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能够像个最普通的人一样露面、说话与行动。
——哈菲兹（Shams-ud-din Muhammed Hafiz）
储藏室里的气味儿闻起来像在非洲。站在两米宽三米长的房间边缘，听着圣巴勃罗大道高峰时段的车流，摩顿森心中涌起一种只有坐了四十八个小时飞机才会产生的时空错置感。在离开伊斯兰堡的飞机上，他充满了信心，计划着几十种募款建学校的方法。但回到加州柏克莱后，他却完全无法适应。艳阳高照下，置身于悠闲漫步、打算再来杯意大利浓咖啡的富裕大学生中间，摩顿森觉得自己正渐渐消失。对哈吉·阿里的承诺，像在漫长转机旅程中，边打瞌睡边看完的电影，醒来后剧情已忘了大半。
时差、文化冲击，这些让人感觉时空错乱的魔鬼，已经袭击过摩顿森太多次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到这儿来，正如过去每次登山归来一样——回到柏克莱第114号个人储藏室。这个充满霉味的空间是他回归原点的地方。
他掉入浓郁的黑暗中，在头顶摸索着电灯的拉绳。灯亮了，眼前是堆在墙边、布满灰尘的登山书籍，还有父亲留给他的非洲大象黑檀木雕；吉吉压在页缘翻卷的老相簿上头，这咖啡色的猴子玩偶曾经是摩顿森最亲密的伙伴，勾起他那渐渐被感官经验湮没的记忆。
摩顿森拿起这个儿时的玩具，发现非洲木棉已经从它胸部的裂缝中漏了出来。他把头埋在吉吉身上，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又回到坦桑尼亚那栋空心砖的大房子，他在绿荫蔽日的胡椒树下嬉戏。
和父亲一样，葛瑞格·摩顿森出生在明尼苏达。1958年，父母带着3个月大的他开始他们生命中最大的冒险——前往坦桑尼亚，去非洲最高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传教。
父亲厄文·摩顿森出身于充满关爱的路德教派家庭，与幽默作家葛瑞森·寇勒在《渥布冈湖》里写的那位沉默的男人一样，厄文也认同沉默是金。
身高超过一米九十的厄文，天生有着运动家的体格，婴儿时期就已经是个壮硕宝宝，绰号“登普西”，也就是当时驰名美国的重量级拳王。自此这个绰号取代了厄文的真名。登普西在家中最小，排行第七。经济大萧条时期他的家庭濒临破产，靠着与生俱来的运动细胞——他当选为州橄榄球代表队的四分卫，担任州篮球代表队的后卫，得以离开皮克特湖边的家乡小镇，步上通往广阔世界的康庄大道。登普西靠着橄榄球奖学金进入明尼苏达大学，一边照料着自己在球场上冲锋陷阵造成的冲撞淤伤，一边攻读大学学位。
他的妻子洁琳也是运动员出身。她在跟家人从爱荷华搬到明尼苏达后，很快就为登普西神魂颠倒。登普西在堪萨斯州服役时休假三天，两人闪电结婚。“登普西热爱旅行。”洁琳说，“他很想看看比明尼苏达更大的世界。我怀葛瑞格的时候，有一天他回到家，兴奋地说：‘坦桑尼亚需要老师，我们去非洲吧！’我根本不可能拒绝。所以我们就去了。人在年轻的时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除了知道坦桑尼亚位于肯尼亚和卢旺达之间，他们对那里一无所知。在摩西，路德教会把摩顿森一家安顿在一幢曾属于希腊枪贩，后来被政府没收的大房子里。就像人们常说的“傻人有傻福”一样，一时冲动来到非洲的这家人，立刻深深爱上了这个在1961年独立的国家。
“年纪越大，我越感激拥有那样的童年。那是天堂。”葛瑞格说。
和那栋被如茵绿草包围的大房子相比，葛瑞格觉得院子里高大的胡椒树更像是他真正的家。“那棵树是安定的象征。”他说，“黄昏时，住在树上的几百只蝙蝠成群飞出觅食。雨后，胡椒的味道弥漫整个院子，香极了！”
登普西和妻子洁琳都不会强迫别人信教，所以他们家越来越像是当地人的社区中心。登普西在院子里设了一个垒球场，胡椒树的大树干做球档；他还组建了坦桑尼亚第一个高中篮球校队联盟。但登普西和洁琳真正的生活重心不是这些。
登普西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生命中最伟大的成就——募款兴建乞力马扎罗基督教医学中心，也是全坦桑尼亚第一所教学医院。洁琳则投身于摩西国际学校的教育工作。这所学校就像一座文化大熔炉，将移居当地的各国小孩集中在一起。“就像个小联合国，学生来自二十八个不同的国家，在犹太人的光明节、基督教的圣诞节、印度的排灯节等各国节日都会举行庆典。”葛瑞格就读于这所学校，快乐地徜徉于各国语言文化之海。国籍差异在他看来微不足道，所以当小朋友们因为国籍不同而打架时，他总是很难过。有一段时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相当紧张，印巴籍的学生会在下课时玩战争游戏，假装拿机关枪扫射或做出将俘虏斩首的动作，这是童年经历中最让葛瑞格痛苦的。
“葛瑞格讨厌跟我们上教会。”洁琳还记得，“因为每一位非洲老太太都想摸他的金发。”除了这一点，葛瑞格是在没有种族意识的童年中长大的。
11岁那年，葛瑞格爬上了他生命中的第一座高山。“打从6岁起，我就老盯着乞力马扎罗山的山顶看，央求父亲带我到那儿去。”终于，有一天葛瑞格得偿所愿。“我走到喘不过气，一路呕吐着爬上山。我恨死了当时的感觉，但当我在晨曦中站上山顶，俯视着脚下广袤的非洲平原时，我知道自己注定会爱上登山。”葛瑞格说。
洁琳一共生了三个女儿，凯芮、桑雅以及在葛瑞格12岁时出生的克莉丝塔。家中其他三个孩子很快就长得跟父母一样健壮，克莉丝塔却一直纤弱瘦小。她和家里其他成员看起来迥然不同。一周岁时注射天花疫苗，她产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她的整只手臂发黑。”洁琳说。她认为那次注射的牛痘病毒可能导致了克莉丝塔后来的脑疾。3岁时，克莉丝塔感染了严重的脑膜炎，之后再也没能恢复健康。快8岁时，她开始出现经常性的抽搐，医生诊断为癫痫。即使在癫痫没发作的时候，克莉丝塔也同样承受着痛苦，“她很快就学会了认字，但那对她来说只是一堆声音，她完全不知道那些声音所代表的意思。”
成长中的葛瑞格是克莉丝塔的守护者，他不让她受任何人的嘲笑。“克莉丝塔是我们兄妹中最棒的。”他说，“她从容优雅地面对自己的缺陷。比如，她早上得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穿好衣服，为了尽可能不耽误大家上学，她会在前一晚把衣服准备好。她相当体贴，善解人意，这一点，很像我们的父亲。”
葛瑞格满十四岁那年，父亲那所拥有六百四十个床位的教学医院终于峻工，坦桑尼亚总统在落成剪彩时出席并致辞。为了庆祝医院落成，登普西在院子里举办烤肉派对，买了成桶的甜酒，又将院子里的灌木丛砍光，以容纳五百位当地客人和外宾，还在胡椒树下搭了个舞台。登普西穿着黑色的坦桑尼亚传统服装上台致辞。
他表情平静，用斯瓦希里语说：“十年后，乞力马扎罗基督教医院的每个部门主管都将是坦桑尼亚人。这是你们的国家，这是你们的医院！”
“我可以感受到在场非洲人的快乐和骄傲。”葛瑞格回忆道，“他们原本以为我父亲会说：‘看看我们帮你们做了什么！’但是他却说‘看看你们为自己做了什么’！”
结果正如他所言。他盖的医院至今依然存在，是坦桑尼亚最好的教学医院；而且在医院建好十年后，所有部门主管都是非洲人。我觉得很骄傲，这个有着博大胸襟的男人是我父亲。他让我，让我们所有人认识到：只要你相信自己，就能做成任何事情。
当学校和医院都建好，步入正轨后，摩顿森一家在坦桑尼亚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有个诱人的工作在耶路撒冷等着登普西——在橄榄山上为巴勒斯坦难民建一间医院——不过登普西和洁琳决定，该让孩子回去体验美国生活了。
要回到久未谋面的祖国，葛瑞格和妹妹们既兴奋又紧张。葛瑞格翻出家里的百科全书，找到每个州的介绍，一边想象，一边做着回国的准备。过去十四年来，在美国的亲友一直给他们寄明尼苏达双城队的剪报。葛瑞格把这些都收藏在房间里，晚上睡前拿出来一读再读。那是他渴望了解的另一种文化。
第一天到美国高中上学，葛瑞格看到圣保罗中学里有很多黑人同学，不禁大大松了一口气，好像摩西离他并不那么遥远。
消息很快在学校里流传开来：那个15岁大块头的害羞男生是从非洲来的。下课时，一个高大魁梧、脖子上挂着凯迪拉克链坠的篮球队员把葛瑞格逼到饮水机旁，一群叫嚣的狐群狗党也围了上来。“你不是非洲人！”他鄙夷地说，然后那群同伙开始拳如雨下地痛殴葛瑞格。葛瑞格本能地用手护住头，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当他们终于停手后，葛瑞格把手放下来，双唇颤抖着。带头的男孩突然对着他的眼睛就是一拳，另一个拿起垃圾桶倒扣在他头上。葛瑞格站在那里，头上顶着发臭的垃圾桶，听着他们的狂笑在走廊里慢慢远去。
总体来说，葛瑞格对美国文化适应得很快。他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音乐和科学，当然，还有他遗传自双亲的运动才能。
但另一方面，他还是与美国生活脱节。“葛瑞格这辈子从来没准时过。”他母亲说，“从小开始，他就一直按照非洲时间作息。”
在非洲的工作给了这家人丰厚的报偿——但并不包括金钱。所以家里付不起私立大学高昂的学费。
“我是靠《退伍军人法》在退伍后领补助上大学的。”父亲说。于是葛瑞格在高三那年前往圣保罗军人招募中心，签下两年的职业军人协议。
“越战才结束不久，”葛瑞格说，“我竟然去当兵，同学们都很惊讶。不过我们实在太穷了。”
高中毕业第四天，他前往密苏里州的立奥拿伍堡军事基地，接受新兵训练。当大多数同学在上大学前的暑假睡意正浓时，葛瑞格在当兵第一天，清晨五点就被中士吓醒了——他粗鲁地踹着寝室里的行军床，大吼：“赶快起床！”
“我不能被这个人吓倒。”第二天清晨五点钟，葛瑞格已经穿好军服，坐在床上跟士官长帕克斯问好了。
“他大骂我没有按规定睡足八小时，罚我做四十个俯卧撑，然后要我步行到司令部，给了我一个袖徽，让我戴着回寝室。‘这是摩顿森，他是你们的新排长！’中士说，‘他比你们这群混账军阶高，所以照他说的做！’”
摩顿森为人谦和，指挥效率并不算高，但他的表现仍旧相当抢眼。橄榄球校队和田径队的训练让他体能优异，军中的基本训练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甚至不如越战后美军委靡的士气让他记忆深刻。摩顿森和第33装甲师一起被派驻德国，行前接受医护训练，成为一名医护兵。这也开启了他这辈子对医护的兴趣。
“刚入伍时很天真，不过军队生活能让你一夜长大。”摩顿森说，“很多人在越战后都染上毒瘾。有些人因注射过量挂掉了，然后我们就得去收尸。”在一个寒冬的清晨，他们去给一位中士收尸——因为是同性恋他被人痛殴，丢在满是冰雪的壕沟里。
派驻在东西德边界附近的班贝格时，摩顿森练就了随时可以入睡的本领，这让他的余生受益匪浅。这得感谢军队里不规律的作息，他们必须在任何地方入睡，也必须瞬间恢复清醒。“我从来没对任何人开过枪。”摩顿森说，“当时柏林墙还没倒，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M16步枪瞄准镜里观察东德卫兵的动静。”放哨时，如果发现东德狙击手射杀企图逃亡的民众，卫兵被授权可对狙击手开枪。“这种状况偶有发生，不过从没在我站岗时发生。感谢上帝。”
摩顿森在德国认识的大多数白人士兵，都会在周末“找女人、喝得烂醉、或是嗑药”，所以他宁愿跟黑人士兵一起搭免费军机，去罗马、伦敦或是阿姆斯特丹逛逛瞧瞧。那是摩顿森头一回自助旅行，他发现旅行和旅伴都棒得不得了。“我在军中最好的朋友都是黑人。那是离开坦桑尼亚后我第一次不再觉得孤单。”
继“迟到”后，摩顿森养成了第二个最难改变的习惯——再也没办法把车往前开进停车场：即使已经退伍多年，摩顿森仍是倒车入库，无论在巴基斯坦，还是在家。按照军中灌输的观念，这样，他的脸才能永远面向前方，万一车子着火可以迅速逃生。
摩顿森申请了退伍军人奖学金，选择到学生族群更多元化的南达科他大学读书。
母亲当时也是学生，正在攻读她的教育博士学位，父亲则找了一份待遇很差的无聊差事，长时间在明尼苏达的一间地下室处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法律问题。葛瑞格半工半读，在学校自助餐厅洗盘子，在达科他医院担任夜班护理员。每个月，他都偷偷把部分收入寄给父亲。
1981年4月，葛瑞格在南达科他州的第二年，父亲被诊断出癌症，那时他才四十八岁。葛瑞格在大学主修化学和护理，得知父亲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结和肝脏，他清楚自己很快就会失去父亲。于是他每个月两次驱车六小时回家陪护父亲，每次都发现父亲的病情恶化。
他提出暂时休学全力照顾父亲，但登普西却喊：“你敢！”葛瑞格只能持续隔周一次的探望。天气好的时候，葛瑞格把父亲带到户外，坐在躺椅上晒太阳。像在坦桑尼亚时照料绿茵庭院一样，登普西一直把罗斯维尔家中的花园照顾得好好的。现在，他也要儿子把杂草及时清理掉。
深夜，葛瑞格在床上辗转反侧时，总会听到父亲打字的声音。他正忍着病痛，安排自己葬礼的程序，母亲则坐在沙发上打盹，一直等到打字机停止，她再陪丈夫回房休息。
9月，葛瑞格最后一次探视父亲时，他已经住进圣保罗的中途医院，无法下床。“我第二天一大早要考试，但我不想离开他。”摩顿森回忆道，“病魔让他十分痛苦，但只要我在他身边时，他却总把手放在我肩上安慰我。最后我不得不离开时，他跟我说：‘办好了，一切都办好了。每件事都处理好了。’他一点也不害怕死亡。”
像在摩西时筹划盛大的派对，为他们的非洲旅程画上成功的句号一样，对于自己结束世间旅程的仪式，登普西仔细规划了所有程序，包括最后一首圣诗。第二天清晨，他安详离世。
在罗斯维尔的“和平王子”路德教会，许多人参加了这场登普西生前亲自筹划，名为“返家之乐”的追思礼拜。葛瑞格用斯瓦希里语追忆他的“爸爸、卡卡、努都古”（父亲、兄弟、朋友）。
父亲过世后，葛瑞格开始担心会失去克莉丝塔，她的癫痫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了。葛瑞格决定在家居住一年，陪伴他最小的妹妹。他帮克莉丝塔找了份组装四号点滴袋的工作，并陪她在圣保罗坐了几十趟公交车，直到她学会自己坐车。克莉丝塔对哥哥的女友非常感兴趣，还问他一些羞于向母亲询问的性知识。葛瑞格知道克莉丝塔开始约会时，还以护士身份为她上了一堂性教育课。
1986年，摩顿森开始修习印第安纳大学的神经生理学课程。他天真地以为只要努力学习，就能找到治愈妹妹疾病的方法。但医学研究的进展速度对这位28岁的年轻人来说，实在太缓慢；而且他越了解癫痫，越明白治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越失望。
他坐在实验室里，埋头苦读厚厚的教科书，却发现自己的心事、精力无处宣泄。
摩顿森感觉到心里有股难以按捺的骚动。现在他有祖母的酒红色老别克车，给它取名“青春传奇”，还存了几千美金。他很想去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奔向户外的生活，就像他在坦桑尼亚的生活一般。加州不错，于是他把行李扔进“青春传奇”，上路了。像当年父亲去非洲时那样上路了。
他要去攀岩。
和大多数他曾认真钻研的事物一样，摩顿森在攀岩技术方面的学习直线上升。在加州的头几年，他不是在南加州接受一整个礼拜的攀岩训练，就是在尼泊尔担任登山领队，攀登海拔超过六千米的高山峻岭。对摩顿森来说，历经母亲严谨管教的童年，以及从军、读大学、念研究所之后，此时的自由攀登充满惊喜。他开始在旧金山湾区的急诊室担任创伤护士赚钱，然后值众人避之不及的大夜班和假日班，以换取登山所需的休假。
摩顿森醉心于攀登活动。在旧金山湾区爱默维尔，一所由旧仓库改造的攀岩馆里，他日复一日练习攀岩技巧。他还随队攀登过贝克尔山、安娜普尔娜IV峰、巴伦哲峰等喜马拉雅山区的高峰。不登山的时候，他就跑马拉松，进行有规律的运动训练。
“从1989到1992年间，我的生活里只有登山。”摩顿森说。学习登山知识对他的吸引力，几乎和攀登本身一样强烈。他累积了百科全书般的登山知识，翻遍湾区的二手书局，寻找19世纪的登山探险故事。“那些日子，我的枕边无时无刻不放着一本《登山圣经》。”
克莉丝塔每年都来探访他，他总是努力让妹妹了解自己对登山的热爱，还开车带她到优胜美地。
1992年7月23号，摩顿森和当时的女友安娜正在攀登内华达山脉东边的思尔山。登顶成功后，他们在冰川附近露营过夜。第二天清晨四点半，两人开始往山下走。摩顿森突然一脚踩空，整个人往前翻了个跟斗，然后开始沿陡坡滑坠，下滑速度越来越快，身体几次弹起一米多高又重重摔下。沉重的背包把他的左肩拉得脱了臼，肱骨也折断了。滑坠了两百五十米的垂直高差，他才勉强靠没摔断的右手用冰镐制动住。
历经昏昏沉沉的二十四个小时，摩顿森跌跌撞撞忍痛下山。走出山口后，安娜开车把他载到加州毕夏最近的急诊室。摩顿森从医院打电话给母亲，告诉她自己没事，却听到了比摔伤更让他痛楚的噩耗：克莉丝塔走了。就在摩顿森在思尔山滑坠的那一刻，母亲打开克莉丝塔的房门，准备叫醒她去爱荷华州的代尔斯维玉米田旅行——为了庆祝她23岁的生日，母女俩计划前往克莉丝塔最喜欢的电影《梦幻成真》的拍摄地旅行。
“当我打开房门时，她整个人趴在地上，好像是刚上完洗手间要爬回床上一样。”洁琳说，“全身发紫。”
摩顿森手臂吊着石膏，在明尼苏达与父亲告别的那所教堂里，参加了克莉丝塔的葬礼。舅舅连恩多尔林牧师对着满场啜泣的追悼者致辞时，将《梦幻成真》中最著名的台词稍作修改：“我们亲爱的克莉丝塔将会醒来，问身旁的人：‘这里是爱荷华吗？’然后他们回答：‘不，这里是天堂。’”
妹妹的葬礼结束后，摩顿森返回加州，他像个游魂一样，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是唐·马祖尔的一通电话把他从魂不守舍中解救出来。摩顿森听说过马祖尔的丰功伟绩，他是个成功的登山家，正在筹组队伍准备攀登乔戈里峰。这是登山者的终极试炼。他需要一位懂高山医护的搭档。“你有没有兴趣？”马祖尔在电话里问。
摩顿森也这样问自己。或许这是一条路，一条让自己回归正轨的路，同时也是纪念妹妹的最好方式。他会爬上最令人敬畏的山顶，然后将这次攀登献给克莉丝塔。他必须从这个悲剧中寻找到意义。
一辆十八轮大货车从外头的圣巴勃罗大道上隆隆驶过，将小小的储藏室震得晃动起来。摩顿森温柔地把脸庞从吉吉身上移开，回到现实。他走出储藏室，从“青春传奇”车厢中取出他的登山装备。
他把安全带、绳索、冰爪、铁锁、岩塞和上升器都整理好，挂回五年来它们只短暂待过的位置。这些曾随他跨越大陆攀越巅峰的设备，这些曾被人类视为无懈可击的工具，如今看来却如此软弱无力。怎样才能募到足够的款项呢？他该如何说服美国民众关心远在世界彼端、在寒风里用棍子在泥土上写字的孩子？
他再次拉动灯绳，储藏室里瞬间漆黑一团。摩顿森锁上门之前，一抹加州的阳光射了进来，从吉吉磨损的塑料眼睛中，折射出些微亮光。
