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布满死者尸体的开阔地上，几个瓦剌兵从草丛中拉起一个身着黄色铠甲的俘虏，送到帐中，一看，他竟是当今大明皇帝朱祁镇。堂堂的大明天子，是怎样成为阶下囚的呢？
大宦官王振
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明宣宗在位时净身入宫，当了宦官。他机敏过人，深得皇上宠信，派他照料太子朱祁镇的生活起居。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明英宗。
英宗九岁即位。在小皇帝眼里，王振好比是自己的严父慈母，离开他的庇护，就没有了主心骨。朱祁镇长大后，这种依赖心理还是没有改变。国家大事常常先同王振商量，得到他的首肯才能实施。这样，王振便逐渐掌握了大权，开明代宦官专权之先河。
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很有远见。她看到王振不安本分，妄议朝政，恐贻后患，便想趁自己健在之时除掉这条祸根。无奈英宗苦苦哀求，张太后看在孙子面上，才留他一条性命，但“约法三章”，不准他干预朝政。
由于英宗的纵容，王振反而恣意妄为。他一面花言巧语，尽力讨好皇上，一面玩弄卑劣手段，曲意结好宫中权贵，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阉宦政治集团。
一些寡廉鲜耻的朝廷大臣，见他权势显赫，气焰逼人，也都投上名帖，带上礼物，拜倒在他的门下。工部郎中王佑，生得面目清秀，身材匀称，可就是不长胡子。一天，王佑前往拜谒，王振摸着自己光秃秃的下巴问他：“王郎中人品出众，却为何不长胡须？”
王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这东西连老爹都没有，儿子岂敢独占？”
他的无耻行径传了出去，虽然遭到时人的讥笑和唾骂，王振却假传圣旨，将他擢升为工部侍郎。
元朝灭亡后，留居内地的蒙古族人大多继续与汉族人杂居共处，从事农商活动。日子久了，族与族之间的界限便消失了。散居在北方草原的蒙古族，依旧过着游牧生活，并分裂成许多部落，他们大多是逃到塞外草原的元蒙贵族复辟势力。明成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五次北征，才击败了蒙元贵族的复辟势力。到了明朝中期，过着半游牧生活的瓦剌部势力日强，首领脱欢和他的儿子也太皇太后去世后，王振更加为所欲为。侍讲刘球，因反对他妄动兵戈远征云南，被关进监狱，不待审讯，他便派遣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潜入狱中将其杀害。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性情刚直，不阿权贵，平时极少和他交往。
一次，王振到国子监参观，李时勉以一般礼节相见，他为此记恨在心，总想找个碴儿整治他。几个月后，有人向他报告，李时勉将国子监院中一棵大树的旁枝砍掉，说是便于诸生列队习礼。王振一听，喜上眉梢，认为整治李时勉的时机到了。他以“私伐官树”的罪名，将李时勉披枷戴锁，置于国子监门前示众。三天三夜，茶饭不给，李时勉几乎丢了性命。
当时的朝廷，已经成了王氏的私人衙门。至于皇帝，则是他和他的同党们手中的玩偶。
冒险的亲征
先曾一度统一鞑靼和兀良哈，向南扩张势力。
当时英宗年幼，不能独立行政，朝廷大权旁落到了王振手里。蒙古瓦剌贵族不断侵扰明朝边境，并以进贡名马为由，到内地刺探军情。王振从瓦剌的贡品中捞到很多好处，北方边务因而松弛。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春，瓦剌部首领也先又派出两千多人到北京贡马。
王振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一反常情，压低赏金。也先得到报告，以污辱“贡使”为名，于七月分兵四路进攻。明军先后在猫儿庄（今山西大同北）、阳和（今山西阳高）等地打了败仗。
边报送到北京，朝廷派驸马都尉井源等人，统领4万大军出塞御敌。
急于树威朝廷、建功立业的王振，这时却突发奇想。
他小看敌人的力量，以为只要御驾亲征，就可旗开得胜收复蔚州。到时候，皇上凯奏还都时，顺便到他的家乡蔚州走走，可以使自己风光风光。于是，他力劝皇帝御驾亲征。当时兵部尚书邝（yě）、兵部侍郎于谦等人，都不主张英宗亲征。但英宗在王振的怂恿下，不听众臣劝阻，命他的弟弟（chéng）王朱祁钰驻守北京，邝随从出征，兵部事务由于谦代理。
按照皇上的诏令，准备工作只有短短两天的时间，既要调兵遣将，又要准备辎重，使得朝廷内外，乱成一团。
明英宗被俘
50万大军匆匆上路，既没有进行思想动员，又没有足够的后勤准备，甚至没有统一的作战方案；部队又是从各地仓促调集的，将帅和士卒之间门户之见很深，军令不畅，各部之间因利益冲突而发生的内讧时有发生。
大军走出居庸关，一连几天大风大雨。战士们穿着厚重的铠甲，拖着疲惫的身子，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行进。
很多人病倒后便死在路旁，连尸首也无人掩埋。因此，军心动摇，厌战的情绪笼罩军营。
更为严重的是，大军还没走到大同，粮食就已经吃光，饿死病死的士兵日渐增加。看到这种情形，随征的大臣泣请英宗原地驻留，不要冒险推进。王振知道后，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他们绑赴军前示众。从此，再也没人敢反对他的意见了。
瓦剌的首领也先，有勇有谋，得知明军北进的消息后，便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英宗进驻大同，根据王振的安排，准备继续北进。先锋井源中了敌军的埋伏，西宁侯朱瑛和武进伯朱冕受命率军驰援，又遭到也先伏击，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大同，王振固执己见，不愿放弃冒进的决策。后来，还是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看到形势危急，悄悄向他进言，陈述利害，他这才有了撤军的念头。
第二天，王振要英宗下了退兵的诏令。
撤军前，大同总兵郭登建议皇帝的车驾从紫荆关绕道南归，才能确保安全。王振就是不听。他先是想折回蔚州老家露露脸面，后来又突然改变主意，决定仍走老路。这就耽误了退兵的时间。
八月十三日中午，大军撤到离怀来城20里的土木堡一线。英宗本该进城休息，但因王振督运的100多辆辎重车还在后面，便决定在土木堡等候。
土木堡地势开阔，无险可凭。王振一意孤行，拒绝劝谏，在此扎营。一夜过后，瓦剌的追兵就赶到了这里，将几十万明军团团围住；水源也被敌军截断，明军饮水困难。两天两夜，人畜干渴，难以忍耐。也先见全歼明军的时机成熟，便令南面的部队后撤。明军不知是计，开始移动。就在这时，佯装退却的瓦剌骑兵突然从两翼冲杀过来。明军来不及抵抗，被打得人仰马翻。几十万大军土崩瓦解，一败涂地。随征的大臣，除萧帷祯、杨善等少数人逃脱外，其余全部死于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乘乱杀死了王振，保卫皇上，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英宗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东躲西藏，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最后，他只好听天由命，一盘腿坐在路旁的草丛中。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堂堂大明皇帝，做了瓦剌人的俘虏。历史上把这次事件叫做“土木堡之变”。
城保卫战
英宗战败被掳的消息传到京城，朝堂上痛哭流涕者有之，怨天尤人者有之，悲愤激昂者有之。他们大骂王振专权误国，毁了大明天子，至于怎样稳定当前的局势，挽狂澜于既倒，却无人拿出一个退敌的主意来。翰林侍讲徐锃（zèng）胆小怕死，竭力主张南逃；礼部尚书胡滢（yíng）慌得语无伦次，说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部侍郎于谦愤然对大家说：“大敌当前，不思为国分忧，依我看，主张南迁的人应该斩首示众！北京是我朝根本，本动枝摇，国无宁日。宋室南渡，应为前车之鉴。
当务之急，就是赶快调动兵马，安定人心，死守京城！”
他的主张，当即得到了许多大臣的赞同和支持。太后也采纳了他的意见。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九月初六日，太后下诏，命英宗的胞弟王朱祁钰即皇帝位。他就是明史上的代宗景泰皇帝。
朱祁钰即位后，下诏抄没了王振的家产；当众宣布，被大臣们打死的王振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等人罪有应得，朝廷不予追究，稳定了大家的情绪。接着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总理守城军务。于谦受命后，一面整顿留守京城的部队，一面从山东、河南等地调兵增援。死气沉沉的北京城又显现出了勃勃生机，军民的抗敌热情高涨。
十月，也先见明朝另立皇帝，不肯屈服，便采纳降官喜宁太监的建议，以送回英宗为借口，攻破了紫荆关，妄想打着这张王牌，向明政府大肆勒索。哪知他的阴谋并未京得逞，新皇帝登基就是给他的一个沉重回击。也先遂带领大军南进，逼近北京城郊。
总兵石亨提出据城坚守。于谦不以为然，认为被动防守不能取胜，只有出城迎战，变被动为主动，才能最后达到彻底消灭敌军的目的。瓦剌兵临城下，气焰嚣张，如不迎头痛击，岂能鼓舞士气，以壮军心？
他调集了22万精锐部队，做好了迎战部署，只留都督王通、副都御史杨善率部分兵力担负守城任务，主要兵力全部布置在九座城门以外，严阵待敌。九门兵力，统由石亨调度。于谦又公布作战纪律，凡是不顾士卒率先退却的将领，就地正法；士卒不听将令，擅自逃离战场的，后队斩其前队。他还以“忠义”晓谕全军，激发将士守土卫国的热情。
十月上旬，明军在彰义门外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先知道明军做好了守城准备，料难攻下，便以英宗为诱饵，愿与明军议和，妄图勒索财物，见机行事。
于谦看出了敌人的奸计，严词拒绝。瓦剌军又先后向德胜门、西直门等处进攻，都遭到了失败。
冬天已经来临，城头滴水成冰，也先知道攻城的计划已难以实现：逗留日久，不仅粮草供应不上，明军一旦集结，就有遭到围歼的危险。他开始考虑后路，先派5万人马进攻居庸关。守将罗通见敌军蜂拥而来，便命士兵用水浇灌城墙。夜里寒风凛冽，城墙结冰，又光又滑，敌军无法攀登。也先又获悉明军各路人马即将赶到，于是挟持英宗向良乡（今北京市房山东）方向撤退。于谦探知敌军动向，即令神机营组织火炮，猛烈轰击，毙敌1万余人。瓦剌军乱作一团，四散溃逃。明军分道追歼。仅在霸州（今河北霸州）一地，就俘敌将领近50人，夺回被掳掠的各族群众不下1万，还有辎重、骡马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无数。
也先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塞北。
后来，瓦剌内部发生权力斗争，暂时放弃了南侵计划；还把英宗送回北京，缓和与明朝的紧张关系。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二月，总兵官石亨、副都御史徐锃和太监曹吉祥等，趁景泰帝病危，密谋拥立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
在英宗复辟的过程中，于谦惨遭石亨、徐锃等人杀害。
于谦冤死，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他遇害时，京郊妇女无不涕泣。在保卫北京中屡立战功的副总兵范广，也被石亨等说成是于谦一党而被杀害。后来，京师一带流传民谣说：“京都老米贵，哪得饭（范）广；鹭鸶水上专，哪得鱼（于谦）。”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抗战爱国勇士的深切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