钱就请进来”。
贫弱腐败的现代教育不仅迫使一批批青年出川求学，而且当他们返回头来观看自己的故乡时，也变得格外的冷峻。
内陆腹地的生存事实也极大地冲击着四川作家对“天府”的自豪。一种前所未有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在作家那里不同程度地潜生着。从近代四川留日学生在他们主办的《鹃声》、《四川》等杂志上疾呼“四川人惊醒！”又“警告全蜀”，到沙汀冷观“堪察加小景”，我们不难感受四川作家对故土的忧患和批判，连过去对故乡眷恋不已的何其芳也在抗战前夕改了口，他写到：“我忽然想起了‘四川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这样一句时髦话。倒霉的是‘民族复兴根据地’的人民们，我在心里说，你们都走进那狭的笼里去吧。”这正是何其芳站在现代文明的大潮起处对“天府文明”的反思。抗战之中，那些受惠于“天府”滋养的省内外作家也没有因为寻找“四川精神”、“巴蜀文化”而迷失了方向，他们照样在控诉，在诅咒，对“雾重庆”的黑暗大加抨击。当时的《东方杂志》上一篇反思“天府之国”的文章就很有代表性：
我们于这万方多难，八方烽火之中还安然住在“天府之国”中来谈“天府”之事，实是非常的幸福，可是福是要惜的，不惜福的人是要损福的。惜福的办法，则只有努力充实自己，更当恢宏志气，不然，中国除了“天府之国”，还有天堂的苏杭，还有文化故乡的北平，还有六朝金粉的南京，这时都怎样了呢？
以大中华、大世界的视角看“天府之国”，这是怎样开阔的心态，没有对内陆腹地文明的自省，就不会有这样的胸怀和眼界，所幸的是，四川现代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勇于自省的时代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