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商贸流通价格改革与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牧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突破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重塑了农牧村经济的微观组织系统，恢复了农牧民的生产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的积极性，而且把商品经济观念引人农牧村经济，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诸多方面，逐步按商品经济的要求实行资源重组，推动了农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为长期在波动与徘徊间寻觅出路的农牧村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农牧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牧村改革的成功，为城镇经济改革打下了基础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甘南州在积极推行农牧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根据中央和省上的有关政策，逐步放宽经济政策，鼓励农牧民发展多种经营，广开副业门路，允许发展小商店、小饭馆和搞运输，同时进行价格和商贸流通改革，恢复集市贸易，大大推进了商品流通，丰富了城乡市场商品供给，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也培育了个体经济的发展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形成。
1979年起，全州逐步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等3种价格形式。同年，国家开始大幅度提高粮食、油料、生猪、肉牛、肉羊、鲜蛋、水产品、甜菜、黄牛皮、棉花、大麻、牛奶、酥油、甘蔗、木材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还扩大了粮油超购加价幅度，由加价30%扩大到50%。其中粮食统购价格每50公斤平均由11.76元提高到14.32元，提高21.77%。油料收购价格每50公斤由28元提高到36元，提高28.57%，粮油统购实行全省一个价格。生猪收购实行“出肉率定筹，毛斤计价”办法，全州收购价每50公斤平均由46.3元调整为60.7元，提高31.1%。肉牛实行分等含皮计价办法，每50公斤平均由58.2元调整到84.6元，提高45.4%。肉羊实行分等论价、皮肉分开计价办法，收购价每50公斤平均由53元调整为67.6元，提高幅度为27.6%。同年12月又调整了酥油收购价格，碌曲、玛曲每公斤收购价由1.48元调整为1.92元，卓尼、迭部、临潭由1.64元调整为2.14元，全州平均提高30.06%。上述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后，按当年商品量算，自治州农牧民当年人均增加收入4.5元，全州农牧民直接受益188.8万元。
1979年11月起，全国统一提高猪肉、羊肉、蛋、禽、水产品、蔬菜、牛奶等8种主要副食品及其制品销售价格，全州平均提高38.9%，这次调价全州平均每人每月多支出1.56元。同时国家也给职工给予食品价格补贴，并给40%的职工增加工资，保证绝大多数职工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不下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集市贸易的性质和地位得到肯定。全州各县除恢复县城集市外，还增加和恢复了夏河县的完尕滩、博拉、阿木去乎，碌曲县的郎木寺，迭部县的电尕，舟曲县的插岗、立节等小集市。对临潭县原有旧、新城市场进行了整顿和加强，在旧城西河滩、新城东门外还增设了牲畜专业市场；新辟陈旗的三、八集，冶力关二、七集。新城将端午节庙会扩大为物资交流大会，卓尼县定于每年7月定期召开物资交流大会。
临潭县于1980年8月下旬举办了城关地区物资交流会。参加物资交流的有江苏、山西、陕西和本省的工商企业单位49个，有3000多种商品和1500多头大牲畜投入了市场。物资交易成交额达50万元，其中国营和集体企业成交额42万元，占82.7%；集市贸易成交额8万元，占17.3%。在物资交流会前，各地都派出大量采购人员到四川、浙江等地和省内各地采购商品，组织货源。一些长期紧缺的名牌烟酒、电器和民族特需品都能敞开供应。在物资交流会上，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娱、体育活动，广大农牧民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喜气洋洋地从几十里远的地方赶来参加物资交流会，购买所需用品，感受改革开放的新气象。
从1983年开始，全州进行国营供销、商业体制改革。1983年全州供销合作社围绕恢复由全民变集体这一中心，进行全面改革。至1985年，除州供销合作社外，各县供销合作社全都由“公办”的全民所有制变为“民办”的集体所有制，重新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即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健全了章程和规则。积极动员农牧民和职工人社，吸收新社员，1983年底新老社员达6.3万人，约占全州农牧村人口的16.2%。1984年全州国营商业进行体制改革，甘南州商业局对系统内46个门店分别实行“转、改、粗”等形式，另有41个商店与国有公司脱钩。到1985年，全州零售商业机构中，集体商业从1980年的38个发展到289个。
1984年金巴州长在州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疏通流通渠道，安排好城乡市场。国营商业在重点集镇下延伸批发机构，大力组织适销对路商品，做好农牧业机械和日用工业品的供应。在完成派购任务后，允许群众多渠道经营，长途贩运。根据全州牧区、边远山区商业网点不足、人员缺乏的实际，实行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鼓励城镇个体户到牧区、边远山区开展购销活动，解决农牧民“卖难”、“买难”的问题。有条件的县要建立贸易中心，组织产销见面，积极开辟农牧村市场。
1985年2月，州委、州政府发出《关于主要畜产品购销办法的规定（试行）》。规定从1985年起，全部畜产品退出指令性计划，取消统购、派购，按照不同情况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同时也取消了粮食统购任务，实行合同定购。并进行农畜产品价格改革。小麦、青稞等4种原粮合同收购价较原统购价格提高35.1%，油料提高30%。取消统购价和超购加价，实行按“倒三七”固定比例计价，并实行购销同价，解决了粮食价格长期倒挂的不合理状况。7月1日，放开了生猪、肉牛、肉羊等副食品价格，实行指导性价格。肉牛、肉羊、生猪、牛奶等商品价格放开后，指导性收购价格比1984年平均收购价格提高23.9%，其他畜产品提高78.5%。
畜产品价格开始由市场调节，随行就市，自由购销，牧民群众的收入明显增加。
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
1981年9月，甘南州州委发布了《关于发展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几个问题》，规定凡有城镇正式户口的待业青壮年、退休职工，都可以申请从事个体经营。经申请，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就可发给营业执照。可以从事来料加工、自产自销、经营代销、摆摊设点、走街串巷、流动售货等，也可从事城乡运销。在税收、价格、铺面（摊点）方面给予照顾。这些措施鼓励了城镇个体商贸经济的发展，也为城镇待业青年找到了新的就业出路。
为了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在1982年12月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甘肃“放活经济的十个方面”。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就有六条：（1）允许社员个人或联户合作经营商业、饮食服务业、旅游业。（2）除粮、棉、油实行统购，猪、蛋、“三皮、一毛、一绒”和牧区的牛羊实行派购外，其余农副产品都可以上市；统购、派购的产品以户为单位完成任务后，也允许上市。（3）允许社员个人或联户合作经营可以上市的农副产品，并允许长短途贩运。（4）允许社员个人或联户购置农机具、拖拉机和汽车。（5）个体工商户和从事开发性种养业的能手，允许请帮工、带徒弟。（6）允许有文化和技术专长的个人或联合开办医疗所、学校、托儿所、电影院、戏院、书店等文化事业。
这些政策，为城乡个体私营经济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大大促进了全州农贸市场的活跃和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六五”期间，全州积极恢复发展农贸市场和个体经济，引导广大农牧民发展商品生产，进入流通领域，活跃农牧区经济，使全州农贸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个体私营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80年，全州只有集市7处，很多地方由于缺乏交易的场所，群众“买难”、“卖难”矛盾十分突出，给生活带来不便。到1985年底已开设农贸市场22处，上市商品品种也由1980年的100多种增加到1000多种，从而使全州商品流通从以往的少品种、少渠道、多环节，变为少环节、多品种、多渠道，繁荣了城乡市场。
过去甘南州城镇居民吃菜，全靠几家国营菜店供应，菜源没保障，群众吃菜比吃肉难。自国家允许个人从事长途贩运以来，甘南州蔬菜贩运户和毗邻地区菜农积极购运蔬菜瓜果，投放全州各地市场，出现了蔬菜、瓜果上市早，品种多，价格合理的喜人景象。1985年在集市成交的蔬菜瓜果达233万公斤，保证了城镇居民按季节吃到了各种新鲜蔬菜。“六五”期间全州农贸市场各类商品成交额达到2443.5万元，与1980年相比翻了三番多。
甘南州“六五”期间个体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农牧村个体工商户发展更快。到1985年底全州共有个体工商业4433户，从业人员6870人，拥有资金582.9万元。个体工商户数与1980年相比增加了9倍。在“六五”期间，全州个体工商业实现营业额达3953.9万元。仅1985年就实现营业额1000万元，相当于1981年全年营业额的8倍。尤其是甘南州一部分藏族群众，开始树立商品生产观念，务工经商，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已有300多户藏族农牧民从事个体工商业。
第五节 改革开放初期甘南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初期，甘南州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贯彻甘南州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措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拨乱反正，不断清除“左”的错误的影响，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国民经济在调整和改革中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在1983年7月召开的州第九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州长金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总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牧业生产在改革中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州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发展农牧业的有关精神，总结经验，确定了“以牧为主，牧农林结合，因地制宜，综合发展”的生产方针，调整农牧业内部结构，农牧区普遍推行了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各族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牧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82年底全州农牧业总产值达到10765万元，比1978年上升了26%。各类牲畜存栏256万头（只），四年来平均每年牲畜总增37万头（只）。林业生产，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保护和发展林业的方针政策，在迭部县搞了“以林为主”试点，在全州各林区实行了林业“三定”和划定“三荒地”。截至1982年底，全州已划护村林23.6万亩，在国有林区落实护林责任区97万亩，给社员划定“三荒地”39万亩。由于林业政策的逐步落实，调动了群众护林造林的积极性。四年中，全州共植树1.91万亩，迹地更新1860亩，四旁植树600万株，育苗2092亩。水利电力建设，随着农牧业大包干责任制的推行，水利建设逐步转向维修现有工程、积极推行水利管理责任制方面，加强维护管理，提高了工程效益。在一些地方病比较严重的缺水地区，重点抓了病区改水和人畜饮水工程，全州1978年只有人畜饮水设施14处，到1982年底建成人畜饮水设施190处，病区改水6处，解决了7.4万人、37万多头（只）牲畜饮水问题，改善了这些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解决合作地区的能源问题，从1982年5月起，集中资金，开始兴建临合11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这也是甘南州有史以来最大的输电工程。
二、工交战线经过调整和整顿，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工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
轻工业的产值比例由1978年的52.2%提高到1982年的67%。有37家工业企业得到整顿，加强了领导班子，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了生产责任制，经济效益有所提高。1982年底，全州工业总产值达到1875万元，比1979年增长9.75%，实现利润比1979年增长了10倍。交通运输方面，加强了路政管理，推行民工建勤，整修了县社公路，在主要河流上架设了13座公路桥梁和36座吊桥，建成了玛曲黄河大桥和齐哈玛黄河渡口工程，解决了群众“过河难”问题。
三、财贸工作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城乡市场活跃，商品供应比较充裕，农副产品上市量增加
1982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5294万，比1978年增长27.5%，平均每年增加286万元。油品收购连续三年超额完成任务，1982年的收购量比1978年增长了三倍。财政收入连续四年超额完成了任务。1982年上市的商品成交额达332万元，比1979年增长了三倍；个体工商户1982年达到1300多户，从业人员1900多人，比1979年增长五倍多。
四、随着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1982年全州农牧民平均收入76.49元，比1978年增长7.16%。同时，调整了职工工资，企业实行奖金制度，职工收入普遍增加。1979年到1982年四年间，全州城镇职工住宅竣工面积9.7万平方米，职工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农牧民治穷致富迈开步子，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城乡人民购买力提高，储蓄额逐年增加。1982年全州城乡储蓄金额达到1834万元，比1978年增长1.4倍。四年中还安排了2726名待业青年就业。
五、民族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进一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战线经过拨乱反正，贯彻调整方针，调整了学校布局，制定了《甘南藏族自治州中小学试行工作条例》，壮大民族师资，在230多所中小学开设了藏语文课。在边远山区和牧区，建立了一些寄宿制小学，创办了四所藏族中学，改办了65所民族小学。加大了教育投资，1982年达到783万元，四年增长了33%。文化方面：广泛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州上成立了藏戏团，举行了藏戏调演。广播电视也有了发展，大部分县建立了电视差转台。民族卫生工作：建立了县藏医院两所，成立了甘南州藏医研究所，州卫校开设了藏医专业。整顿了大队医疗站，1982年底全州已恢复和整顿大队医疗站420个，占应建数的73%。地方病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初步查清了全州地方病的分布情况和患病人数，制定了防治规划和关于食盐加碘的决定，在91个病区公社实现了食盐加碘，使地甲病基本得到了控制。计划生育工作，根据州实际，确定了“一、二、三”的生育指标。经过广泛宣传，提高了干部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扭转了人口无计划增长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