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坦率的、有成效的会谈，是比较顺利的。看来中心是领袖问题。蒋介石的想法是，共产党的独立组织是不能改变的，拥护他也不会是无条件的，只要拥护他为领袖，提出他认可的条件，合作这个大前提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可以放松一些。否则他就制造困难，逼中共就范，周恩来对此心里也明白。
周恩来带着较为宽松的心情离开杭州来到上海，3月30日，他带着同蒋介石联系的专用密码本，飞抵西安。他把蒋介石侍从室制的密码给我看，是一本明码本加角码的简单密码。他又把在杭州住所门口和张冲的合影给我，我一直珍藏到现在，是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了。
4月2日，周恩来乘军用机飞回了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等都到机场欢迎。
党中央立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杭州谈判的汇报，大家对这个谈判表示满意。会议认为：“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在这以后，“停止内战的阶段已经过去，而转入以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党今后应坚持民族的统一战线方针，不为局部变动而动摇”。会议强调党必须在各种斗争中努力争取领导权。
会议很重视合作和纲领问题，决定由周恩来拟出一个方案，下次会谈时向蒋介石提出。
4月初，中央政治局举行两次会议，在讨论民族统一战线纲领时，周恩来说：整个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要有共同纲领；第二，要有联合的组织，才能行动，可以设想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像大革命时代一样，这种形式也有许多困难，不容易实现，另一种是参加联合战线，比较好活动；第三，在承认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介石为领袖。周恩来又强调，中共在谈判中，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组织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不能断绝同国际的联系；第三是阶级性，是代表无产阶级的。由此可见周恩来对于这次十分复杂的谈判，头脑异常清醒，把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既坚持了原则，又能灵活对待，又一次显示了他高超的谈判艺术。
4月9日，周恩来打电话给蒋介石说：“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这次他在延安，停留了三个星期。
周恩来后来同我们谈过杭州谈判中的一个插曲。谈判是连续进行的，但有一天，蒋介石忽然通知今天不谈了，要张冲陪同周恩来到莫干山风景区去游览。周恩来心中纳闷，琢磨是否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游览中，才打到听到蒋介石要给夫人宋美龄做生日。他暗自惊奇，怎么宋美龄的生日同他是一天？（周恩来生日是1898年3月5日，宋美龄生日是1897年3月5日，是同一天，但蒋介石为什么在3月底给宋做生日，一直没搞清楚）他高兴地游玩了一天，并同张冲闲谈了许多事情，心情轻松舒畅。
4月25日，周恩来乘卡车前往西安，准备再次南行与蒋介石会谈。没有想到竟在崂山遇到土匪的袭击。这件事情已有许多文章谈到，这里不赘述了。
崂山遇险的当天晚上，周恩来给西安红军联络处叶剑英发急电，简单说明崂山遇险现已安全回到延安，要叶剑英立即向顾祝同交涉，26日派军用机到延安接他。当我译出“崂山遇险”几个字时，不觉一惊，不知结果如何，赶快往下译，待译出“已平安回延安”几字时，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我立即把电报送到叶剑英住房，把他叫醒来看。他看完电报，又惊又喜，说了一声：“胡公真命大，是马克思保佑！”时已凌晨，因顾祝同他们还未起床，只有等到八时以后才能交涉飞机。当时邓颖超正在办公处养病，叶说，不要惊动她，等明早交涉飞机后再告诉她。叶剑英穿好衣服，给我讲胡公的故事。他说，胡公遇险不是只这一次。战场上打仗，上海地下党工作不算，坐汽车遇险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的时候，国民党右派派人暗杀了廖仲恺先生，当天晚上8时起广州戒严。后来把戒严时间提早了，口令也变了，周恩来不知道，他在原定的戒严时间从黄埔带一个警卫员乘汽车到市内去，哨兵问口令，警卫员以原定的口令答复，哨兵因口令不对，就对车开枪，司机和警卫员都负重伤，周恩来立即高声叫：“我是周恩来。”哨兵看到是周恩来才停止射击。你看多危险呵？这次土匪预先埋伏，火力更猛，胡公安全脱险，岂不是马克思在天保佑吗？我说，对。我听后，对胡公的临危不惧、沉着应付的精神十分钦佩。
26日清早，叶剑英亲自给顾祝同的参谋长打电话，告以周恩来昨天在崂山遇险已安全回延安，他带有中共中央谈判方案，请今天派飞机去接。赵立即表示，请周先生在延安等，上午就可以派他坐过的军用飞机去接。叶剑英打完电话，又立即发电报给延安周恩来：军用机（只能乘一人）上午即到，起飞后即电告。电报发出后，我告电台，要连续同延安联络，待延安来电。我就将延安来电和刚才发的电报送给邓大姐看。她开始一惊，接着就安静下来说，安全脱险就好了。又把电报送给李涛（办事处主任）看。约11时，延安来电，飞机已起飞。我立即报告叶剑英。因为机小，约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叶剑英要李涛和警卫员、司机先吃饭，12时前赶到机场接周恩来。我很想去机场，但因只一部小车坐不下，只好和大家一起赶快吃饭后站在大门口等，邓大姐也和大家站在一起。大约下午1时，车子回来了，周恩来依然神采奕奕地走下车来，他先同邓大姐亲切握手。邓大姐高兴地流下热泪说：“又一次遇险，回来就好了，真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你！”接着又和大家一一握手。我们都为周副主席的安全回来而热泪盈眶。
周恩来休息不久，就到客厅找叶剑英、李涛谈工作。他先讲了大家最关心的崂山遇险和脱险经过，又讲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共谈判的情况，介绍了他带来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主要内容。叶剑英汇报了西安最近的情况。他特别提到蒋介石已下令撤销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逼迫杨虎城离开十七路军出国“考察”和分化十七路军，引起十七路军将士和西安各界人士的很大不满。杨虎城一再要求率部队准备对日作战，都被蒋介石拒绝。杨只得服从，正作出国准备，但思想苦闷。他们商量了一会儿后，周恩来就去新城见杨虎城，把中央提出的《纲领草案》内容向杨虎城通报并征求他的意见。杨表示完全同意。杨说，他出国考察一时期，如果对日作战，他一定回国参战。周恩来看到杨虎城出国已不可改变，就希望他在出国前多做十七路军的团结工作，并表示中共方面将尽量协助，希望杨先生早日回国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周恩来对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还要报复杨虎城，早有预料，但这次同杨虎城的见面成了永诀，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蒋介石3月29日在杭州召见杨虎城、于学忠时，曾说：“我待人一向宽大，不计旧怨。”可是，过了一个多月就撤了杨虎城的职，逼他出洋，可见蒋介石是个阴险的两面派。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城抗战心切，于11月回国请缨杀敌时，蒋介石将他囚禁达12年，最后令特务把他残酷杀害！“千古功臣”竟蒙受了“千古奇冤”！
27日，周恩来把从延安带来准备同蒋介石谈判的内容告诉顾祝同、张冲，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后又同张冲谈判，坚持在确定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表宣言；和顾祝同谈判及早解决红军经费和夏衣等问题，并商定派红军供给部长叶季壮到西安行营办理领款、领衣和运输问题；要求释放西路军被俘人员等。
5月，周恩来派张文彬、彭加伦到兰州筹建红军办事处，进行对外联络和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特别要寻找失散的领导人。
7月，中央派谢觉哉为代表去兰州同国民党当局贺耀组等联系，领导办事处工作。他们营救了不少同志送回延安。
崂山事件后，中央军委组织部队和西北保卫侦察人员，动员当地群众，对崂山一带的土匪进行清剿，很快就把他们消灭了，他们有几股，共200来人。主要的土匪头子是河南人李清伍。他在崂山作案后，怕红军抓他，离开匪股到一处隐藏，在群众揭发下，这个作恶多端的匪首，和为他在延安打探消息的坐探，一起被处决。自消灭了土匪，加强警戒以后，延安到跃县一带的公路，便畅通无阻了。
5月中旬，同周恩来一起在崂山遇险的张云逸、孔石泉等，又乘汽车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同周恩来见面。他们互称是“战友和难友”，我就利用机会给他们三人照了一张相片做纪念。
中央考察团到延安
国民党为了了解苏区和红军的实际情况，5月中旬，顾祝同、张冲向周恩来提出派人视察边区问题。周恩来报经中央同意，但提出了两条原则：（一）不能称视察团，应称考察团；（二）不能让康泽（康是搞特务的）和中共叛徒参加。周恩来同张冲谈后，他们只得同意。接着就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副团长萧致平、邵华。团员包括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等，全团21人。周恩来派叶剑英、陈赓陪同，我作为秘书和副官邱南章随行。恰好我刚学会照相，就背上李克农从上海买来的一架德国照相机，和考察团一样戴上一顶巴拿马草帽，同志们都说我像一个摄影记者。考察团于5月28日从西安乘两辆大客车出发，经三原到中部（现黄陵）县祭黄帝陵。这是国共两党的代表第一次同祭黄帝陵，象征着炎黄子孙的团结合作。自此以后，每年清明节，西安、延安的国共双方代表即同到黄陵祭奠，这次考察团开了个好头。祭完黄陵即到洛川宿营。29日，考察团一行到富县道草铺，进入苏区，沿途受到红军和群众的欢迎。随后，考察团又经过甘泉县，于当天下午五时到达延安城南门。考察团团员们看到延安古城门墙上写有“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和“停止内战”的巨幅标语，城门上面挂了红布白字“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大横幅，城门上和城门外站满了前来欢迎的红军和群众，大家都很兴奋，下车后手拿巴拿马帽向欢迎群众致意。一进延安南大街，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中共中央代表博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早就站在街头热烈欢迎，然后一同进入延安大礼堂（这原是个天主教堂，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就在这里同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稍事休息后，即由边区政府设宴招待，国共代表欢聚一堂，都预祝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接着，又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以及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萧劲光等红军将领都到会。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致欢迎词。毛泽东说：“今天这个欢迎会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是由国共两党干起来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不同了，民族比那时更危险。两党一致团结，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增加了。”“应巩固两党的团结，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若干必须解决的矛盾，结成坚固团体去对付我们的敌人……今天这个欢迎会，就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充分表现。”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讲话时，也表示国共两党要团结合作，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会后又表演了文艺节目。这天的集会，就表现了国共双方，在民族危机大敌当前的时刻，是可以摒弃前嫌团结对敌的。大礼堂大门上方交叉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和红星镰刀斧头旗，就是国共重新合作的象征。考察团负责人讲话中，公开承认“红军的抗日情绪与艰苦卓绝的作风，共产党领袖团结的诚恳，至所钦佩。”
考察团在延安三天。团长、副团长和毛泽东、朱德举行了单独会谈，交换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救国的意见。毛泽东重申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精神，希望国民党实行中共的五项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四项保证。针对考察团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执行三民主义问题，毛泽东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1924年至1927年革命胜利的旗帜。但是1927年国民党实行反共战争，招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要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行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入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这一席话，使得考察团的负责人点头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