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夜郎国”及其“国都”，一种看法是沿袭清人郑珍在《柯十六县问答》（载《遵义府志》）一文里提出的“今安顺府地即汉夜郎县”这一观点而稍作发挥，或说在安顺北部；或说在安顺、镇宁、六枝一带；或说在安顺县东南广顺。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夜郎国”及其中心区应在今黔西南州及六盘水地区，其东南境到贞丰、望谟、册亨一带。
有人还依据《安顺府志》和《威宁县志·夜郎县考》上的论述推断：西汉成帝河平中，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时所到的且同亭，就是“夜郎国”的政治、军事机构所在地，它约在今贞丰、望谟一带，甚而指称“与北盘江会于贞丰之者香，即夜郎国都也。”
不过，围绕古代典籍有限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有新的突破，即如上述几种观点，大都只是沿袭明清学者的说法而已，且其中多有难以自圆之处。解放以来，贵州、云南等地的考古发现，则为探索夜郎故地打开了新的局面。几十年来，在贵州清镇、平坝、安顺、赫章、兴义等十一个县内，已发现不少汉代遗址和汉墓等。如安顺县东南宁谷公社汉墓就有百座以上。众多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夜郎古国”的存在，而且还印证了“夜郎国”中心在贵州西部偏南地区的文献考订。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史记》、《汉书》都提到过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中的“滇王”之印，早在1985年已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发掘出来。我们可以期待，随着贵州地方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虽然不一定能将两千年前的“夜郎王之印”和《华阳国志》上留名的“夜郎庄王墓”发掘出来，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古夜郎遗物、遗址重见天日，且为我们提供更多、更有说服力的有关材料。
此外，从民族学的领域切入，是解开“夜郎”古国之谜的又一突破口。因为，在夜郎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越人、濮人及少数氐羌人等，他们或是今天仍生活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一带的彝、苗、侗、布依、水、仡佬族的先民，或与这些民族的先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通过对数以百计的古彝文典籍和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古歌、传说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从而也为我们传递来不少有关古夜郎国情况的信息。如解放后贵州毕节地区翻译的水西彝文巨著《恩布散额》及《水西制度》、《洪水泛滥史》等等中，就有关于彝族六祖后裔约在战国时期迁入夜郎地区的记载。
而对于与“夜郎文化”有关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以及广西壮族西部文化（特别是桂西地区古代文化）的综合、比较的研究，亦有助于克服重犯“夜郎自大”、眼界狭窄的毛病，给古夜郎研究者以新的触发和启示。因为，“夜郎文化”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和这些比邻地区的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如，1957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区辅初出土的西汉中期铜鼓上，其造型和鼓饰船纹、牛纹和羽人，就与云南“滇文化”的“石寨山式”铜鼓、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区的铜鼓、广西西林铜鼓葬使用的铜鼓，多有相似之处。
考古工作者为探求夜郎古国投入了大量心血，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找到夜郎王族或主体臣民的墓葬群，所以一直难以获得圆满的答案。笼罩在夜郎古国身上的重重迷雾，何时才能拨开呢？
圆沙古城之谜
在继尼雅考古取得重大成果之后，考古学家们又在沙漠的中心地带，发现一座两千多年前的古城。它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南距于田县二百余公里处，坐标为东经81°31′，北纬38°～52°。这个点恰好在沙漠中央。
维吾尔族人称这里为“九木拉克库木”，意思是“圆沙丘”。这里的沙山的确都是圆的，这座古城的确堪称“圆沙古城”吧。这是新疆目前发现的最早古城，其下限早于西汉。为什么要在沙漠中心地带筑一座规模如此大的城？有城就有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这样一座规模空前的沙漠之城，竟然不见于任何记载，难道他们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
至今，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发现的所有古城，比如楼兰、尼雅、丹丹乌里克等，都在中国典籍中有着记载，且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典籍指引找到的。但沙漠中心的这座古城，却不见于任何史书。而新疆在此之前发现的古城，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外国探险家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普尔热瓦斯等捷足先登发掘过，但这座古城却从未有人涉足过。
斯文·赫定、斯坦因以及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都到过距离圆沙古城不远的喀拉墩遗址。喀拉墩遗址在于田县北的沙漠中，与于田县的直线距离约一百九十公里。这个遗址的年代大约在魏晋时期，比新发现的古城要晚得多。
也许他们认为这里便是人类在沙漠中的最后据点了，没想到一个更大、更古老、也更神秘的古城，正在四十公里外的沙海里默默地等着他们。
1994年，一支由许多富有经验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组成的中法考古队员在沙山、沙梁、沙垄间穿行。一路上，他们不断发现人类活动的踪迹，一根骨骼，一块陶片……它们像是古人故意留下的路标，引导着他们一步步走向沙漠更深处。当他们极度疲惫的时候，远方红色的夕阳里突然出现一团浓重的黑色。浓重的黑块在眼中逐渐清晰、扩大，连绵成一条若隐若现的带状——是城墙！
城墙顶部宽约三四米，残存高度也约三四米。以两排竖植的胡杨木棍夹以层层红柳枝当墙体骨架，墙外用胡杨枝、芦苇类淤泥，畜粪堆积成护坡。墙的拐角处有一些直角的“土坯”。法国考古专家经仔细考察后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土坯，因为它不是经过人工和泥模拓制的，而是将河道中的淤泥切割成块，直接砌到残墙上的。城墙残存四百七十三米。城周长约一公里，呈不规则的圆形，颇像一只桃子，南北最长处距离为三百三十米，东西最宽处距离为二百七十米。
城内有六处建筑遗迹暴露在流沙之外，是因风蚀仅存不足半米的立柱基部。地表散布着一些陶片、钢铁小件、石器、米珠以及数量不少的动物骨骼。城有东、南两门。
城门关闭着，长长的门栓扔在门后没有栓上。也许，城中居民在弃城离开时，还没忘记将城门悄悄掩上。也许，他们还打算日后再返回故园。
根据对城墙中的木炭进行的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为二千二百年。这是新疆目前发现的最早古城，其下限早于西汉。圆沙古城中没有发现西汉以后的文物，与测定的年代相对照，这座古城应该在西汉以后便废弃了。
考古学家们说，这种古城一般见于人类早期，此后都以方城为主。考古学家们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情轻轻地走进城去，突然看到一只红色的夹砂陶罐，静静地立在沙丘之上。流沙已基本上覆盖了古城，而这只陶罐却没有被掩埋，像是主人刚刚将它放在这里，而它在静静地等待着主人归来。这个陶罐为考古学者第一次走入古城时在流沙上发现的，在夕阳的光彩中，陶罐显得异常美丽而神秘。
一切都湮没在流沙里。一座城不仅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连个名字也没留下。入夜，久久难以成眠的考古学家们望着这座神秘的古城，兴奋地说：给它起个名字吧！维吾尔族人称这里为“九木拉克库木”，意思是“圆沙丘”。这里的沙山的确都是圆的，就叫“圆沙古城”吧！
圆沙古城最大的神秘之处在于，当时人为什么要在沙漠中心地带筑一座规模如此大的城？有城就有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邦就有王，谁是这里的统治者？筑城为御敌，谁能穿越无尽的沙山入侵这个沙漠深处的城池？弃城为求生，古城的居民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危险以致不得不远走他乡？这样一座规模空前的沙漠之城，竟然不见于任何记载。难道他们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古城的文化沉积层厚达一点二米，这也肯定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累积而成的。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难道他们竟可以做到不让外面得知他们的任何信息？
1996年10～11月，中法考古专家对圆沙古城及其周围发现的六个墓地的二十座墓进行了部分发掘，结果不仅没有使古城的面目更加清晰，反而加重了它的神秘色彩。
古城周围纵横交错的渠道依稀可辨，其中一条渠道的遗迹宽达一米左右，说明这里有着发达的灌溉农业。这些渠道也成为新疆目前最早的古渠道遗存；城内发现炼渣，说明这里有冶炼业；城中散布数量很多的动物骨骼，羊、骆驼量较多，其次为牛、马、驴、狗，还有少量的猪、鹿、兔、鱼、鸟骨等，说明畜牧渔猎在该城经济生活中都有重要地位。
考古学家发现的二十多座古墓葬，大都因风吹沙走暴露于地面，葬具、人骨已朽酥，个别保存较好的还可以约略看出圆沙人的一些特征。他们内穿粗、细毛布衣，上皮衣，有的还有帽饰和腰带。毛布分平纹和斜纹，织有几何形图案，有的色泽鲜艳如新。头发是棕色的。
男的头发绕成发辫，有的还饰以假发。高鼻深目，不属黄皮肤的蒙古人种，应为白皮肤的欧罗巴人种。考古学家发掘到一个带柄铜镜，这种铜镜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独有的。
在圆沙古城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许多神秘的圆洞。尤以城南的圆洞最为密集，数量最多，有大约十六个。大大小小的袋状圆洞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沙漠上，黑洞洞地朝向天空，像一双双深陷的眼睛，似乎大有深意。谁能解读这穿越两千年时空，从远古射过来的神秘“目光”呢？也许在挖掉座座沙山，对圆沙古城进行更完整的发掘、更详细的研究之后，会揭开这个谜底。
这样一座颇见规模的城池，是如何消失在流沙之中，再也看不到炊烟升起，再也听不到人声喧嚣的？是战争洗劫了这座城池吗？尽管考古学家们在城中发掘到了一些钢镞，但却没有找到更多的与战争有关的杀伐痕迹。
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讲述过一个失踪在沙漠之中的曷劳落迦城的故事。
该城的居民由于不敬神招致神怒，神降下七天七夜的风暴毁灭了这座城，从此，无论谁企图接近这里，都会“猛风暴发，烟云四合，道路迷失”。
不管圆沙古城是不是传说中的曷劳落迦城，考古学家们推测，圆沙古城的消失可能与“风暴”——即环境恶化有关。圆沙古城坐落在一条古河道的东岸。圆沙古城的西城墙被水冲垮了多处，许多地方水渍严重，说明当年这里的水很大。如果没有充足的水源，圆沙古城也就不会有灌溉农业，宽达一米的古渠遗存已经证明这里的农业曾经有相当大的规模。
根据卫星照片显示，这里曾是克里雅河的一个古老三角洲。克里雅河发源于昆仑山中段，从南向北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条河流在出昆仑山的山口处滋润了现在的于田县绿洲，在沙漠深入二百公里处消失在茫茫沙漠中。中科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研究所周兴佳研究员考察证实，克里雅河在古代就像现在的和田河一样，从南到北贯穿沙漠，汇入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据说，克里雅河最后一次注入塔里木河大约在一千年前，其三角洲和老河道完全沙化，大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
这就是说，圆沙人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处在克里雅河三角洲和河道的沙化时期。圆沙古城的沙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城中一点二米的土层中，最底下是淤泥芦苇，然后渐渐有了细沙，越往上沙化越严重。克里雅河现在消失的地方距北边的塔里木河已有二百多公里，其间是一望无垠的黄沙。河流在一步步向后退缩，人类也在渐渐从沙漠腹地向外迁移。
环境的恶化从植物身上也获得了充分的说明。胡杨是生命力极强的树种，被人形容为“生千年不死，死千年不倒，倒千年不朽”。然而在圆沙古城几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学家们没找到一棵胡杨。与此同时，圆沙人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用品都取自胡杨：筑城墙，做城门，造房子；木桶、木碗、木梳；做饭，冶炼等等。从这个现象所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过量的采伐导致——起码是加剧了圆沙绿洲生态环境的恶化。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知道圆沙古城消失的真正原因了，但我们可以想象最后一批圆沙人告别这座千年古城时，那凄然、无奈、令人心碎的目光。这些深目高鼻棕发的圆沙人流浪到何处去了？如果他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他们的血液里、歌谣中、习俗间是否还残存着失去家园的巨大痛苦？
圆沙古城仿佛是一个寓言，它讲述了人类痛失家园的心酸经历，但愿现代人能够从中获得警世和教训，善待生活的环境。善待环境，就是善待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