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20岁生下我，以前的20年，妈妈每天都能看到我。
现在我20岁了，已经半年没有回家看妈妈。
而妈妈40岁了。妈妈如果可以活100岁的话，那么，妈妈还可以再活60年。
如果我再这样半年回家看她一次。60×2=？
我这一生，妈妈这一世，就只有120次机会见面了。”
当永哲看到这则小小的算术题的时候，他不可抑制心里的酸楚，很少流泪的他，终于泪湿眼眶——“20岁？半年？40岁？100岁？这算什么！我的妈妈28岁生下我，如今快60岁了，妈妈身体总不好，能活到100岁吗？”
永哲已经有两年没回老家过年了。不是他不想回老家过年，而是一到年关的时候，他心里就发堵。自己的状况着实差强人意，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这个两室一厅的房子，是他与同事炎一起合租的，房租三千六一月，他与炎一人一半。房东刚来收走三个月房租，五千四，属于他交的那一半。房东走后，他就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那盏吸顶灯出神。
已经快30挂零的人了，至今似乎还一无所有。大学毕业快5年了，讲起来也还算个外企白领，每天西装笔挺地出入写字楼，在上司面前精神饱满地工作着，在客户面前绅士洒脱地微笑着，只有当加班深夜回到出租屋卸下厚厚的伪装之时，才显出自己心灵的脆弱与虚无。
他竭力想每个月多存几个钱起来，可是他也不知为何，自己收入也不能算低了，就是存不起来多少钱。房租该交吧？水电费要付吧？饭要吃吧？交通费要吧？电话费要吧？衣服要添置吧？基本人情、基本交际免不了吧？等等等等，月初还显得鼓鼓的荷包，还不到下次发薪就差不多告急了，那钞票似乎长了腿似的自己会开溜。永哲没法，干脆一发薪，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存两千起来再说。然而永哲拿着薄薄的两千元，再环视公司四周耸立的高楼时，立刻有种要窒息的感觉，这两千块，怕连一个老鼠洞大的地方也买不到吧。
永哲想打电话回家，也怕打电话回家。父亲已经年过六十了，母亲也快六十了，两个姐姐嫁到邻村去了，不算远，但都勉力应付着自己的那份日子，没有多少余力照顾父母。身子已经佝偻的父母还种着田地，每次想到苍颜白发的父母顶着烈日在田地间劳作，永哲都感觉腔子里一股酸酸的热流冲上来，他拼命压着才将它逼回去。
母亲就揪心着永哲的终生大事。说实话，永哲长得也还算挺拔，工作嘛看上去也还体面，然而他的“无保户”（没有保障）身份让他几次刚萌芽的恋情都无疾而终。他终于灰心了，遇到自己心仪的姑娘也退避三舍。
有一阵他特爱听崔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听着那沧桑而嘶哑的歌声，他觉得崔健这哥们儿特率真，“追求？自由？呵呵，别逗了。”他以前也这样追问过，现在，他不问了。他知道他这样的“无保户”无权谈爱情。其实，永哲觉得哪怕一辈子都是“11月11日”光棍节又何妨。只是辛劳一辈子的双亲那眼神，他无法面对……
眼看着又要过年了，说实话，每年一到这时候永哲就头大，那一年他排了一天一夜的队，半夜都不敢离开火车站，到最后都没买到票。可是不回去这一年到头父母都看不到自己，母亲一打电话声音就哽咽。永哲想过把父母接过来住几天，但又否定了。假期行路难，父母年纪大了又没什么文化，路上万一有个子丑寅卯的可怎么好？再说看到儿子孑然一身的境况恐怕二老心里不是味道；还有假期里什么都涨价，那路费肯定也得大涨，这一来一回花的钱估计父母得牙疼好一阵子。
有时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永哲想过“逃离”。有几句话怎么说来着：外地人在“北上广深”漂着，基本有四类人：好体力加好脑力，好体力加差脑力，坏体力加好脑力，坏体力加坏脑力。第一类可能混出个人样来，第二类是民工，第三、第四类基本可以考虑自行放弃。
可永哲又不甘心，他觉得他属于第一类。他就不信，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拔尖儿的自己，混不出个人样儿来？再说“逃离”，逃到哪儿去？老家县城吗？你去县城里不算多的机关以及稍好的单位瞧瞧，里面混着的，哪个背后没有这样那样的“背景”。他这样一个抠土老汉的儿子也想去混？连窗户缝儿都没有！再说他学的专业，那里也没有用武之地啊。
现在虽然艰难点，但他对这座城市的用人制度还是满意的，他所在的这家外企，虽然免不了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倾轧，但总体还是较公平公正的。在这里，不会出现开着拖拉机撵兔子，有本事使不上这现象发生。只要你有真本事，抠土老汉的儿子也照样上！
他想起那首小诗来了。“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到北上广，因为北上广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送他到北上广，因为北上广是地狱。”天堂与地狱之间，隔着那道忘川河，永哲坚信，他在这座繁华都市的每一次努力和打拼，都是他用力从地狱向天堂的方向一寸寸泅渡。
但是，永哲想，忘川河水深且急，我会泅渡得很艰难，那样与妈妈相见的机会就更少了。妈妈快60岁了，这一生，还能与妈妈再见面多少次呢？
不能见面，就多听听妈妈的声音吧。永哲拿起手机，摁下那串熟悉的号码——妈妈，您身体好吗？妈您年纪大了，别不舍得买点好的吃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