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十年 伟大的转折与甘南藏族自治州改革开放的展开（1978—1988年）
1953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后，党领导甘南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废除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少数民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人民民主政治，使甘南各族人民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甘南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甘南的实际情况，贯彻落实党在民族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釆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工作措施，促进了全州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较快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但是，由于我们党执政时间不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管理国家事务的经验不足，加上极“左”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甘南州在执行党的民族地区政策和领导全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总体上是在曲折中前进，在起伏中发展的局势。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州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不断消除“左”倾思想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解放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在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将中国引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征程。正是从这里起步，甘南州的历史揭开了改革开放和发展进步的新篇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州第七次党代会前的十年，是甘南州历史转折和城乡改革全面展开的十年。全州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拨乱反正，调整社会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推行农牧村经济责任制，农牧村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认真落实党在民族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推动甘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的组织，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实现了甘南州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较快发展，也为全州改革开放的深化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恢复正确的思想路线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展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这次会议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段斗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甘南州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州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州委和各县委成立了学习小组，组织100多名县级干部参加学习班。甘南州委宣传部门深入基层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座谈，州、县举办骨干培训班，各县举办科级干部学习班80多期。
中共甘南州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共甘南州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79年5月12日至16日在合作召开。距上次代表大会有8年之久。出席会议的党员代表共有461名，其中少数民族党员代表占45.4%；妇女党员代表占13.9%；中青年党员代表占92.8%；列席党员代表49名，代表着全州15936名共产党员。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会讨论通过了杨应忠作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把我州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新牧区而奋斗》的工作报告，选举了新一届中共甘南州委员会。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州委委员36名，候补委员6名。选举杨应忠（藏）同志为州委书记，金巴（藏）、卢世仁（藏）、宋德寿、郭发永为副书记；常务委员是杨应忠（藏）、金巴（藏）、卢世仁（藏）、宋德寿、郭发永、汪佐清（东乡）、王应国（藏）、张世杰、胡培玉（藏）、程万普（军队）、马登昆（藏）、庞俊茂等12人。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如何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首要的任务是解除“左”倾思想对人们的长期思想禁锢，在全州干部群众中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恢复和发扬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全国经济界、学术界、新闻界踊跃参与讨论，打破僵化，解放思想，冲破“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的禁锢，推动全国思想的大解放。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要求，要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广到基层群众中去。1979年7月26日至8月28日，甘肃省委举办地、县委书记学习班，着重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省委下决心在全省范围内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一次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补课，以端正思想路线。
7月27日，甘南州委宣传部召开有州级单位30多名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同志在发言中认为，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路线毒害极深，人们的思想长期受到禁锢，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尤其是在一些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中，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仍然存在，思想还有待于进一步解放。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甘南州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大家充分认识到，不端正思想路线，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冲破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牢笼，就不可能真正贯彻落实好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彻底改变思想和工作作风，把各项工作搞好。
10月13日，甘南州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会同志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以往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在贯彻民族统战政策、牧区阶级政策和生产方针中所出现的问题，讨论了如何认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把全州的农牧业生产搞上去。总结了以往违背客观规律，搞瞎指挥，农牧业生产遭受损失的教训。大家认为只有抓好真理标准讨论，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要求全州各级党组织切实搞好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要把讨论重点放在结合实际和解决实际问题上。
10月15日至25日，州委召开全州公社书记参加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公社书记和州、县领导150多人参加了讨论会。大家在学习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总结工作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参加会议的同志有以下共识：（1）不能再搞人为的阶级斗争，要把思想集中到生产上来。前些年，搞“无处不有处处有”的阶级斗争，芝麻大的事也要往“纲”上拉，伤害了干部群众，弄得人人自危，谁还有心思搞生产。今后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要集中精力搞好农牧业生产。（2）不能再干劳民伤财的蠢事，要按自然规律发展农牧业生产。过去搞以粮为纲，毁草种粮，闹得农牧俱伤，害了群众。现在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发展生产有盼头了。（3）不能再搞剥夺农牧民的政策，要在大集体下给社员小自由。不能整天堵“资本主义路”，要给社员自留地、自留畜，给群众搞家庭副业的自由。（4）不能再搞平均主义，要使劳动好的先富起来。现在推行“两定一奖”、“五定一奖”等责任制，效果好，群众是欢迎的。这次讨论会后，到1980年2月，全州城镇机关到农牧村，自上而下层层举办学习班、训练班或专题讨论会，培训骨干，在干部职工和社员群众中，普遍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全面进行了一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
全州广泛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全州党员干部和群众冲破了“左”的思想禁锢，解放了思想，恢复和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一次全州思想大解放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于全面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推行农牧村改革和全州改革开放起步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二节 恢复健全各级党政组织恢复和健全全州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公、检、法机构及其职能，建立正常的政治组织秩序和工作秩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重要任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甘南州委、州人委被群众组织非法夺权，全州党政组织和常设工作部门普遍遭受到冲击，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广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1968年初，州、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于州、县革委会包揽了党、政、财、司法大权，其下设的政治部、保卫部、生产指挥部和办公室取代了州委、县委和州、县政府工作机构及公检法司的一切职能，破坏了原来正常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也处于停顿状态。1971年4月中共甘南州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后，逐步恢复了党员的组织生活和党的部分基层组织。1976年1月，甘南州革委会撤销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和保卫部，州委恢复组建了组织、宣传、统战等部门，州革委会也恢复设立了一些职能局。粉碎“四人帮”后，全州党的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但政治组织制度和法制不健全，工作秩序混乱，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问题十分突出。邓小平在关于《党的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南州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精神，积极着手进行领导机构和工作制度恢复改革工作。
1979年1月，全州7个县分别召开了党代会，选举产生了各县委的领导机构和出席第五次州党代会的代表。中共甘南州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79年5月召开，会议选举了新一届州委，提出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全州党的建设、组织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措施。
1979年5月20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甘南州第六届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在合作召开，这是甘南州人大和州政协工作中断14年后再次召开会议，开始开展工作。
甘南州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共有433名代表出席，代表总数中：工人38名，农牧民260名，解放军11名，干部114名，知识分子24名，各界爱国人士18名；少数民族281名，妇女96名；中共党员317名。大会邀请了州政协委员和州级单位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甘南州革命委员会和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条例（草案）》，选举产生了甘南州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州法院院长、州检察院检察长。会议选举金巴（藏）为州革命委员会主任，卢世仁（藏）、汪佐清（东乡）、王应国、张世杰、胡培玉（藏）为副主任及46名委员；选举李仲兴为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生鹏为州检察院院长。
甘南州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委员130人，中共甘南州委副书记卢世仁主持开幕式并讲话。会议聘请委员132人，选出常务委员42人，卢世仁（藏）当选为主席，张世杰、王占彪、黄建业、杨丹珠（藏）当选为副主席。
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在加强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州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80年4月在合作召开。会议听取、审议和批准了州革委会、州中级人民法院和州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会议决定成立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甘南藏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更改为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选举卢世仁（藏）为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张文献、黄建业、杨丹珠（蔵）、石宝珊、张添信为副主任及24名委员；选举金巴（藏）为州长，张世杰、胡培玉（藏）、马登昆（藏）、马成龙（藏）、强作仁、洪庭瑞为副州长；选举刘永贤为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生鹏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随后州人大常委会建立办事机构，下设办公室、政治法律委员会、经济建设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文卫科教委员会。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1984年3月开始，全州组织进行了县级直接选举工作。在州委领导下，首先成立了州选举委员会，并根据《选举法》和《组织法》，制定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县社直接选举实施细则》。为了取得经验，按照省选举委员会的部署，从1980年3月15日到次年1月底，在碌曲县进行了县社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继碌曲试点后，临潭、舟曲、迭部、夏河、玛曲、卓尼六县，于1980年9月中旬陆续开始，进行县社直接选举工作。截至1981年3月中旬，全州第一次县社直接选举工作胜利结束。这次选举工作都经历了选前准备；宣传“两法”，发动群众，搞好选民登记，充分发扬民主，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选举产生代表；召开公社和县人代会等阶段。选举产生了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选举了各县县长、副县长和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从选举结果看，这届选举工作是成功的。第一，进一步扩大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增强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的责任感。据统计，全州七个县共有选民24.67万人，在选举日参加投票的选民有21.1万人，占选民总数的85%以上。第二，使广大干部受到了一次群众性的考核和实质性的民意测验，选出了能够代表各族人民意志，为广大群众所信赖的代表；选出了比较好的领导班子。各县在选举领导班子中，不仅注意了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也注意提高民族干部比例，选举后县社两级领导班子中，民族干部超过了50%。第三，通过选举工作，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进一步发展巩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80年12月，中共甘南州委召开常委会，学习贯彻中央精神，专题研究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常委会认为，长期以来，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全州各级党委都存在着以党代政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不少弊端：党委和党委书记钻在事务圈子里脱不出身来，不能集中精力管好党的工作、抓好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助长了官僚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打击了职能部门和一些同志的积极性。经甘南州委常委会讨论研究，提出了解决党政不分的五条措施。（2）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中央精神，充分认识党政领导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2）解决兼职过多的问题。甘南州、县、社党委领导同志一般不宜兼任政府职务。（3）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各级党委的主要任务是集中抓好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大量的行政工作要让政府去办，党委不要事事干预。（4）要明确党政工作和负责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提高工作效率。（5）农村人民公社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公社管理委员会。
1983年底到1984年初，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当前政、社分设建立工作中若干问题的通知》，全州举行第二次县社直接选举，同时各县普遍进行“社改乡”建立乡政权的工作，全州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都统一改称为乡（镇）人民政府；以原大队为基础建立村民委员会，以原生产队为基础建立村民小组。1989年底举行的第四次县乡换届选举中，全州108个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都选举设立了主席团常务主席，建立了乡（镇）人大工作机构。至此，全州州、县、乡三级党组织政权机构健全，职能进一步明确。
第三节 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
粉碎“四人帮”后，甘南州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虽然从1978年3月开始，但进展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甘南州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精神，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甘南州上和七县都成立了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确定由一名副书记专抓此项工作，全州抽调421名干部（其中州委常委1人，县级干部16人，科级干部123人），加强了办案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案件，全部进行复查甄别，截至1980年7月基本结束。甘南州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量大面宽、任务艰巨，各级领导和办案人员坚持原则，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保证了落实政策工作的顺利进行。甘南州、县首先都搞了一些试点，总结工作经验。甘南州委和各县建立了常委接待日制度，常委亲自接待来访群众，批阅处理申诉案件。在历时两年多的落实干部政策过程中，甘南州共立案复查的干部案件有2177件，复查结案2149件，占98.7%。属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干部案件共1191件，复査结案的1186件，占99.58%；属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986件，复查结案963件，占应复查总数的97.67%。全州共复查处理农牧区基层不脱产干部案件1063件，复查结案1051件，占应复査总数的99.8%；共复查处理社员、居民案件11982件，复查结案的占99.86%。这些案件中大部分是搞错和被诬陷的，都进行了平反昭雪，有287名干部恢复了工作，改为退休的313人，恢复党籍的33人。城镇居民和社员群众的冤假错案，全都复查，一一做了结论。其他申诉案件也根据不同情况和有关政策规定，复査后重新做了定性结论。对一部分有专长人员安排了适当工作，对造成的有关干部群众的经济损失进行了补偿。
在落实干部政策期间，全州用于补发工资、生活困难补助、退职退休、接待上访人员和遗嘱子女抚恤经费83.3万元，按规定为378户1680名落实政策职工和受株连的家属子女恢复了城镇户口，为77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职工遗属子女补发了抚恤费和生活救济费，对23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安排了工作。这样，使全州长期以来积压的冤假错案，全部处理完毕。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据此，宣布在全州农牧区一律摘掉多年来守法的地主、富农、牧主、封建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帽子，其子女的个人成分一律定为社员。同时，恢复了城乡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的经营活动，纠正民族宗教工作中“左”的做法，落实了党的有关政策。至此，甘南州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人的各类社会问题，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为全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